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明-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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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叹帖木儿可笑的同时，也感到了其的心思机巧，用二百匹骏马和一封书信，就表明了一个立场，他这次的侵略是正当的，帖木儿对大明没有野心，反对的只是朱允坟一人而已。

　　　　也就是说他赞成朱格当家作主，而不承认朱允烦的合法性，这只是对于个人的宣战，而不是对于国家的宣战。

　　　　当然。一手由朱允烦组建的内阁，不会被这样的言辞欺骗，帖木儿的这种伎俩，在罗马帝国或者是一些提倡所谓民主的国家可能能起到一定的离间作用，但对于大明，内阁成员们对于这个老明重弹的话题，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但是解诸在有意无意中，还是流露出对皇帝轻易放出朱林的事情有些不满，虽然没有说，朱允坡能感觉到。最近内厂的消息还算及时，探听到大明境内的穆斯林有些不安分的迹象，有的穆斯林甚至举家迁移至琉球等地避祸，甚至不排除有的人北上去投奔朱林。

　　　　因为朱林是真主所指定的大明君主，这是帖木儿说的，不过怎么流传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蒙元时期，回回人大量内迁和汉人混居的坏处终于体现出来，这群信奉真主的伊斯兰教信徒，奉帖木儿为真主的使者，当然说出的话也算是真主的旨意。

　　　　虽然这些人淹没在汉人的海洋中，不敢过于明显的暴露出真实面目，但已经引起了朱允烦的警觉。

　　　　这股人群不是太显眼，也对于大明的统治造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要是造谣生事却是一些好手，而且不易被现。因为回回人基本上和汉人从相貌上分别不大，除了一些风俗习惯之外。别的几乎是一样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狂热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有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念头，去做一些在平常人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比如远在万里之外的帖木儿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因为同样的信仰，却使他们不遗余力的为帖木儿造势。而且是冒着杀头的危险。

　　　　内厂的种种情报表明，这些伊斯兰教的信徒们，还在影响着有些汉人的意志，而这个消息才引起了朱允坟的重视。

　　　　经过内阁合议、参谋部的推算和兵部的统计。建文八年十一月，从湖广军镇、云南军镇再调集两个集团军至陕西练兵备战。同期物资依循前例配备。并加紧武网车的制造和押运。争取再明年之前，将武网车的数量提升至一万辆。

　　　　同时，霰弹枪和火炮的数量也在增加之中，并逐步开始往辽东军镇输送，每个人都认为皇上准备对朱林开始进行压力了，不过都保持着沉默，帖木儿的话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朱林这杆旗帜不倒，西北就有借口造谣。

　　　　做完了这一切，朱允坟开始冷静的考虑怎么应对伊斯兰教信徒的动作，虽然来自于另一个时空的灵魂，不想去用愚民政策去玩弄民心。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他开始重新审视信仰的力量了。

　　　　回顾一下，帖木儿通过伊斯兰教，聚拢了大量人心，用信仰动所谓的圣战，并得到了狂热的支持。而另一个时空中他所知道的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基督教等宗教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导了政治的展，因此成为宗教、政治、社会、与历史等各方研究者均感兴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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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的大明更是一样，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百姓的文化层次就不用多说，更容易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宗教人士之言。

　　　　而自己前几年大力打击佛教，对于其他宗教比如说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信仰等等却也不是很提倡，导致了在此时的大明，任何宗教补必二垄到欢仰，这可能是…个穿越者固有的思想弊病…月

　　　　此时认真的去反思，才觉得要正确引导民众的信仰，自己的信仰就是改变历枣的自信。而官员们的信仰就是自己这个皇帝所赐予的权力，而朱允坟却轻易的录夺了民间百姓信仰的权力。导致了除了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兴起。但是又处于比较畸形的状态下成长。

　　　　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制定了对于各制度化宗教“神道设教”、限制利用的基本政策作为祖。而朱允坟自己除了打压佛教之外，没有想到过去疏导民众的信仰宣泄，这才是最根本的。此时朱允愤才感觉到，宗教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怎么合理的利用宗教，达到引导信仰的问题呢？

　　　　朱允坟连续召见方孝孺、解借以及当时的几个大儒，询问关于宗教的问题。为此。不顾自己以前所限制佛教展的旨意，特地还召见了几个僧人，以及道士作为参考之用。

　　　　经过各种资料的汇集，才知道佛教为大明最主要的宗教，其地位显著。流行普遍，都在道教及其他宗教以上。于其社会影响力，包括僧人的数量控制、寺院的数量、寺院经济对大明财政的影响等等，其次才是僧人对大明官员的影响。

　　　　在打压佛教的同时，但却没有扶植其他宗教，也不能不说这是朱允坟的一个败笔，这导致了民间对于伊斯兰教的容纳，导致了民间对其的同情。甚至是接受。

　　　　这是作为一个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本来对于宗教不感兴趣的朱允坟。也不能容忍。他现在清楚的看到，要想彻底的禁绝宗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建立起一个本土的由国家扶植的宗教势在必行了。

　　　　洪武元年朱元障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置道录司，掌天下道教。道录司设左右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各二人，其中正一官品最高。为正六品。显示出对正一道的器重。地方上则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管理道教。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道行高洁、精通经戒的道士担任，负责检束道士行为，核实道观和道士名数，道士申请度牌等事务。

