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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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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则地应变，叫做“以不变应万变”。变来变去都不致叛离原则，称为“万变不离其宗”。一旦偏离既有的原则，便成为“离经叛道”，为君子所不为，所以中国人必须“持经达变”，却千万不可以乱变。“经”是方的，规规矩矩，实实在在，方方正正。“权”就是“变”，要变得圆满，才有资格成为“变通”，所以是圆的，千变万化，却能够圆融、圆通、圆满，变得“面面俱到”，使“大家都有面子”。
这种“内方外圆”，看起来很像“孔方兄”，难怪中国人十分喜欢。方形的经，被圆形的权所隐蔽，形成和西方人相反的包装哲学。人家请求的是“把乱七八糟的东西，规规矩矩地包装起来”，我们则擅长“把方方正正的东西，故意包装得乱七八糟”。
中国人为了明哲保身，预防“君子可欺以其方”，深知原则一旦明白表现出来，为他人所识破，就很容易被他人所掌握而不利于自己。我们善于隐藏自己的原则，不喜欢明说，其实是“自留余地”，不愿意“作茧自缚”，把自己紧紧地套牢，动弹不得。中国人明白说出来的原则，多半弹性很大，简直说了等于没有说，令人听了觉得含混不清，不容易弄清楚，便是这种缘由。
我们非常欢迎“透明化”、“台面化”、“明确化”，但这是用来要求别人的。因为别人越透明，一切台面化，我们越容易了解，越方便加以掌握；别人越明确化，对我们越有利。说起来这种期望，多少有一些不怀好意，希望借着别人的透明化、台面化和明确化，来增加自己的胜算，降低自己的风险，当然乐得如此。
现代以“法”代“经”，法律条文变成大家不可违犯的原则。但是中国人观念，仍然“理大于法”，“理的层次比法高”，喜欢“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衡情论理”，所以表现出来的，仍旧是比较圆满的情理，而不是不近人情的法。
仔细观察中国人的习性，不难发现“当一个中国人有道理的时候，他喜欢讲道理，而不提法律条文；当一个中国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道理的时候，他就开始引用法律条文，企图以合法来掩饰自己的无理或不合理；当一个中国人知道自己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时候，他便胡乱骂人，想要以泼妇骂街的方式，来获得同情或乡愿式的和稀泥以求自保”。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如此行为，根本不合乎“现代化”的要求，既然和西方人不一样，就应该赶快加以改变。现在我们经济发展恢复自信心，是不是应该重新来思考自己的传统呢？
有法中无法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权与经反”，变得偏离原则，已经属于离经叛道；一种则是“权不离经”，变得一点儿也不离谱，十分合理。前者称为“投机取巧”，后者则为“随机应变”。中国人应该“随机应变”，却绝对不可以“投机取巧”。不幸的是，现代中国人分不清楚这两者的关系，只一味地把自己的“有法中无法”看做“随机应变”，把别人的“有法中无法”一律视为“投机取巧”，因而忿忿不平，自认为相当委屈。
权不离经并不限定要内方外圆，有些情况还需要外方内圆，只要四个切点都在，便不能斥为离谱。同样的道理，离经叛道也不一定要权与经反。有时候原则偏离得太远，即使不算相反，也已经十分离谱，形同乱变了。
有法，便一切依法。若是不合理，大家会服气吗？大家不是希望有一些变通，以求更加合情合理吗？为什么稍有变动，便指责为特权、有法中无法呢？
人是活的，法却是死的。死的法律条文，需要活的人来执行，因为活的人才有脑筋可以衡情论理，而不是刻板地、不动脑筋地、公事公办地死守法律条文台湾“立法院”天天打架，不立法，难道“行政院”就要苦等法出炉后才去执行吗？行政院明知无法可依，或者原有法令已经不合时宜，仍然天天上班，办很多事情，所做的便是“有法中无法”，这有什么不对？不然我们怎么办？可见中国人只要确实把握“随机应变”的精神，全力根绝“投机取巧”的心态，就不用害怕“有法中无法”。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四节 以交互主义为哲学基础（1）
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把每一个组织成员都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分别赋予权力和责任，称之为权责分明，个别给予报酬，并且建立同工同酬的制度，以求对每一成员，都能够一视同仁，赋予平等的地位。个人与个人之间，用契约来规范，依规定来运作。同时一切具体化、透明化、明确化，尽量透过文字说明，凡事依法而行。拿中国人观点来看，首先会想起人毕竟是父母所生，并非由石头缝里蹦跳出来，终其一生，至少和父母都有关联，怎么可以讲求个人主义呢？若是为人子女，在幼小时依赖父母，长大以后就撇开父母不管，只管自己个人，父母为什么要全心全力照顾子女？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晚年设想，留一些余地来照顾自己？如果父母为自己设想，对子女的照顾有所保留，子女长大以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反正各人管各人，各人走各人的路，对子女而言，负担也减轻一些。这样父母不全心照顾子女，子女也不孝顺父母，哪里还有什么伦理可言，又怎么称得上中国人的道理呢？
