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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较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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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情，就像是打了一场大仗之后清点战场时的心情，虽然取得了大胜，但指挥作战的将军突然发现已方也有战士阵亡。尽管这种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将军的心情却变得非常沉重。
代表团的其他同志都劝说*：“历史会证明，你做的是对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问题上为国家立了大功。”
*这才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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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克林顿不肯作出承诺（1）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１日，*和克林顿从太平洋的两岸出发，飞抵“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出席亚太地区元首级经济合作会议。趁此机会，*和克林顿将进行一次高峰会晤。人们普遍看重这次会晤，因为它与中美之间的两场重要谈判－－复关谈判和知识产权谈判，在日程上形成了一种巧合。两场谈判都到了决定命运的最后一个月。对复关谈判来说，１２月３１日是“最后期限”，它关系到中国能否在年底结束复关谈判，并以创始国的身份加入即将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对知识产权谈判来说，“最后期限”也是１２月３０日，它关系到中美之间是否真的要爆发一场震惊世界的贸易大战。两场谈判又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美国人特别提出，知识产权问题是中国复关的“最后一道门槛”。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代表们已经争吵一年，争得累了，也吵得腻了。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局，而只能为大局所改变。他们之间的谈判不过是具体工作性质的谈判，是多得一分或少得一分的讨价还价的谈判，谈判能否成功，大前提是中美两国的政治意愿，小谈判服从于两国首脑的大谈判。
*和克林顿在参加了两天大会之后，开始在会议间隙进行预定的两国首脑间正式会晤。会晤前，照例是长时间的握手，是面向记者和摄像机的长时间微笑。但摄入镜头里的两位领导人的神态大不相同。*显得格外轻松而自信，克林顿则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因而显得多少有点呆板。
参加会晤的其他领导人依次是：*一侧，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特别助理*、外经贸部部长*和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克林顿一边，有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商业部长布朗、贸易代表坎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及副助理伯杰、助理国务卿洛德、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
*表示对再次同克林顿总统会见感到高兴。他说：“去年我们在西雅图会晤，通过坦诚深入的讨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指导中美关系走上了改善与发展的轨道。我希望并相信这次会晤将推动中美关系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克林顿也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他说：“我同意你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高层互访增加，两国经贸关系有改善，两国军队的交往也得到恢复。”
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双方开始就两国间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这时候，会晤室厚重的大门紧紧关上，各国记者坐在门外的大厅里等候着会晤的结果。这是一些具有国际活动采访经验的记者，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一清二楚。面对会晤室紧关着的大门，他们边休息，边对会晤结果以及对复关和知识产权谈判的影响作出种种预测。有乐观的估计，也有悲观的估计，两种估计都有自己的根据。
在几天来的采访中，记者们的心情起伏很大，因为不断有来自相反两个方面的信息，从美国几位白宫官员的嘴里互相矛盾地说出来。
首先是不好的消息。随同克林顿来到雅加达的美国贸易代表坎特于１１月１０日回答记者提问时，带着强硬的口气说：“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威胁中国。我们所倡导的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谁都有责任敦促解除贸易壁垒并确保贸易政策公平合理。这谈不上谁威胁谁。”坎特的这番话使人产生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从他的口气里，人们看不出谈判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迹象。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六、克林顿不肯作出承诺（2）
