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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变革-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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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往短命的性刺激与持久的关心别人的形式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然而，许多人也观察到，强烈的性反馈和满足取决于他们对对方的？密程度。80％以上的人说能够与其配偶自如？密地交谈。“她专心得令人敬佩，每当我需要时她就注意到我，我对她也一样。我更容易表达我的愿望，我也鼓励她做她想做的事，说出她的任何感受。”前面各段中的引文均引自谢尔·海特：《妇女与爱》，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经济上的不平等并不像在大多数异性关系中那样明显；而共同做家务似乎较为普遍，尽管这常常引起冲突。
在纯粹关系中，信任得不到外部支持，必须基于？密关系得以发展。信任是对对方充满信心，也是对共同抵制未来创伤的能力充满信心。这不仅仅是信誉的问题，因为信誉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信任对方也是拿个体实际能否诚实做人的能力做赌注。性关系趋于二分制（不能混同于一夫一妻制）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那种无意识欲望的结果，即要重新获得婴儿独自占有母？的那种感受。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看到的“特性”，如弗洛伊德所说，就是这个意义上的“重新发现”。然而，性关系的二分制性质也可能由于假定的信任的性质而得以强化。因为我们所谈论的对人的信任并不是能够无限扩展的一种品质。
两个个体共建的历史在某些时候必定是向他人关闭的，使其成为一般化了的“外部”的一部分。排他性并不能保证信任，但却是激发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密关系意味着暴露不可能展示给众目睽睽的情感和行为。事实上，吐露内心的隐秘是可能引发他者信任、从而导致被追求的主要心理标志之一。不难看到？密关系假定的这种自我敞开何以在不保留自治性的同时产生相互依赖性。如果向他人的心理“奉献”不是相互的，而且没有合理地得到平衡的话，那么，个体就很可能在不考虑他人的情况下定义自己的需要，期待着他或她能满足这些需要。
当然，关系的一方可能确信她或他有一个朋友圈，以及在艰难之时可以依赖的人。然而，由于信任不能无限地扩展，在做出判断时就必然有一些优先的选项。正如相爱的人一样，朋友通常情况下要求有一些？密的表示，这是特别向他们发出的信息。向朋友比之向爱人吐露更多的情感和感受的人完全可能在与爱人的关系上有所保留。对许多异性夫妇来说，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由这样一个事实得到了“解决”，即妇女常常发现很难与其男性配偶“交谈”。她们能够容忍与其他女友保持？密关系的迹象，但这是丈夫或男xing爱人所拒斥的。
在某些条件下，纯粹关系能够为自我反思提供有力的社会环境。如治疗手册所说，界限、个人空间等等是个体所需要的，他们用此发展关系而非滑入相互依赖之中。然而，这里显然也有产生张力和冲突的余地。一种关系所发展的共同历史可以掩盖外部世界的麻烦；一方或双方都可以产生依赖性，但不完全是依赖对方，而是依赖这种关系和固定的日常生活，以此摆脱其他的社会任务和义务。在自治性和依赖性之间达到平衡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自我认同的变动性质大可不必与纯粹关系的要求相吻合。信任必须适应双方可能遵循的不同发展轨道。总是要允许给信任以某种自由。信任某人意味着放弃对某人的密切监视，或迫使他们依据某种特定模式活动。而给予别人自治性则大可不必用于满足对方的各种需要。人们“越来越疏远”——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这可能产生更加微妙的影响。比如，自我叙述的转化不管是怎样引发的，都典型地影响到关系中权力的分配，并可能将其推向相互依赖的关系。
女同性恋与男性性征
每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来说都是一块黑暗的大陆，而前章的讨论充分表明了情况何以如此。海特的调查对象中有许多清楚地表明了逃离男人的性注视时所产生的轻松感，即便她们仍然继续着其异性接触。海特的发现与夏洛特·沃尔夫等人的发现不谋而合，即双性妇女对其他妇女往往表现出比对男人更大的依附性，甚至当她们处于异性婚姻之中时亦然。夏洛特·沃尔夫：《双性性征》，四重奏出版社，伦敦，1979。
可塑性性征如果得到充分发展的话将意味着对阳物持一种中性态度。海特或沃尔夫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哪个妇女能够或倾向于在男女之间自由往返，不管她们怎样混淆她们的性经验。然而，女同性恋者确实打破了妇女天生属于一夫一妻制这一定式。海特的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把一夫一妻制视作一种理想，如果她们已经处于相当长的一种关系之中的话。但这与其说是对这种性实验表示反感，毋宁说是对信任的中立性的一种认识。许多妇女谈到她们或她们的配偶都很难继续一夫一妻的关系，至少在对方强烈的身体吸引力消失之后是如此。
