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新在衰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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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PARC、贝尔实验室和阿帕等机构的身上，我们能了解到许多有关创新的知识。这些机构有着不同的方法和文化，但它们的成功无不展示了领导、资源、愿景、人才和信任恰当结合所蕴涵的巨大潜力。
　　放大人类智慧
　　阿帕的领导层发扬了布什博士在战时大力提倡的若干哲学思想。该机构致力于资助高风险研究项目，从民间招募精英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并维持尽可能最少的上层官僚结构。到20世纪60年代初，计算和通信在军事技术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阿帕及时地成立了“信息处理技术处”（IPTO）。技术处的第一任处长是利克里德（），他远见卓识，善于言谈，又兼具物理、数学和心理学学位。
　　和之前的布什博士一样，利克里德深信，计算机总有一天会变成提高思维和创造力的工具。他写了一篇名为《人机共生》（Man…puterSymbiosis）的文章，预见性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技术处处长一职的任期是两年，每一任处长都亲自挑选接班人，利克里德开放式询问的愿景由此得以维持并发展。任期结束后，处长们会回到各自的研究或事业领域，鼓励学生与员工继续完成使命。
　　不管你是读写电子邮件，打开工作表格，输入备忘录，在线支付账单，或者单纯地浏览网页，你都要用到图形用户界面、局域及全球网络系统。这些东西，都出自信息处理技术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助的项目。在阿帕赞助研究的这段黄金年代，大学和企业实验室携手完成了众多突破性实验，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创造出今人习以为常的全新强大数字工具。有了新的位映显示器，才成就了屏幕上的图形和数字排版，笑脸图案才从：）转换成J。有了鼠标，你才能在全新的虚拟空间纵横驰骋，从而又诞生了当今个人电脑普遍采用的“即点即得”式界面。
　　保罗·巴兰（PaulBaran）年轻时在兰德公司当研究员，这一时期，美国国防部意识到，由于现行战略指挥命令系统过分集中，很容易遭到攻击。巴兰带领团队研究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在遭受中风一类重大创伤后如何恢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长途通信网络模型，它类似于渔网，有多重节点，能让通信信号自动绕过受损区域。
　　他们发现，倘若网络中的节点超出所需三倍，那么总能找到一条可行的信号通路。“我们找出了这个神奇的特点，”巴兰回忆说，“但却不知道该怎样建立这样的网络，因为所需的数字技术才刚刚从实验室里孵化出来。”他和同事的最初目的是建立一套能经得起核攻击的数字指挥控制网络，最终结果是捣腾出了奠定互联网运行基础的包交换技术。

第3章　灵感的创新（5）
图形用户界面的开发者之一，阿伦·凯（AlanKay）素来相信，预见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未来。我跟他聊了好几个小时阿帕的黄金时代，他那种“让人人都用上电脑”的热情颇具传染力。“20世纪6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阿帕，对那儿的印象就是‘阿帕之梦’…计算机的最终命运，就是建立一套全球网络，让它变成所有人的智慧放大器。要不是利克里德一开始就想到了这一天，我想我们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他说。
　　信息处理技术处的领导们不仅在电脑如何带动生活进步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景，就怎样最妥善地运用政府资金鼓励渐进改革与激进变革的问题上，也有着一整套的想法。他们认为，身为创新干事、天才人物的幕后推手，自己有责任描绘宏观图景，勾勒出整个社会将面临的挑战。可他们并不给受资助的团体强加具体目标或理论。阿帕在各家大学和实验室寻找精英组织时，从无地域偏见，而且会为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团队提供资金。它大范围地签署长年合同，让研究生靠着资助读完博士课程。这样一来，学界的初生牛犊们便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这是实现重大科研突破的必要条件。
