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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莫斯科-第4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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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战士同志。”我客套地向战士道了谢以后，和阿赫罗梅耶夫一起走进了指挥所，走到土桌旁边坐下，耐心地等待着霍鲁绍夫的归来。
我们坐了没多久，门帘忽然被掀开了，从外面走进一名没戴帽子的战士，他的两只手上各端着一个茶缸。把茶缸放在我们面前的桌上后，说了一句：“师长、参谋长，请喝茶。”
我抬头冲面前的战士微微一笑，说了句：“谢谢你，战士同志。”
本来我以为这名战士会转身离开，没想到他却像脚底生根似的，站在原地发呆，还不错眼地上下打量着我。
看到这名战士近乎没有礼貌的行为，我心里有些不悦，正打算开口说他两句。可他却抢先开了口，他结结巴巴地问道：“请问，师，师长同志，您，您是丽达吗？”
听到他叫我的小名，我不禁诧异地望着他，自打来到斯大林格勒以后，除了朱可夫以外，好像还没有人这么叫过我。我缓缓地站起身，试探地问：“请问您是？？？”
战士见我没有责备他，连忙语气激动地说道：“师长同志，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谢尔盖。奥西波维奇啊。”
我打量着面前的这位战士，只见他约莫四十来岁，长着一个大脑袋，原本该是一个大胖子的体型，却又骨瘦如柴，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就像挂在架子上一样空荡荡的。我的脑子里努力地搜寻着这个名字，但很可惜，在我的记忆深处，还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熟人。于是我摇摇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战士同志，我还真想不起您是谁。”
战士见我没认出他是谁，脸上虽然露出了沮丧的表情，但依旧不放弃地提示我：“您再想想，我们很多年前曾经见过面。”
几年前，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暗自苦笑，心说几年前我还没到这个世界呢，怎么可能认识你。想到这里，我就抬起了手，想把这个战士哄出去。
战士见我依旧没想起，忍不住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想不到您真的把我忘记了，要知道我们几年前曾经在婚姻登记处见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天正好是我值班，有一名军官跑了进来，说他叫奥夏宁，想和一个心爱的姑娘结婚。……”
谢尔盖的话刚说到这里，我立即想起了他，准确地说是猜到了他是谁了。他就是为奥夏宁与丽达办理结婚等级的那名工作人员，因为丽达当时的年龄不够，他还劝说奥夏宁去找城防司令出面，两人才顺利地保留了结婚手续。
搞清楚了谢尔盖的身份，我连忙把抬起的手向他伸了出去，同时友好地说：“原来是您啊，谢尔盖同志，请原谅我没有及时地认出您。”
谢尔盖双手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说：“师长同志，要不是您和奥夏宁上尉的婚礼，是由城防司令亲自主持的话，我也不会对您有这么深的影响。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没想到您现在都当上校了。对了，奥夏宁上尉现在好吗？”
听谢尔盖问到奥夏宁，我顿时一脸尴尬地说道：“他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负了重伤，被送往后方的医院。从那以后，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联系。”看到面前骨瘦如柴的前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我好奇地反问道：“对了，谢尔盖同志，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以前可是个大胖子。”
谢尔盖松开我的手，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唉，一言难尽啊。”
“快请坐吧，毕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我招呼着他坐下，并宽慰他说：“反正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事情，你就给我们说说你的经历吧。”
谢尔盖坐下后，接过我递过去的茶缸，道了声谢以后，开始讲述起他的个人经历：“战争爆发的第二周，我也参军入伍。不过在七月的战斗中，我所在的部队被德军合围，我们便成为了战俘。后来我和两万多名被俘的战友，被德国人送往了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苏军战俘集中营。”
“在战俘营里发生了什么，把您搞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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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四章 五团的新任务（上）
听到我嘴里说出的战俘营这个单词，谢尔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似乎这个词代表他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