男人的偶发性性征显然相关于一种无意识努力，即驯服和征服全能的母？。那种极端的性冒险在女人中似乎极为少见。然而，我们知道，要征服母？的欲望并不仅仅限于男性心理，而且，有些女人以杂交作为缓解承诺的手段，这个承诺乃是一种基本关系的前提。“她是一个可怕的调情者，”一位妇女这样评说她的情人：
而且死不悔改。我已经忍受3年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最后……我搬了出去。我仍然与她见面，和她睡觉，但我也和其他女人睡觉。在那漫长的时间里我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她和别人一起出去，然后，我决定也试一试——现在我喜欢这样做，我再不敢说我基本上属于一夫一妻制的了。
在基本关系之外发生过或正在发生性关系的女同性恋者在比例上少于异性已婚妇女，但其数量仍然是相当大的（在海特的调查中占1/3）。“我在关系之外有过性关系，每一个人都有过”；“我喜欢女人。我喜欢调情。我喜欢那种勾引”；“我并未坠入爱河；我在满足淫欲”——你不认为这是异性恋男人而非同性恋女人在说话吗？
但这是有差别的。大多数异性恋妇女都隐瞒其婚外性关系，但在同性恋者中，非一夫一妻的性关系要么在对方的认可之下进行，要么很快就传到对方的耳中。其理由似乎是女人对女人的交流水平要高于异性关系。摆脱一夫一妻制往往是公开谈论的话题，而一夫一妻制与其说是传统婚姻标准的残余，毋宁说是舆论确立的准则。其他联系虽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公开过，但总是会在某一时刻暴露出来的。
一些妇女似乎怀念与男人接触的那种偶发性性关系，但在与其他女人保持关系期间却相对少见。女人继续与男人发生性关系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另一位妇女说，“我发现，在与女人的这种本质上属于非人格的性接触中几乎不可能像与男人接触那样‘有味’。在接触的过程中你不可能不了解其他女人——更多的谈话，更多的抚摸——你至少与她们交了朋友。”据海特提供的数据，60％的女同性恋者在关系破裂后仍与过去的爱人保持长期紧密的朋友关系。在《妇女与爱》中，海特实际上于两处谈到这种现象，即610页和641页，显然没有注意到内容的重复。其所给的数字在这两处稍有不同，一处为64％，另一处为62％。
关于女同性恋者的报告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对强烈的追求性快感性质的关注。女人需要性吗？这些女人当然需要性，而且积极追求性满足，在婚姻内外都如此。如果性快感可以用肌体反应来衡量——如许多人所说，这是一个模糊的指数，但当与过去妇女遭受的性剥夺相比较时却并非没有价值——那么，同性恋活动似乎就比异性恋活动更成功。此外，在这种性经验中，付出和获取更加平等了：“我们之间有一种契约，这是与男人的经验所不可媲美的”；“我喜欢女人的方式，身体，激情，温柔/权力”；“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我从未感到有压力。我过去总是被男人施加压力。”就大部分来说，这些强调似乎与性反馈相吻合，并有助于产生性反馈。这些妇女证明这样一种想法的虚假性，即对女性身体的爱欲化只能以牺牲生殖器快感为代价。实际上，二者是同步进行的，是完全与可塑性性征的影响相吻合的。
在同性恋关系中，无论男女，性欲与繁殖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性恋妇女的性欲几乎完全出于纯粹关系的可见含义组织起来的。即是说，性反馈的可塑性主要是由对方的感受输导的，即辨识出她们喜欢什么、能够容忍什么。如通过性虐和被性虐的癖好可以重新获得辨别力。一位妇女说：
我喜欢粗犷激情的性活动，因为这种性活动超过了许多妇女在自己周围建构的“温柔”的障碍。没有退缩的感觉，如进行政治上正确的温柔的性活动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我的一个朋友将其标示为“S和L”（即甜蜜和温柔）。我现在的爱人和我试着来一点S/M和奴役，发现这非常刺激和性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经过双方同意的，而“底线”（由人的不同而不同）总是有限度的，同时又产生奔放不羁的幻觉。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包括拍打、鞭打、拽头发、口咬，但从来不造成伤害或留下印记。其诱人之处就在于那种完全无所顾忌的感觉。谢尔·海特：《妇女与爱》，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在此，我们看到阳物的回归，而且是以似乎有害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也可以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如在男同性恋中一样），纯粹关系中“禁止”的态度和特征实际上可以以行动表现出来，包括工具性控制和正常权力的实施。由于仅限于性的领域，并转变成幻想——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外部所决定，所以，控制也许有助于缓解攻击性，否则这种攻击性也将在别处发泄出来。
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在女人对女人的性关系中看似倒退的特征实际上可能为在道德上可辩护的异性活动提供了模式。经双方同意的性虐和性被虐大可不必作为获得有益性经验的良方，但它所表示的原理却是可以加以概括化的。可塑性性征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域，它不再包含外部压力的残余，反倒作为许多自我探讨的道德建设的形式之一而取代了外部压力。在此，人们也许从德·萨德的作品中读出一种不同于已往的意义。在德·萨德的作品中，权力、痛苦和死亡完全包裹在性中，并通过变态行为表现出来。阳物统治着一切，性征则被抹掉了任何温柔的痕迹——或仿佛如此。然而，德·萨德把女性性征与繁殖完全分离开来，宣扬其逐渐从阳物统治的摆脱。他再现的性活动聚焦于性活动范围内的一切其他因素，可以看做反讽式的隐喻手段，表明性征本身的清白。
