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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变革-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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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先孕的少女被成千上万地送到教养院和精神病院。1913年通过的“智力缺陷法案”准许地方当局认定和无限期地拘留那些贫穷、无家可归或只是“不道德”的未婚怀孕的妇女。因为当时普遍认为，非法怀孕本身就是智力低于正常水平的一个标志，因此该法案的各项条款可以、而且也确实被广泛地运用。来自比较富裕家庭的未婚先孕的少女有时可以做非法人工流产——比较贫穷家庭的少女也可以做，但要冒相当大的生命危险——然而在另一方面她们仍然是为社会所遗弃者。对性和生殖的无知被认为意味着智力低下，但这种无知非常普遍。一位1918年出生于伦敦的妇女，在乔伊·麦尔维尔所作的一项口述历史研究中接受访问，回忆起她母？在每晚睡觉时都要对她耳语一番，告诫她千万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否则她就会精神错乱。她没有询问为什么未婚妈妈被送进收容所。她只是想，“噢，她们活该；她们偷尝了禁果，她们已经疯了。”乔伊·麦尔维尔：“浅蓝色”，《新政治家和社会》，第2页；1991年，3月号。
女性们难以应付她们所促发的那些变化，这确实有什么奇怪的吗？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性行为中的强迫性是受挫的自主性。假定预先存在有性定向，那么与大多数男性比较而言，这一事实对大多数女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今天的两性来说，性预示了？密关系的希望前景（或凶兆），其本身涉及自我的各主要方面。格丽的不稳定的安全感与她需要反复证明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密切相关。她可以从频繁的艳遇中获得性快感，但却没有建立任何较为长期的依恋关系（直到她的生活后来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说她已经将一种男性的性行为模式内在化了，把性经验与一种见异思迁的追求联系起来；但是，由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这无异于一种破坏性的策略。正如卡苏所评论的：企图尽可能多地拥有性伙伴的女性是少之又少。有性瘾的女性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一方面她们首要的力量之源是性征服，另一方面她们却又通过性行为来满足自己对温存和爱抚的需要。潜在于大多数女性的性瘾行为之下的是一种对不断发展的关系的渴望。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57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的强迫性的性行为采取的形式五花八门，这强化了如下结论：它是某种潜在的综合征而非其明确的表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某些例子中，强迫性的手淫（也许每天几次）是主要成分；某些这样的女性几乎没有性伙伴。而在另一些例子中，一种在幻想层面上对性的迷恋式专注（这被一位女性描述为“一种充满恐惧的对性的专注”）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58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则是主要特征。就许多人而言，性行为类似于饮食失调中的那种循环。一段时间的性亢奋状态之后，性似乎变得令人厌恶了，以致个人几乎不再想有更进一步的性接触。大多数这样的女性似乎都可以达到性高潮。性高潮既是身体和情绪放松的时刻，也是胜利的时刻；但许多人在性前夕阶段就达到了高潮，在此阶段她们感到特别活跃甚至狂喜。
男性性行为的强迫性往往不同。在形容男性的词中没有荡妇这个词的对应词，而且寻花问柳的男人常常受到钦佩，尤其是其他男人的钦佩。据卡苏记录，当她在一次聚会上向一个男人提到她正在写一本有关女性性瘾的书时，他的反应后来变得众所周知：“你的意思是有些女人对性上瘾？嗨，我真想见见她们。”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279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然而有许多证据证明好色的男人并不找放荡的女人，事实上还往往厌恶她们。就这些男人的性交往所及的范围而言，女人历来被分成两类：那些必须被“追逐”因而可以被征服的，和那些在某种意义上超出道德界限因而“无关紧要”的。查普利和泰尔伯特：《燃烧的欲望》，第1章。
男性中的性瘾并不完全与对多样性的执迷相联系。就像女性的情况那样，它可以表现为强迫性的手淫，往往与渗透于个人从事的几乎所有其他行为的性幻想相联系。有时，“性瘾”的发泄只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据苏珊·福华德所作的一项研究所述，查理报告说他每天必须与其性伙伴性交数次。他对自己行为的描述是老练的反射，而且自觉地运用了有关瘾的语言：“那星期我们本可以性交10次，但如果第11次她说‘不’，我会觉得遭到了拒绝，因而会对她恼火。我现在知道这是不公平的，但当时我所想到的就是我的‘自我沉醉’正在离我而去。”苏珊·福华德：《恨女人的男人与爱他们的女人》，第68页，班坦出版社，纽约，1988。
