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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总真的没关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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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归档
我在档案里面找到三张未报销的发票，发票上的日期都和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有关。我的第三任老总骆先生，在他上任第一年的某一天，把一份包装精美的礼品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惊诧异常并惶恐于收礼的不安：他为什么无端端地送礼物于我？我惴惴地拆开礼物，里面有张小卡片，卡片告诉我说今天是“国际秘书节”。这真是个鲜为人知的节日，包括身为秘书的我自己。
小卡片里面夹着礼物的发票，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这个礼物值多少钱，这很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按照我的理解，上司要是给我发票就涉及到报销和入账事宜。我拿不定主意这份礼物的发票是否要报销，我一连三天仿若无心地把它夹在给骆总签名的文件里，但他都没有在上面签字，没有签字就表示不报销。
骆总在任的三年中，每年四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我都收到他的礼物，而且每份礼物都放有发票。在骆总离任的那天，我准备了一份礼物想送他，但是，我为放不放发票感到为难。于是，我问骆总，为什么要在礼物中放发票。他告诉我说，有时候，价格远比实物更重要——他说得没错，我记得发票上的金额甚于记得礼物本身。
那三张发票被我归了档，有好多类似的东西也被我归了档。归档是一个重要的工作，运用好的归档方法，我可以检索到过去十年里的每一天。我在档案柜里面找到了它们，它们或许只是一份行政通知、一张报价单、一张运费收据，别人看到它们只是普通的文件和单据，但是对我来说，它们是我十年来朝九晚五的浓缩。
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篇写道：“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但是，我现在想着旧时月亮，月初上弦，月中圆满，月末下弦，而颜色都是一样地明亮鲜黄，还因此联想到让月亮生辉的太阳的灿烂。我打开档案柜就是打开压缩了的日月，从我刚刚穿上套装的那一刻开始。
那些过去的时光似乎是我整理好的那些文件，它们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躺在文件夹里。现在，我有了叙述的愿望——对我来说，我叙述的故事远远重要过那些文件本身。那些日子，只有我才能阅读，也只有我才能叙述。
我是二二。家有三姐妹，排行二，家里人称阿二，大名里有二，故称二二。
我是一个十年老秘。现在人家问到我的职业时，我总是用“老秘”这个词来回答人家，颇有十年媳妇熬成婆之感。
我和老总真的没关系
什么叫醍醐灌顶？我终于领略到了。
我每天接许多电话，还专门参加过接电话的礼仪培训，我相信我的语气和用词没有出错。可是电话里的那个人，一个和我们合作很久的客户，在说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冷不丁来了一句：“十年了，你怎么还在呢？”我史无前例地拿着电话怔住了。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十年老秘。现在人家问到我的职业时，我总是用“老秘”这个词来回答人家，颇有十年媳妇熬成婆之感。
“老秘”是相对于“小秘”而言的，全国人民都知道“小秘”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可能不知道。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在我十年的秘书生涯中，我的四任老总都没有看上过我，没有让我成为全国人民都知道的那种“小秘”，不知是不是我的失败？我曾经对镜审阅过自己良久，还不至于有恐龙之嫌。就是因为和恐龙还有点差距，我和我的老总一起工作的时候，总不免有人用打量“小秘”的眼光打量我，我忍了。
我喜欢这份工作。在这个庞大的集团里，老总是受薪的，因为是受薪的，所以他们不可能长久地在同一任上。一个人在同一地方窝久了总会被“管理学”假设为贪污谋私利，管理学真的很了解人的本性，它无视道德。但是，老总在其职位上有完整的自主权。每次更换老总的时候，我都认为我辞职的时间到了。但是，我的老总们都没有换掉我，因为他们需要我。他们上任的时候，我会提供最详尽的资料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他们所处的新环境。在这之前，我用“设身处地”这一招去推理：新来的老总他会需要些什么呢？我想，在那时候，最好色的老总想的也不会是女人的身体。
看到我做了四任老总的秘书，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有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度的供应商在酒桌上大着胆子问我：“你到底有什么手段啊？”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在男女情事上一定有很特别的手段，所以才能笼络住四个性情、嗜好、体态各异的老总。我没有像刘胡兰一样站起来义愤填膺地去指责他，事后也没有记他仇取消他的供应商资格。“如果你有机会来当我的老总，你就知道了。”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可我心里想的是：“你要是真有机会做我的老总，我马上递辞职信。”