接着似乎出现了转机。在两国首脑会晤之前，钱其琛与克里斯托弗举行了一轮会谈。会见时两位外长都面带微笑，为让记者拍照而用力握手，在简短的对话中都强调了两国关系的积极方面。这种气氛令记者不禁想到了３月份时克里斯托弗访华时的情景，那次，两国外长每天都为*问题发生口角。看来，这一次的气氛相当友好。会谈结束后，克里斯托弗对记者：“我强调，美国坚决主张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我认为，中国变成这个伟大组织的成员是适宜的。我们将同中国共同努力，保证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中国能加入关贸总协定。”这种态度是相当明朗的，令人对中国复关及知识产权谈判的成果增强了信心。
随后，记者们又从美国商务部长布朗的讲话中发现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性格爽朗的布朗对记者这样说：“我不相信中美两国在年底前能结束谈判。” 这些混乱的信息，真是要把记者弄糊涂了。他们的报道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写。昨天一篇乐观的报道，今天一篇悲观的报道，明天又该是一篇什么报道呢？
看来，白宫高级官员们的讲话也不足信了。
关键还是要看两位首脑的会晤结果。
首脑会晤的结果究竟会怎样，也令人捉摸不定。
自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两国领导人在美国西雅图会晤以来，已经整整一年时间了。这一年的中美关系可谓风起云涌，起伏跌宕。既充满了希望，又布满了危机。希望与危机死死地绞和在了一起。人们真不知道克林顿究竟要干什么。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克林顿具有多变性格，真可谓六月的天、孩子的脸，晴一半，阴一半，说变就变。他的一些做法，很像是一个顽童由着自己的性子在玩政治游戏。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表现得比任何一届美国总统都更加仇视中国。在他发表接受*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只有１００字谈及对外政策主张，却表示要“重建”一个“绝不会纵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的美国”。其反华用语之重，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２０年中是极为少见的。这篇演讲稿前前后后修改了１９次之多，但最后还是用了“暴君”这个字眼，由此可见绝非一时疏忽。
但同是这个克林顿，两年后又作出了惊人之举－－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问题脱钩。他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对记者强调说：“我谋求的事情是，为我们两国寻找一个平衡的办法，不仅仅成为伙伴，而且恢复我们的真正友谊。”他的“脱钩”政策推动了中美关系向着健康轨道发展。直接的结果是，两国高层往来大大增多。人们高兴地说，１９９４年是中美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年。
然而，又是这个克林顿，不久前亲手签署了含有多项反华条款的《授权法》。经他批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进行所谓的“程序性调整”，美国政府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允许美台之间建立次内阁级的对话，还允许台湾在美机构由“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这种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自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
这就是克林顿，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克林顿。
好像是好几个克林顿。
然而毕竟是一个克林顿。
这个克林顿能否在雅加达作出承诺，是没有把握的。
会晤室里，两位领导的谈话仍在继续。
六、克林顿不肯作出承诺（3）
*的话题讲到了经济问题上，他说，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经济已成为国与国关系的首要的、关键的因素。中国无意向美国挑战，两国是互利合作的伙伴。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考虑，中美两国发展合作，条件优越，领域广阔。
克林顿对此点头称是。
*的谈话已经接近于影响两国关系的复关谈判和知识产权谈判问题。如果气氛允许，看来就要对些实质性问题进行深入交谈。
对两国经贸领域的这些问题，*来雅加达之前，专门召集有关专家一起研究，作了精心的准备。外经贸部为高峰会晤草拟了一份谈判口径。中国的口径实际上是四句话，即：“我们已经做了的，可以承诺继续做下去；本来就准备做的，可以承诺尽快去做；将来可以做到，但一时不能完全做到的，可以承诺一个时间表逐步做到；但是，我们不准备接受的，无论外来压力有多大，也不会去做。”
据透露，克林顿本来在中国复关问题上是准备有所表示的。但刚刚进行的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对*党很是不利，坎特的地位也受到了动摇。于是他们临时改变了主意，开始对复关及知识产权谈判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克林顿把这个两国间的重要问题岔开了。
他只是泛泛地说：现在美中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有信心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展望下一个世纪，美中两国有着彼此成为良好伙伴的前景。
在这种气氛中，复关及知识产权谈判问题就只好被搁在了一边。
这种情况出乎国际观察家们的预料。
这次高峰会晤前，人们分析说，中美两国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种妥协，或者说进行一种交易，即：中国撤回对亚太经合组织为削减关税确定时间表的动议提出的异议，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支持。
然而，人们对克林顿可能过于乐观了。
由于中期选举的失败，克林顿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将受到国会的刁难和制约，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决策能力大大削弱。这就使他处于与过去布什一样的境地：布什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党控制的国会跟布什过不去。现在反了过来，克林顿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跟他作对。此时的克林顿可谓进退两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作出承诺的愿望，他有足够的政治实力吗？