“说说吧，谢尔盖同志。”阿赫罗梅耶夫友好地对他说：“把您在德军战俘营里的经历，给大家都说说，让我们所有的指战员都知道法西斯匪徒的残暴，这样才能激起大家的同仇敌忾，打败该死的德国侵略者。”
听完阿赫罗梅耶夫的这番话，谢尔盖点点头，表情木然地说道：“好吧，师长、参谋长同志，既然你们想知道德军战俘营的情况，那我就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们。
我们是第一排被送往维捷布斯克的战俘，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伤员。我们三千多人被赶上了一列货车，车厢内的拥挤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伤员们身上流着血，肮脏的伤疤到处可见。在长达三天的行程里，每个车厢内都有许多人失血过多而死亡，还造成了血液感染。到处充斥着垂死的人的呻吟声、咒骂声、叹息声，打摆子时的痛苦声。因饥饿、水和空气缺乏，不光是伤员，就连身体健康的战俘也大量死亡。除了因伤死亡外，还有其他损失，每次列车停下补水时，德国人会让每个车厢里派人去打水或者倒便桶。他们离开车厢的时间都很短，假如在听到德军的哨声后，没有及时地返回车厢，就会被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
我们到了战俘营以后，就被德国人露天安置，到了秋天，没有任何防护，白天黑夜都受风吹雨淋。德军甚至没有为我们准备一处简易窝棚，战俘们尽量寻找能遮风蔽雨的东西，为了有个栖身之地，我们甚至在地上挖洞，最后有不少人就死在了自己亲手挖掘的洞里，绝大部分战俘患上了因饥饿造成的浮肿病、坏血病、无休止的腹泻、结核病。饿得无法忍受，整日在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草、树根、昆虫、食堂里的残渣剩饭等。
每天都有最可怕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尸体到处都是，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战俘们吃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包括草和有毒的蘑菇。……”
听他说到这里，我抬手打断了他，关切地问道：“谢尔盖同志，您就是因为待在战俘营里，吃不饱穿不暖，才会变成现在这么骨瘦如柴吗？”
没想到谢尔盖居然摇摇头，回答说：“不是，丽达同志，我只在战俘营里待了两个多月，就成功地逃了出来。”
“怎么逃出来的？”一直在旁边充当着听众的阿赫罗梅耶夫突然问道。
谢尔盖端起桌上的茶缸喝了一口后，继续往下说：“战俘营的守卫并不多，除了少数的德军外，剩下都是那些东方营的士兵。而且战俘营也没有围墙，只有两道铁丝网。一名被俘的少尉，偷偷地组织了两百多名战俘，在一个下暴雨的夜晚，趁看守们放松了警惕，他率领我们用棉被搭在铁丝网上，顺利地逃了出来。”
听说谢尔盖他们是有组织地逃出了战俘营，阿赫罗梅耶夫忍不住好奇地问道：“战士同志，不知道那名少尉现在什么地方？”
谢尔盖听到这个问题后，沉默地低下了头，过了好一阵，他才咬着牙缝说道：“牺牲了。在我们的逃亡途中，被敌人发现了，他为了掩护我们，才壮烈牺牲的。”
我等他的情绪稍微平稳一些后，我接着问道：“从战俘营里逃出来后，您去了什么地方，怎么又到独立师来了？”
谢尔盖一脸苦涩地对我说：“丽达，我们逃出战俘营时，有两百多人，在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只剩下了七个人。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我军占领的城市，去找当地的驻军报到，结果却被扣押起来。该部队的指挥员说最高统帅部颁布了一条命令：凡是被俘的指战员，不管在被俘前是否进行过顽强的抵抗，都一律送进惩戒营。就这样，我们几个从战俘营逃出来的战友，都被送进了一个设在森林里的惩戒营。直到前不久，我们才被作为新兵，被补充进了您的独立师。”
其实我也不赞同斯大林所颁布的这道不近人情的命令，要知道我也曾经被俘过，要是被别人知道的话，根据这道命令，我也将在被送进惩戒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沉默。正当我在为难该如何安慰谢尔盖时，门帘被掀开了，霍鲁绍夫上尉和萨夫琴科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为我解了围。
我暗松一口气，站起身来，对谢尔盖说道：“好了，谢尔盖同志，您的事情我都了解了，现在我还有事情要和您的营长商量，您先回去吧。”
等谢尔盖出了指挥所后，萨夫琴科看着他的背影，低声地问我：“师长同志，您认识这名战士吗？”
我点点头，还没来得及说话，阿赫罗梅耶夫已经笑着抢先说道：“您说的对，萨夫琴科同志。这位谢尔盖同志在战前是在婚姻登记处工作的，我们师长的结婚证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办理的。”
霍鲁绍夫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有些夸张地说道：“啊，不会吧？！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是真的，上尉同志。”我简短地向他们讲了丽达和奥夏宁领结婚证的故事，随后问萨夫琴科：“政治指导员同志，您知道谢尔盖曾经被俘的事情吗？”
萨夫琴科使劲地点点头，肯定地说道：“是的，曾经听他说过。”他显然误会了我问这话的本意，自作聪明地解释说，“师长同志，虽然他是您的熟人，但想必您也知道，最高统帅部曾经颁布过一道命令：凡是被德军俘虏的指战员，无论有没有进行过抵抗……”
我不等他说完，便抬手制止了他，扭头问霍鲁绍夫：“上尉同志，营里的情况怎么样？”
霍鲁绍夫连忙挺直身体向我汇报：“报告师长，自打我营从107。5高地撤下来后，已经在坑道里休息了两天。每天听到外面传来的枪炮声，指战员们都憋屈坏了，都盼着早日再到外面和德国人见个高下。”说到这里，他回头向门口望了一眼，接着谨慎地问道：“师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把我们营派到107。5高地？”