一直生活在“小秘”的嫌疑中，真恨不得在出入社交场合时挂块牌子，上书：“我和老总真的没关系！”现在，终于结婚生子，嫁的好在不是个老总。这么多年辛勤工作，以为总算脱离掉“小秘”的尴尬，可以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个“老秘”啦。但是，今天早上电话里的那句“你怎么还在啊”又让我气短起来。回家诉之于先生——这个无惧我“小秘”嫌疑而勇敢娶我的男人，他在听了我的诉说后，突然冒出一句：“也真是的，你的历届老总为什么都不换掉你呢？”
Butterfly刘和Helen杨是公司里的两个美人。两个美人年纪相当，都是身材高挑，瓜子面孔，长发及腰。她俩在公司里行走，衣袂飘飘，让人赏心悦目。
美人争
Butterfly刘和Helen杨是公司里的两个美人。两个美人年纪相当，都是身材高挑，瓜子面孔，长发及腰。她俩在公司里行走，衣袂飘飘，让人赏心悦目。听说，公司里的员工们分成了两派来争论Butterfly刘和Helen杨到底谁更漂亮。听说，这种争论已经成为住在集体宿舍的员工们入睡前的保留节目，但是一直没有听说她俩哪个获胜了。也就是说，民意测评的话，她俩打了个平手。
Butterfly刘和Helen杨虽然在外貌上不相上下，可是，她们有个很显著的不同点：Helen杨是业务部的经理，而Butterfly刘只是个业务部的职员。职位是重要的，敏感的，不管是不是个美人，职位低，而上司又不为美貌网开一面的话，做错了事，一样要挨训。但是，我没见过Helen杨很明显地训过Butterfly刘，倒是Butterfly刘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说Helen杨坏话的机会。
Butterfly刘有强烈的升职愿望。她曾经来找过我，说希望和老总谈谈，因为老总想见的人和想见老总的人一般都是由我来安排时间。她站在我的办公桌旁说话的时候，老总刚好经过我们身边。Butterfly刘马上把胸口挺了起来，以她所认为的最好的姿势站着（仿若《粉红女郎》中的“万人迷”），等老总过去了她才放松下来——Butterfly刘老忘记我也是个女人。
Helen杨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美人形象。工作一忙起来，她把头发胡乱地往脑后一挽，在办公室风风火火地走动，用干脆的语气要求Butterfly刘应该怎样做。我总是觉得Helen杨那时的样子特别漂亮，所以，我一直没有让Butterfly刘见老总，我很委婉地暗示她，升职要走绩效考评的程序，不是见老总就能解决的。
让我意外的是，董事会来了个文件，说要借用Helen杨一段时间，把她调到了集团的另一个产业部门。Butterfly刘那段时间显得特别高兴，虽然没有一个人提议让她转正做业务部的经理。我打电话去问执行董事的秘书阿咪，阿咪是我的好朋友，她偷偷地和我说，这可是重大机密，董事会的主要成员都收到了一份匿名传真，说Helen杨利用公司资源，以权谋私，所以高层们决定先把她调离。我知道公司的原则是不鼓励匿名报告，但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这种政策在实行起来的时候，就变得和老蒋的政策一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Helen杨成了那封匿名信的牺牲品。
老总显然比我聪明，他和我谈起Helen杨的时候，不经意地说：“我们也随时会让匿名信给告的。”不久，老总提出开源节流，人力资源部上报冗余名单，Butterfly刘赫然其上。在上报名单之前，我和人力资源部的经理阿菲闲聊，也不经意地说了句：“我们说不定也会和Helen杨一样。”阿菲真是个聪明人，她开玩笑地和我说：“咱们好歹也算是准美人。”
其实，我还不能全部用英文来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不可能抛弃中文，所以，我要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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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英语
今天一上班，接到一个电话，问我“Fax号码”是多少，过一会儿，又接到一个电话，问我“传真number”是多少。当然，我听得懂，他们问的是传真机号码是多少，我一一作了回答。放下电话后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不直接说“传真号码”或“Fax number”呢？
若是在平时，我不会去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偏偏昨晚看了一篇短短的小说，其中讲到了散装英语。小说里说，说散装英语的人其实都是很浅薄的，是虚荣是崇洋是半吊子卖弄，于是，我严格地反省了自己。
我们的同事，有不少是外籍的，个个都有英文名，于是，我们这些中国生中国长的人，为了迁就他们，也个个有了个英文名。我的英文名叫Annie。我有个小名叫“阿妮”，某港籍同事偶然听到我家里人称我“阿妮”，欣喜若狂，回了办公室向各位宣布我的英文名叫Annie。自此，无人再称我为“密司杨”，连土生土长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人都叫我Annie，以至于人家偶尔叫我中文名，我还半天反应不过来。