权力和责任说清楚，更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一般人对权力总是记得比较清楚，而且也会看得稍微膨胀一些，因此拥有权力的结果，不是“滥用权力”，便是“逾越权力”，这种“滥权”、“越权”的现象，使得中国人不敢轻易“授权”。相反地，对于责任越清楚的人，就越加不敢负责，于是能推即推，能拖便拖，最好不要以自己绵薄的力量来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
同工同酬尤其违反儒家的道理，因为儒家最可贵的精神，在于“才也养不才”。人才分起来，有“才也”和“不才”两种，前者为“能力高强的人”，后者为“能力不足的人”。“才也养不才”的意思，就是“能力高强的人，要为能力不足的人服务”。人生既然以服务为目的，有服务的机会，应该感激不尽才对，怎么可以计较什么同工同酬呢？中国社会，普遍认为“能者多劳”是正常现象，而又大多自称“不才”，若是同工同酬，谁愿意多劳，又有什么人委屈自己为不才呢？
一视同仁，更是嘴巴上说得好听的话。我们主张“差等的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先后，也有亲疏。而一视同仁，带有“好人、歹人不会分”的意味，那就是是非不明，不足以服人了。中国人比较偏爱“大小眼”，很难一视同仁。
个人与个人之间，契约既没有太大的功能，规定也常常形同虚设，因为“人肉咸咸”，遇到存心抵赖的人，契约和规定，好像永远使不上力。结果只能够约束好人，却任由坏人逍遥法外，产生不了什么管理效果。
一切具体化、透明化、明确化、成文化，最大的隐患还是把自己缚得完全没有回旋的空间，不是弄得自己诚信有问题，便是被人讥讽为“朝令夕改”。
这样看起来，美国式管理确实有很多地方，不合乎中国人的风土人情，以致实施起来，格格不入，难收宏效。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四节 以交互主义为哲学基础（2）
中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有人认为是“集体主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其实不然。集体主义的奉行者，应该是日本人，所以集体主义成为日本式管理的哲学基础。
那么，中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说起来十分有趣，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彼此彼此”、“互相互相”。用成语来表达，称为“敬人者人恒敬之”，以学术的观点来说，便是“交互主义”（Ｍｕｔｕａｌｉｓ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切看着办”。
看着办，看什么呢？看来势如何，再以“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方式，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制其宜。拿“不一定”的心情，来寻找此时此地“一定”的答案。从不一定到一定，便是中国式管理的决策过程。
中国人有时候也相当个人主义，因为“推己及人”毕竟以自己为核心；设身处地也不过将自己安置在别人的境遇当中；同样是父母所生，难免有“别人的子女死不完”的差别，以凸显“自己的子女与众不同”的优势。但是，中国人有时候则十分集体主义，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的事迹，比比皆是。
授权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先决条件，要看干部负责到什么程度。干部越负责的时候，已经证明主管越放心授权；一旦发现部属不敢负责，主管立即将权收回。权责之间，本来就说不清楚。说难听一点儿，只有当主管打算把责任全部推给部属时，才会清清楚楚地授权。
我们有时候也善于隐藏自己的能力，藏拙之外，还会藏巧，以免能者必须多劳，而巧者又成为拙的奴。我们不坚持同工同酬，却并不反对自己领的薪水比别人优厚。“不才”只能够自己说，别人胆敢说我不才，不极力用行动来表示说这话的人实际上不比我高明才怪。
一视同仁，也是我们喜欢使用的口头禅。因为中国人说话，讲究“妥当性大于真实性”，说一些听起来比较妥当的话，比这些话本身的真实性要来得重要。个人与个人之间，居于“你对我好，我没有理由对你不好”的交互关系，心与心的感应，成为最有力的约束。关心他，等于把他的心关起来，效果最大。