那些朝三暮四，最为花心的花花公子，把对性追求的热衷与对他们的欲望对象的几乎无隐蔽的轻蔑结合在一起。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他们追逐女性的那种急切和一心一意使普通的求爱显得草率和随意，而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常常会危害到他们的婚姻、事业和健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17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那些被不遗余力地追逐的女人，一旦到手便渐渐淡漠了——尽管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这样的男人试图通过保持一种持续关系而在他们的逢场作戏之外寻求稳定性。这样他们就常常必须施最狡猾的欺骗和掩盖手段。
追求性征服所引起的无非是那种为其他的瘾所表明的绝望和幻灭的恶性循环。下面是上面所引的那位作者所谈到的自己的经验，这最终使他加入了一个性瘾自助团体：
我认识到我一直用来避开痛苦的那些措施本身已变得使人感到极度痛苦：追逐女色对我来说不再“奏效”。为追求自己的瘾我已失去了很多，如今在我最后一次征服后不到几分钟，我的内心充满了空虚感。除了身寸。米青那种身体上的释放外，性不再给予我任何东西；我常常完全不能达到性高潮。女人们不再是爱的对象，甚或不再是欲望的对象。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当我进入她们的身体时，我仍然厌恶我的那些性伙伴，而且由于知道我是多么需要她们，我的厌恶就更甚。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89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他继续补充道，某些花花公子声称他们的行为对他们不是一个问题，这是很难从表面上来加以认可的。一个男人这样回答他的质询：“发现女人可以，但追逐女色则不行。”然而，在这位作者对这些男人进行访谈时，他们对女人的担忧和畏惧之情很快就溢于言表；他们谈及自己的风流韵事时的平静与这种事本身的狂乱性质恰成对照；而且颇似其他的瘾所特有的那种自我克制。他们用以掩饰自己行为的那些话颇类似于嗜酒者用以证明自己酗酒正当所说的那些话：“就这一次”，“这并不伤害任何人”，“我的妻子是绝不会发现的。”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83～284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廓清这种讨论的要旨是重要的。不应该将追逐女色与一夫一妻制的固有模式对立起来，好像“忠诚”是可以根据性关系专一来界定似的。追逐女色当然与我后面所称谓的插曲式性行为有关，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强迫性。
性与勾引
我们可以假定，男性强迫性的性行为只是从其传统束缚中被解脱出来的男性性行为。毕竟，不是一直都存在着多种有钱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的文化么？卡萨诺瓦不就是这种男性英雄原型——他也受到许多女性的赞美——和今天的詹姆斯·邦德的祖先么？
不过，在前现代文化的语境中，娶两个或更多的妻子一般与性征服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事实上，所有的一夫多妻制社会都有盲婚制度。娶几个妻子需要有物质财富和社会声望，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表征；纳妾也同样如此，这是一种公认的风俗。卡萨诺瓦在前现代的文化中没有位置：他是来自一个处于现代性开端的社会的人物。他对妻妾成群没有兴趣，即使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对于他来说，性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寻求，使其结束的不是由于达到了自我满足或由于明智，而仅仅是由于年老体衰。男人需要爱吗？噢，他们当然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卡萨诺瓦的生活的目的。他是第一位“好对女人献殷勤的男人”，这是一个有效的措词，因为与表面意思相反，它表明了谁从属于谁。
这样的男人爱女人，尽管他们不可能只爱一个女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部分导源于恐惧的爱，但有趣的是，就我们所知，卡萨诺瓦并没有那种对女性的赤裸裸的轻蔑，而这种轻蔑似乎非常接近于今天的花花公子，以及至少是某些男同性恋者表面显示出的态度。他决不是一个值得模仿的人物：在晚年时他竟以弓虽。女干来作为延续自己的性生活的手段。不过，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他试图照顾他曾爱过并离弃的那些女人，而且常常积极地为她们物色合适的丈夫。哈夫洛克·埃利斯这样谈到他：“他爱过许多女人，但没有伤害过几颗心”哈夫洛克·埃利斯：《性心理学》，第189页，黑尼曼恩出版社，伦敦，1946。，不过这一评价肯定过于宽容了。与众不同的是，卡萨诺瓦在其《回忆录》中谄媚地写到了与他有过风流史的那些女人，他的许多在事情发生很久以后、至少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作的评论中对她们是不惜笔墨地大加奉承。
卡萨诺瓦是一个勾引者。他到处拈花惹草的时代背景是：其时未婚小姐被认为应该保持自己的贞洁，而且在除了贵族以外的大多数群体中，已婚妇女通奸如果被发现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勾引行动不得不倍加小心，而且常常要付出比较长期的努力，因为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即使目的达到了，这个过程也并不一定就此完结，因为他还常得确保在事后不使小姐的陪媪、保护人或？属生疑。