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久了，我说话不可避免地夹杂了不少英语单词，正所谓散装英语。鉴于昨晚小说的教育，我想，从今天起，我要严格地用中文来表达我的意思。其实，我还不能全部用英文来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不可能抛弃中文，所以，我要从良！从今天起，我要全部用中文表达我的意思！
我继续接电话。其中一个分公司的秘书“克里斯蒂娜”电话我，她说：“Po list签了没有？”我答：“嗯，是订单的清单，订单的清单还没有签。”她在那边停顿了一下，“订单的清单？订单的清单？我说的是Po list啊！”我就口齿清晰地重复了一下：“订单的清单确实没有签！”她在电话那头嘟哝了一声，就挂了。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中国人，我很反感她取了一个这么长的英文名，我总是无法记住那个英文名字的拼写。
然后，我开始工作，轮到我打电话出去了。“亲爱的，日报表可以传真过来了吗？”对方是个很熟的同事，早上通电话的时候可以肉麻一下。她在那边答我：“Darling！ Daily report还没有好，车间还没有sent有关数据上来。你得wait！”呜呼，我差点气绝。我回答说：“要尽快，亲爱的。”她在那边疑惑，为什么我不像往常一样回答她：“Urgent！ Honey。”
现在有个同事站在我旁边，他说：“给我一张考绩的Form吧。”年终考绩的表格，每人都有一张，偏偏他的不见了，而我刚好多出一张空白的。“表格！”我说，“你再说一遍，表格！”他老大不情愿地说：“嗨，请给一张考——绩——表——格吧。”
这个早上我挺快乐，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一句散装英语，我严肃认真地用中文表达我的意思，我在慢慢地不浅薄，慢慢地深刻起来了。可是，早上还没有过完呢，还有中午还有下午呢。我今天真的可以不说一个英文单词吗？那明天呢？正想着，抬头看到美国人John从走廊那头向我这方向走来，我赶紧躲到Toilet里去了。
老李把辞职表拍在执行董事面前，昂首挺胸步出了办公室，他脸色苍白，摔了一下门：“什么资本主义！”他是真的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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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的愤怒
老李不停地来问我申购报告批下来没有，以至于他一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摇头。
老李的报告递上去很久了。他申请买两台数控钻床，因为根据现在的生产量，在某工序不增加设备的话，这个工序就会成为整个生产流程的瓶颈，货物大量地积压在那儿，而下一个工序的人却无事可干。老李已经把那个瓶颈工序的工人们“三班倒”很长时间了，工人们劳累不堪，有了怨言，老李看着心急，所以一遍遍地来问我，报告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
老李曾经是安徽某县一家国营酒厂的副厂长，还有着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因为酒厂效益不好，他停薪留职来做了我们公司的厂长。用他的话说，他是从社会主义回到了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虽然都是厂长，但是资本主义的厂长和社会主义的厂长不一样，资本主义的厂长管不到钱，要用钱，就得打报告。小钱，打报告给老总，大钱，打报告给执行董事，更大的钱，就得董事会批准了。但是，作为高级经济师的老李，还是对“资本”二字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他说，不管制度是多么的严谨，所有的人还是会为“资本”二字负责的。
我很认真地和老李讨论过申购报告的事情。我告诉他，第一个步骤是将报告交老总签了，然后上报到总部的财务总监签了，再给执行董事签。凭执行董事签了名的文件，交给采购部，询价，货比三家，采购部再做报告文件，重复第一步骤。再凭执行董事签了名的文件（那时候执行董事应该批示由哪家供应设备了），再由采购部出订单，再重复第一步骤，都签了字了，然后把订单给设备供应商，就差不多了。虽然我说得很详细，老李的脸上却有点不耐烦，他说真麻烦！比我们国营企业还麻烦！
我劝老李耐心些，这些过程要是遇上某高层出差、某秘书疏忽或其他不可预计的原因会显得更加漫长。果不其然，接到财务总监秘书的电话，她说，新规定，购买固定资产之前必须做固定资产申请。也就是说，原先那份报告成了一张废纸。我辗转从财务部门得到了《固定资产申请表》，拿去交给老李，老李铁青着脸接了过去。
工人们受不了长期“三班倒”，接二连三地请假，老李不停地做思想工作。最后，班组长们都坐上生产线去了，而老李每天风风火火地跑来跑去。可是，货还是做不齐，订单完不成。我每天打电话去总部催问固定资产申请事宜，总是被答复说“等等”。
执行董事千年不遇地来到了我们公司，他召开了会议，老李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肥头大耳的董事手抓一叠文件慷慨陈词：“你们不要对我讲什么理由！没有理由！这些货死也要给我死出来！”会议之后，他把那叠文件放我面前，道：“找有关的人来谈谈是不是真的需要买设备。”我定睛一看，那是我们的《固定资产申请表》，附有很详尽的理由和数据。
老李把辞职表拍在执行董事面前，昂首挺胸地步出了办公室，他脸色苍白，摔了一下门：“什么资本主义！”他是真的愤怒了。
按照经验，在这样的场合，点菜的时候不要看餐牌，也不能看价格，否则会让客人感觉不好。只需把酒楼的经理叫过来，中气十足地请他介绍此处有什么特别的非比寻常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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