具体之中有模糊；透明之中掩盖了不透明的部分；明确到不明确的地步；文字自身的弹性很大，怎样解释都可以，便是交互主义的精髓。
从某种层面看，美国式管理同样有很多地方，中国人运用起来，也能够得心应手。这种情况，对日本式管理而言，也说得通。
中国人奉行交互主义，在美国老板的领导下，尽量依照美国式管理而行；在日本老板的主持下，充分依据日本式管理来因应；回到中国老板的公司，马上用中国式管理来互相感应。中国人擅长入乡随俗，适应力极强，步伐调整得十分快速，应该是拜交互主义之赐，一切视情势的变迁而转移。
说好听，中国人善于随机应变；说难听，中国人精于见风转舵。而归根究底，中国人尊奉交互主义，当然“一看脸色不对，赶紧改变”。合理的察颜观色，加上合理的因应变化，便是我们常说的“中庸之道”。
中庸就是合理
朱子当年曾经说过：无一事不合理，才是中庸。后来反而被“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给淹没了，弄得很多人对中庸产生误解。
中庸主义如果称为合理主义，岂不更容易明白真正的用意？合理的因应，便是我们常说的中庸之道。变来变去，目的在求合理，就不是乱变。
合理不合理？答案是很难讲。中国人经常把“很难讲”挂在口头上，意思是合理与否，很不容易论断，必须格外谨慎小心，才能够判明。由彼此彼此来商量一个合理的解决，成为中国式管理协调的主要过程。合理，大家都好说。
第二章 管理的思想形态第五节 合理追求圆满
从组织成员所表现的行为，从成员的行为特征，可以看出管理的基本性质。
一般说来，西方人比较重视“理性”的思考。他们习惯于“依据是非来判断”，而且接受“对就是对，不对便不对”的二分法概念。只要表现出“是”的行为，彼此便认为“对”而加以接纳。
西方社会的是非，似乎比较单纯。法律的规范，加上专业的评估，以及大多数人的意见，分辨出来的是非，便成为大家判断的依据。法律人才很多，法律事务繁忙，占去很多管理成本。政府利用法律条文来规范大众的行为，而专业人士则运用专业知识来控制人们的行为。法律和知识不足的时候，采取多数表决的方式。西方人虽然内心也会怀疑，这样的管理，到底合不合乎理性的需求？但是大多数西方人，都循规蹈矩的安于如此这般的“法治”生活。
中国人的理想比较高远，不能满足于法律、契约和种种规定的束缚。
依中国人的实际体验，法律条文永远不够周延，再怎么严密，都欠缺一条，而且正好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一条。就算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条文，马上发现中国文字实在非常奥妙，同样一条文字，任凭你怎么解释，都可能言之成理。中国文字的弹性大，文法结构也很松散，用来订立法律条文，解释起来往往会引发很多争议。
契约的拟订，必然有利于提出的一方，否则不可能获得通过。被要求签订的一方，经常处于弱势。签订的时候，好像获得签订的机会，比签订的内容更重要，哪里还能够推敲、思考、提出疑问、推迟签约呢？
常见的情况是：拿到契约的时候，看看是不是通用本，大家都一样？如果是的话，那就比较放心，反正大家都敢签，我还担心什么？
既然是通用的版本，而且那么多人都签了，我就不好意思多费时间逐条审视。因为再仔细看，老实说也弄不清楚它的真正意义，而停顿久了，看得仔细就表示对提出的人不够信任，徒然增加彼此之间的不愉快，将来真的发生争执，必然采取更加剧烈的手段，对自己不利。
中国人签订契约，多半是居于“到时候不认账”的心理。“怎么会有这样的条文？早知道有这种规定，我根本不会签”。中国人并不是存心抵赖，我们的道理十分简单：合理的约定，必然遵从；不合理的条文，就算签订了，也不算数。用这种态度来约束提出契约的人，必须力求合理，毕竟相当有效。
相反地，中国人拟定契约的时候，也会略为严苛一些，对提出的人比较有利，将来执行的时候，放宽一些，让签约人赖一点小账，不敢再理直气壮地反咬过来。中国人提出契约时，大多居于“执行时让开一步，使签约人觉得占了一些小便宜”的前瞻思考，以期获得比较圆满的结局。
条文怎样订，契约怎样写，对中国人而言，都不是很重要。我们的要求放在“过程要合理，结局要圆满”。
甲乙两单位，彼此合作多年，虽然有些争执，却每次都能够圆满解决。后来忽然想起必须签订契约，才够现代化。于是多次会商，竟然引起“没有契约，大家各凭良心，有事好商量；如今要签订契约，一切往最坏处着想，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而且有了契约之后，依法处置，也无法凭良心了”的话题，充分凸显中国人“理大于法”的精神。一切求合理，有法无法都一样。这种“人治大于法治”的做法，迄今仍然是“合理追求圆满”的主要依据。
中国人比较重视“情性”的表现，既不完全理性，也不诉诸感性。“情”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意思是“心安的话，就表示合理”。我们习惯于“依据心里好过不好过来判断”，老早摆脱“对就是对，不对便不对”的二分法陷阱，进入“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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