人们仅有的一点期望到底还是落空了。
克林顿不肯作出承诺。
接着进行的是*与坎特的谈判。
克林顿的暧昧态度给这场部长级谈判蒙上了阴影。
象一年前在西雅图的谈判一样，坎特在雅加达又安排了一个强大的阵容与*交锋，其中有负责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巴尔舍夫斯基，有负责中国复关谈判的道斯金等。谈判的气氛比一年前的那次要严肃得多。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激烈程度是两人在一年来所有会谈中最严重的一次。
无论是复关问题还是知识产权问题，坎特都表示了强硬态度。
*的态度同样强硬，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
坎特说了四个字：“ＮＯ！ＮＯ！”
*说了六个字：“绝不！绝不！绝不！”
这场长达３个小时的谈判不欢而散。
当*走出谈判厅的时候，脸上仍然怒容未消。守候在门口的记者把她团团围住，提出一些问题。*显然非常激动，回答问题时说话的频率比平时更快。
她谈到复关，怒不可遏地挥起手说：“已经谈了８年！８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但对中国复关来说，实在太长了，太长了！”
记者：“中美谈判没有进展的原因是什么？”
*毫不回避与美方的分歧，对美国人的态度进行了坚决抨击。她说：“美国方面要价太高了！这是谈判至今未能取得突破的主要因素。中国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仍然要求中国承诺许多不切实际的义务。”
记者：“你认为谈判的前景如何？”
*：“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坏的打算。”
另一些记者围住了走出谈判间的坎特。坎特对记者说：“中国提出的理由不充分。我们没有被说服能在年底前结束谈判，但我们仍要尽一切努力。”
记者们发出的报道与几天前的乐观情绪大不一样。他们写道：中国年内复关已经无望，知识产权谈判也将更加艰难。
同一天，从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总部也传来了坏消息。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就中国复关谈判问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结果显然与坎特在雅加达的态度是一致的。会议结束后，美国代表对记者明确说：“中国实际上不可能在年内复关。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欧洲联盟的一位官员说：“显然，要在年底前结束谈判的程序是困难的。因此我们一直对中国人说：不要着急。”
从雅加达和日内瓦传出的消息，对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来说都是坏透了的消息。
七、中国不怕２月４日（1）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８日。北京。
第八轮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在贸易大战的阴影下举行。
半个月前的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中美双方分别公布了贸易报复和反报复清单。半个月后的２月４日，是美国确定的对中国实施贸易报复之日。
这轮谈判正好夹在贸易报复的宣布与实施之间。它使人自然地联想到战争状态下那种“兵临城下”式的谈判。战书已经发出，总攻即将开始，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双方代表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被派到刀兵相见的阵地前沿进行谈判。这时候的谈判，目的再明确不过－－能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避免战争、避免流血？谈判双方所能作出的选择也是非此即彼－－开战，还是言和？
双方谈判代表肩负着重大使命。
在这个关键时刻，人们又看到了那个瘦高个儿、半秃顶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李森智。他和戴着金项链金耳坠的助手莱尔一道再次来到北京。
中方谈判代表走进外经贸部谈判厅准备迎战。
李森智板着面孔：“这次谈判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时间表，从今天开始，到２８日结束。今天就谈到下午５点，到时候准时结束。”
李森智一上场就谈起时间，这让人感到多少有点新鲜。他在上一轮谈判中不辞而别，遭到中方的谴责，也受到国际舆论的抨击。这次他一见面就甩出时间表，看来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某种澄清。其弦外之音，也是不难听出来的。他是要表明，谈判的时间表掌握在美方手中。这一天谈判的时间表，这一轮谈判的时间表，以及决定进行贸易报复的时间表都掌握在美方手中。
因此，他这句听似平淡的话里充满威胁性的暗示。
接着他由暗示转为公开威胁：“２月４日实施制裁的日期，是不可更改的。如果中方不作出让步，坎特大使就会在那一天宣布制裁。”
莱尔也威胁道：“时间不多了。２月４日就要到了！”
美国人又一次打出了“时间牌”。他们似乎以为，２月４日这个日子意味着美国的胜利，也意味着中国的灾难。
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中国人并不怕２月４日。
张月姣：“也许美国人才害怕２月４日这个日子吧。请不要动不动就拿贸易报复的大棒吓唬人。中方的态度还是两句话，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如果美方执意要进行贸易报复，中方将会奉陪到底。”
高凌翰：“你们美国人不要太天真了。中国不怕报复。既然双方已经都走到贸易大战的边缘了，再往前走一步，就将是一个新起点。在新的起点上，双方就平等了。不达成协议，天也不会塌下来。”
莱尔又提醒道：“２月４日就要到了！”
这句话成了莱尔在谈判中的口头禅。象经过精确计算似的，几乎每过１５分钟，她就要重复一次这句话－－“２月４日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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