　　文特·瑟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研究生时，参与了阿帕网的开发，后来他到斯坦福做了教授，又在互联网的创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下基层来解决问题的研究负责人给了研究生们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他回忆说，“基本上，阿帕能够相对自由地决定谁要去干什么。他们接下来的问题，尽快找出最聪明的人，之后问他们，‘你能解决这事儿吗？’要是能，阿帕就付钱给他们，容他们放手去干。”
　　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Engelbart）在SRI的“增智研究中心”就曾受过阿帕的资助。恩格尔巴特最出名的事迹是发明鼠标，但他的贡献远不止如此。受布什博士《诚如所思》一文的启发，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设计出了文字处理系统、电子文件的存储和恢复、超文本、视窗界面、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等一系列东西的原型…全在20世纪60年代。
　　观看恩格尔巴特演示这些技术的视频，就像是看一出老旧的黑白科幻电影，里头的技术有点沉闷，但却准确地预知了未来。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惊讶，这些1968年出现的技术，对我们如今使用的计算机环境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呀。
　　开放与合作是阿帕的两大关键目标，凡有障碍，定会积极扫清。创新在信任的氛围里得到鼓励。阿帕聘用好人，并告诉员工，请把他们信任的其他人找来，一起完成工作。懂技术的项目经理享有调整合同、刺激探索新领域的自由和资源。提案无须诉诸长时间的同僚审议流程。研究人员把时间用来干工作，而不是费尽心思地求取资金。“我们的提案写半页纸就够了，因为它们无非是些目标而已。”艾伦·凯说，“我们需要发明一种可调式网络…要不你该怎么说？我们经常说，阿帕是个愿景而非目标，是人而非项目。”
　　阿帕利用初生的网络，帮助研究负责人跟研究生们见面，构建科技社群。施乐的帕罗奥多研究中心为阿帕做外包工作，由此吸引了那些在阿帕资助项目下干活又想留在业内的顶尖博士生。“来帕罗奥多的新丁们相信这个梦想，他们内心狂热，在做事方法上不搞教条主义。完全是因为阿帕，才成就了施乐的帕罗奥多。”阿伦·凯说。事实证明，科技社群是推动个人电脑事业的关键。由于施乐垄断了复印机行业，利润极之丰厚，帕罗奥多研究中心获得了资源和专业知识，设计出大量系统原型，用以进行网络计算环境试验。

第3章　灵感的创新（6）
“阿帕是个神奇的机构。”现为北极星创投公司（PolarisVenturePartners）合伙人之一的鲍伯·麦特卡夫回忆说。阿帕的领导和研究人员不仅在技术上做出了贡献，还在几十年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无数教授、研究生、研究员和开发员的生活与事业。
　　贝尔实验室的影响
　　很难相信吧？交换机、手机、激光、发光二极管、Unix操作系统、数码照相芯片、六项诺贝尔奖，外加一家企业…都出自同一家实验室。但事实就是这样。在它最兴旺的岁月（1960～1983年）贝尔实验室雇用了将近25000人，其中大多数人专攻电话技术的改良。可还有1000多名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从事基础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物理、化学和计算机科学。说这家组织独一无二，是因为它的母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是政府垄断企业，资金来源出自电话服务税。
　　起初，公司完全是垂直一体化的。贝尔什么都自己包干，不管是电话听筒还是交换系统全都独立设计。它不光是应用微波通信的先驱，连石英片晶体（微波通信的振荡器上要用）都自己出产。如此一来，贝尔实验室吸引了来自多种学科的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全国每年毕业的电子工程系博士，它聘用了10％。贝尔实验室是这些人事业起步的理想之地。不管他们最终选择留下，还是转投学界或商界，贝尔实验室都为整整一代发明家提供了了不起的练习场。“老贝尔最好的地方是，那儿有各行各业的一流专家，全都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罗伯特·拉奇（RobertLucky）说。他1962年博士生毕业，到了贝尔工作。
　　贝尔实验室搞出来的技术，有一条内建的消化渠道：总公司只需要告诉地方电话公司该买什么东西就行了。科学家们的动力，来自周遭所见的需求。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年要花8000万美元更换真空管，研究总监决定想个解决办法。战时开发的雷达技术带来了半导体领域的进步，于是，贝尔实验室一名叫比尔·肖克利（BillShockley）的研究员组建了一支团队，想尝试应用新材料替换真空管交换机。1948年，《纽约时报》上刊载了晶体管问世的消息……在第46版上。没人想象得到，有一天，一小块硅片上能容下数以十亿计的晶体管，更没人想象得到，这一看似冒不起眼的发明，会成为计算机行业以及电子设备新世界的奠基石。