今天的花花公子是他们表面上似乎予以最强烈抵制的那种个人生活变革的产物。他们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勾引者，在这个时代中，勾引实际上已经过时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的被迫性。在一个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尽管这只是由于男女地位更加平等——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社会里，“勾引”失去了许多意义。追逐女色这一行为在自相矛盾的同时反映了这种根本的变化。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1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当今的好色之徒可能显得像是来自上一个时代的守旧者，只带上青霉素、避孕套（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并做好了面对艾滋病危险的准备，大胆地靠近他们的猎物。然而，如果我前面的论证不错的话，那么追逐女色之徒就是当今性世界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他们是勾引者，是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关注的是性征服和权力的行使。但是，如果胜利得来是如此容易，那么胜利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对方不但是愿意，而且也许同样急于发生性关系，那么还有什么可体味的呢？
当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坚持自己的平等权利的女人时，维护勾引的权力（凭此可以征服女人或象征性地把她们“干掉”）表面上似乎更具有挑战性。但正如格雷厄姆·亨德里克所发现的，女性性权利的平等消解了在贞洁的和银荡的或堕落的女人之间所作的古老区分。既然勾引者的“得手”取决于对贞操的破坏，那么这种追求便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动力。勾引者试图夺取或支配的那种“真诚”与性方面的贞洁不再是一回事，而且它也不再会产生了。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真诚仍起着一种基本的作用，但变成了一种每一个伙伴都指望对方具有的伦理品质。
在比较传统的时代，我行我素的勾引者是真正的冒险家，他不仅向每一个女人挑战，而且向整个性规则系统挑战。他是贞操的破坏者，而且还骑马执矛冲向别的风车，因为勾引意味着挑战性保护和性控制的男性秩序。今天的花花公子不是追求肉体快乐之辈，而是在一个性开放的世界里寻求刺激之徒。这种追求的刺激提供了某种高峰体验——不过这种高峰体验后来往往变成了自我沉醉。花花公子们与其说是放荡的浪子，倒不如说是在一个其中性与？密关系前所未有地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环境中的不自觉的反革命。融合之爱意味着？密关系：如果达不到这种爱，那么个人就准备离去。花花公子们通过耍手段而不是对性伙伴的尊重来维持那个必要的“潜在空间”。他们期待着下一次可能的艳遇，因而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脱身”。他们常常是浪漫爱情修辞学的行家，但却不能由之造就一个情感连续的自我叙事。因此，一个在进行勾引时游刃有余、信心十足的男人，一旦性事结束，便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张口结舌，从而不顾一切地溜之大吉。他其实是处在卡尔·克罗斯的恋物欲者的地位上，后者渴望的只是一个女人的鞋，而他则必须以得到整个人为满足。
某些这样的男人一年中与上百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需要爱”？在一种特别急切的意义上。他们对女人的依赖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这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从前，勾引无疑可以等同于男性取得成功和排除障碍的领域——即男性的现代性领域本身。但是，一旦勾引失去它的早期意义，这一定位便成为空洞的了。花花公子不可能像卡萨诺瓦那样——既作为贞操的剥夺者，但也作为性隔离生活的潜在的拯救者——对每个性伙伴都“特别？密”。现代的性冒险者已经抛弃了浪漫之爱，或者只把它的语言用来作为劝诱的修辞。因此，他对女人的依赖只能通过性征服机制来予以确认。可以认为，花花公子比其他男人更能看出性、？密关系和自我—认同的反射建构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受缚于女人而不能把她们作为有能力给予和接受爱的独立的人来对待。花花公子似乎是“既爱她们又离开她们”的人。其实，他根本不能“离开她们”；每一次离去都只不过是另一次相遇的序幕。
相互依赖的社会学意义
花花公子通常具有与浪漫之爱情结密切相关的一些品性，这些男人可以让女人情不自禁六神无主，也可以在女人面前献尽殷勤死乞白赖，或许还会成为精于此道的情场老手。一些对这套把戏心领神会的女人尽可以顺势捞一个露水性伴，以寻求昙花一现的兴奋和欢乐。一碰到这种女人，男人身上那些使女人神魂颠倒的魅力就会立刻黯然失色，或者会被她们精明的察觉所控制。
大多数被上述男人追逐的女人根本不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4～248页，袖珍本图书出版社，纽约，1988。卡萨诺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和作家，浪荡公子，当过间谍和外交官。“卡萨诺瓦”指那些像卡萨诺瓦那样乱搞男女关系的浪荡公子。相反，一旦与男人开始建立关系，她们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这种女人的生活会被一些灾难性的罗曼史所点缀，或者会陷入一些与男人没完没了、痛苦不堪的感情纠葛当中，而那些男人却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虐待她们。简而言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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