同性性征与偶发性接触
偶发性性征在一些女同性恋俱乐部和酒吧文化中得到最充分发展。酒吧生活往往以寻欢为主，即寻找临时的性搭档。一个刚刚接触酒吧文化的新人说，长期以来，“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直不幸被排斥在酒吧文化之外”。她继续说，她的教育和出身似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然后，她突然明白了建立联系的最重要因素是相貌和“现场的魅力”。“就是那么简单……在酒吧里没有人会对可以带回家与老母见面的人感兴趣。”锡德尼·阿波特和芭芭拉·罗敷：《萨福是真正的女人》，第74页，斯坦出版社，纽约；1977。
短期的非个性化的联系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决非不存在。仅就许多男同性恋者都相互建立起长期的性纽带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应夸大男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异。然而，一些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征的强化却是女同性恋群体所远不可及的。比如，当洗浴房存在的时候，来洗浴房的许多男人每天晚上在那里寻求多次性经验；如果在几个小时之内只有一次性经验的话，他们大多会失望的。马丁·霍夫曼在对60年代的洗浴房文化的研究中采访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常常在一天晚上就有过大约50次性接触。马丁·霍夫曼：《男同性恋的世界》，第49～50页，基础书局，纽约，1968。
如男同性恋者从事性活动的各种群体场合一样，洗浴房的性活动一般是隐蔽的。到那儿去的男人除了最随意的谈话之外，通常相互间没有社会交往。他们丝毫不了解各自的外部世界生活，只称呼各自的名字。在此，临时性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与这种接触相比，《巴黎的最后探戈》中描写的异性艳遇仿佛成了一种情深义重的纠缠。
霍夫曼提到的男人已经结婚，已是两个孩子的父？。男性双性性征在今天的男性性行为中如此典型，以至于成了有如异性性征一样“正统”的性指向。不时从事偶发性同性性活动的“异性恋”男人的比例近来已有显著增长——尽管受到艾滋病的冲击。据研究者们估计，在美国，40％的已婚男人在其婚后生活期间都与其他男人有过性交往；还有人认为其比例甚至更高。西德尔·弗尔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陆》，第23～30页，曼达林出版社，伦敦，1991。
以这种伪装出现的偶发性性征的防御方面似乎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以视作男性从性征、自我认同和？密关系等关系的一种总体逃逸。在妇女不再充当共谋的地方，偶发性同性性征便成为男人串通起来抵制性别平等的一种努力。在婚姻关系中承诺给对方的各种权利由于偶发性接触的间离效果而陷入了困境。
对拒绝与女性进行任何性接触的较公开的男同性恋者也可以做同样的描写吗？仅就对女性的厌恶是非常普遍的男性心理的一部分这一点而言，男同性恋者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安全置身于外而解决矛盾的情感。然而，仅仅从否定的方面看待偶发性性征的趋势将是错误的。与女同性恋者一样，男同性恋者也对传统异性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整一提出质疑。如人们所理解的制度化了的婚姻一样，一夫一妻制总是维系于双重标准，因此维系于父权制。它是对男人提出的规范要求，但许多人只能报之以违背。而在一个可塑性性征和纯粹关系的世界上，必须依据承诺和信任的语境“重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指的不是关系本身，而是指把性的排外性作为信任的标准；“忠贞”除了指信任对方所假定的那种诚实外不具有任何意义。
偶发性接触虽然并不构成一种控制手段——或一种癖好，如霍夫曼描写的例子所示，但事实上却是对可塑性性征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的探讨。由此看来，甚至在非个性的、昙花一现的接触中，偶发性性征也可以是日常实验的一种肯定形式。它揭示了可塑性性征（隐含的）真实：性摆脱了古老的对区别性权力的臣服。因此，洗浴房文化中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欲表达了一种大多数异性关系（包括临时关系）中所没有的一种平等。就其本质来说，它只能以性实践本身的形式赋予权力：性感受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这当然是偶发性性征在去除其冲动特点时所能提供的快感和满足。
男同性恋性虐狂 、皮带王后、穿粗布的群居者——这些不仅仅是对异性关系中男性的讽刺反驳。他们也是可见的对男性的颠覆，同时证实了阳物权力所否认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包括性认同，乃是一种反射线成就。在一种平行的意义上，非个性的偶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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