见到霍鲁绍夫如此求战心切，我虽然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但还是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上尉同志，第107。5高地及它后面的居民宿舍区，都已经划归了近卫第39团和步兵第42旅，我们师的任务就是坚守住马马耶夫岗，保卫城市和伏尔加河运输线的安全。”
离开指挥所前，我又语重心长地对萨夫琴科说道：“政治指导员同志，作为一名政工人员，我希望您能切身地搞好营里的政治思想工作。比如说，可以让谢尔盖和其他有类似被俘经历的战士，给其他的指战员讲述一下他们在战俘营里的悲惨经历，让所有人都了解德军的残暴，以激起大家的同仇敌忾之心，也可以打破那些动摇分子对德国人所抱的幻想。”
我和阿赫罗梅耶夫又在阵地上逛了几个地方，才返回了指挥部。一见到基里洛夫的面，我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政委同志，司令部有新的命令下来吗？”
“有的，奥夏宁娜同志。”基里洛夫说着将一份电报递了过来，同时说道：“由于坚守107。5高地的部队，在白天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所以集团军打算把高地的防务，移交给即将渡河的第92步兵旅。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所以事先发电报通知我们。”
对于这支即将并肩作战的友军部队，我很好奇地问了一句：“政委同志，这个步兵第92旅，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第92步兵旅，说是步兵旅，但绝对多数的战士，都是来自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不过是归陆军指挥而已。”
听基里洛夫说新来的友军，是由水兵组成的，我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在我的印象中，水兵的战斗力，远比陆军指战员高得多。有他们坚守高地的话，我就不用老惦记该不该派援兵增援的事情了。
第二天清晨，从外面急匆匆走进来的巴斯曼诺夫，向我们汇报说：“报告师长、政委、参谋长，有一支部队正从我们的山坡脚下经过。”
“是水兵吗？”基里洛夫问道。
“是的，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带队的是一名海军大尉。”
既然友军部队从我们的山坡下经过，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和别人打个招呼的，毕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两支部队将要并肩作战，于是便对基里洛夫说道：“走吧，政委同志，我们下去看看。”
我们两人带着警卫员来到了山坡脚下，见到有几百名穿着黑色海军制服，戴着无檐军帽的水兵战士，正排着长长的队列，迈着整齐的步伐，向107。5高地的方向行进。
见到我们走下山来，迎面跑来了一名带着大檐帽的高个水兵指挥员，他在离我们还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抬手敬礼后，恭谨地报告说：“你们好，指挥员同志。”
我还礼后，仔细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年轻的指挥员，接着礼貌地问道：“大尉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啊？”
“报告上校同志，我是步兵第92旅一营营长海军大尉列穆塞夫，奉命率领我的营到107。5高地去接收防务。”
“很高兴认识您，大尉同志。”基里洛夫说着，上前和他主动握手，还主动地向对方介绍高地的情况：“……高地的北坡地势平缓，易攻难守，所以你们营在进驻阵地后，要多修筑防御工事，才能抵抗住敌人的猛烈攻势。”
“谢谢您的提醒，团级政委同志。”海军大尉客套地说道：“虽然我们营的人少了点，但打起德国人来，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德国人就别想占领我们的阵地。”
“好样的，大尉同志。”基里洛夫拍着他的肩膀，赞赏地说道：“我相信你们水兵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一定能牢牢地守住阵地。”
大尉向我们敬礼后，转身去追赶部队去了。
看着渐渐远去的水兵部队，基里洛夫忽然问我：“奥夏宁娜同志，在见识过昨天那种残酷的攻防战之后，您觉得他们能守住阵地吗？”
说实话，在我的记忆里，对这个步兵第92旅一点印象都没有，估计是战绩不佳，否则的话，至少也能在卫国战争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听到基里洛夫的问题，我苦笑了一下，含糊地说道：“只要这些水兵不在德军的炮火打击下崩溃，并发挥出他们真实的战力，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够守住阵地的。”
我抬头看了看天空，虽然天光大亮，但敌人还没有发起新的攻势。从五团移防到马马耶夫岗后面的居民点以后，我还从来没去视察过，正好现在我和基里洛夫都在外面，所以我一时心血来潮，便对基里洛夫说道：“政委同志，反正指挥部里有阿赫罗梅耶夫上尉坐镇，我俩到五团的防区去看看吧？”
“嗯，这个提议不错，我同意。”基里洛夫说完，叫过身旁的一名警卫战士，让他赶回师指挥部，把我们的行踪向阿赫罗梅耶夫报告一下。
由于没有交通工具，我们一行人只好步行前往。
基里洛夫边走边若有所思地说道：“奥夏宁娜同志，我有个想法，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五团几乎没有参加过战斗。现在这个仗越打越大了，您看是不是该考虑让五团也投入战斗？”
我听完他的话，点点头，赞同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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