　　像AT&T这样的大型组织，难得保持这么强的创新精神。贝尔实验室有多个管理层级，但它的基层是多支小团队，一般由十来名科学家、工程师组成，爱做哪方面的工作悉听尊便。部门领导并不管理研究人员的具体工作，只负责监控若干项目组合的进展。“我在贝尔实验室当技术员的时候，根本没人给我安排过明确的工作任务。”拉奇说，“与其说竞争来自商业压力，倒不如说人们渴望在成功后得到科学界的喝彩。实验室假设你自动自发，自主自导，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下成功不了，你就该另谋高就。”
　　贝尔实验室拥有眼界高远的领导层，资金环境稳定，不跟总公司利润挂钩。各个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均享有探索自由，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
　　工程师创业
　　阿帕和贝尔实验室建立起来的浓厚研究传统，为未来岁月里一项关键的创新来源…高新创业公司…铺垫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创业精神逐渐成为计算机、通信和生物科技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3章　灵感的创新（7）
由于意识到晶体管的广阔潜力，比尔·肖克利离开贝尔实验室，一路西行。1956年，他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附近开办了“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斯坦福的教务长、工程系系主任弗雷德·特曼（FredTerman）很早就赞成学界和产业界搞合作。那时，帕洛阿尔托已经成为无线电和军用电子技术开发的热点地区。诸如瓦里安（Varian）和惠普一类的公司吸引到了顶尖人才，为之提供分红等福利，为孵化创新的硅谷文化确立了先例。
　　随着高新创业公司的发展，具有前瞻眼力的员工往往会辞职创建自己的企业。罗伯特·诺伊斯（RobertNoyce）就曾是肖克利雇用的第一批员工，他从大学里就着迷于晶体管。在公司干了一年之后，他领着一拨对肖克利管理风格不满的科学家出走了…这就是硅谷史上着名的“八叛逆”故事。靠着风险投资家阿瑟·洛克（ArthurRock）提供的资金，“飞兆半导体公司”（FairchildSemiconductor）于1957年成立，奠定了工程师转为创业家的模式。
　　1958年，国会通过了《中小企业投资法》，职业创新投资人和从前的创业家们联手开办了第一批风险投资（VC）合伙企业。阿瑟·洛克1961年离开银行业，专注于风险投资。尤金·克莱尔（EugeneKleiner），离开肖克利公司的八位科学家之一，1972年跟人合办了“KleinerPerkins”。1968～1975年间，全美共计创办了30家新的风险投资公司。
　　飞兆半导体公司创办11年后，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GordonMoore）觉得靠自己能做得更好，辞职开办了英特尔。安迪·格鲁夫加入了他们的公司，后来成了英特尔的CEO，全美最顶尖的企业家之一。因为有着信奉创新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氛围，又靠近两家一流研究型大学…UC伯克利和斯坦福…硅谷里很快挤满了各种小型专业公司，在合作与竞争中创造新产业。
　　当时的成功风险投资家有着类似阿帕的哲学观，眼光看得颇为长远。他们为杰出人才提供资金，承担风险，投资之前不要求概念完善、市场成熟，知道新的冒险尝试最终出来的结果难得跟初始的商业方案保持一致。他们愿意凭直觉和信任出资，更有耐心坚持5～7年才收获回报。鼓励冒险，接受失败，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硅谷。
　　政府和产业界投身长期、高风险研究，带来了启发创新灵感数十年的发明发现。阿帕的资金创造了互联网。没有贝尔实验室，我们就不会有个人电脑和手机。NASA研究结出的丰硕果实，早已不仅限于太空探索领域。最先为地球遥感卫星开发的技术，如今用在了心脏成像系统上。为阿波罗号宇航员从月球表面收集岩石和土壤样本所开发的设备，逐渐演化出了百得公司（Black&Decker）的吸尘器。
　　由于靠风险投资创办的高新小企业危险性很高，有许多都失败了。可一旦新公司成功地把新点子转化成产品和利润，就能获得极为丰厚的回报。高新创业公司成了创新驱动力。但很快，越发激烈的竞争…一部分竞争正是这些新公司带来的…给大型企业带来了影响。此外，政府资助长期研究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创新生态系统的平衡转向，并对根基的牢靠性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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