　　　　而佛教亦然，成立了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宜。两司都属于礼部管辖。

　　　　朱允坟作为皇帝，当然熟悉朝廷这些编制，为此他召见道录司中各级官员问事，并要求其作出佛、道总结。找出两者的分别。得出：

　　　　佛教的普世性过道教，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而道教的“拯救。途径，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专门的修炼，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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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允坟考虑良久，方孝孺请求觐见。那是因为最近皇帝勤于问询佛、道中事，他有些担心，大明以儒教为立国常经，兼用佛教、道教“阴瑚王度”。方孝孺害怕皇帝由伊斯兰教引起谣言。作出本末倒置的事情。

　　　　在他们的眼里，一个勤政的仁君。问询宗教之事不是一个好苗头。

　　　　他要劝谏皇帝的这一行为。

　　　　方孝孺认为，对于宗教应该取容纳、利用、控制方针，但始终不能使宗教左右国家政务。而对于伊斯兰教的偶然现象，他认为伊斯兰教在民间相对封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

　　　　之前皇上打压佛教，方孝孺虽然有佛门中的朋友，但是却未多言，那是因为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大明的生活中，但其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息，两者的思想还是有矛盾的产生。

　　　　儒家讲的是入世，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教在根本理论上就生了冲突。

　　　　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脱尘世，出家修行，落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原，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的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

　　　　所以方孝孺虽然有佛教的朋友，但绝对不至于站出来为其摇旗呐喊。甚至还会为皇上的圣明感到高兴。但是这次不同。方孝孺绝对不希望皇帝再陷入到宗教的漩涡之中。

　　　　肥：虽然成绩不好，但是虫子在坚持。；/dd》

　第二百三十二章　道教往事

　　　　…二教从前唐时的国教，为何会被个外来宗教挤点的抚珊下，这件事就要从道家的起源开始说起了。

　　　　朱允烦召见了正一教的现任掌教张宇初，这个才四十九岁的掌教，马上风尘仆仆的奉召由龙虎山赶来。

　　　　张宇初洪武十年继任为正一教的第四十三代掌教，洪武十三年敕受“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总领天下道教事。能受到皇帝的私下接见，张宇初有些受宠若惊，听到皇上的问题，当然是口若悬河了。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策方术。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汉朝，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亦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正统；南朝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秋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谣，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第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第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耀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第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佛教的大浩劫。

　　　　一直到了宋朝结束，都是道家领先，但足佛教凭着普世性顽强的坚持下来，宣扬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用此来走民间路线，得到了本来就家无余财的百姓大力支持。从而让历朝各代不能下决心将其禁绝。

　　　　而道教的修炼，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只适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因此虽然一直排在佛教之前，却因为起步太高，收到了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也得到了执政者的支持，但就是形不成规模。

　　　　一直到宋朝灭亡，基本上就没有再起过很大的冲突，可是一切都随着蒙元的入侵而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一个，朱负坟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名字出现了。那就是另一个时空中。金大侠笔下的长春真人丘处机。

　　　　丘处机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后来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外人尊称“长春真人

　　　　年届七旬的丘处机鹤童颜、碧眼方瞳。外界纷纷传说他精通“长生不老之术”和“治天下之术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率军西征花刺子模国的成吉思汗耳朵里。

　　　　此时的成吉思汗已是耳顺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将至，身边人又向他进言：丘处机行年三百余岁，肯定有长生之术。这样的神仙应该赶紧请来。于是，嘉定十二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言词谦虚、恳切的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

　　　　起初，接到诏书的长春真人颇感为难，全真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希望与乱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长春真人想到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人少杀无辜。也是为了全真教的展，最终决定应诏。

　　　　嘉定十五年初夏，长春真人终于到达了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长春真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长春真扒…一柬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7公公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长春真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长春真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

　　　　长春真人最后完全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可。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蛮夷对汉人的残酷杀戮。

　　　　嘉定十六年春，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个年头。由于思念故土，长春真人决定东归。成吉思汗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却遭到谢绝。于是，成吉思汗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建造宫观。

　　　　由于成吉思汗的大力支持，引起了佛教的嫉妒不满，但是成吉思汗在位的时间，有了成吉思汗的支持，全真教的积极行动起来，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触动了不少当时的佛教或者是蒙古贵族的利益，这股力量在成吉思汗在位的时候还显示不出来，但是蒙哥即位以后，佛教已经深得蒙古权贵的尊宠，有了官方的支持。佛教徒放手反击。这时候。少林寺的一位长老裕公难，向官府举报道教伪造《老子化胡经》，蒙哥再次不由分说，将佛道两家的领袖人物一齐召到和林城，要他们当面对质，辩论是非。

　　　　在和林的万安宫，佛教向全真教徒起了猛烈的进攻，最要害的一项。就是指责全真教大肆宣扬的《老子化胡经》，指责该经杜撰了老子西出关，到了印度，最终成了释迦牟尼老师的故事，由此认为三教之中。道教最大。但是这种表现出来的中原地区的文化优越感，恰恰是蒙古人所忌讳的，“化胡。两个字让全真教的教领们百口莫辩，一败涂地。

　　　　宝估六年，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又委托忽必烈主持了一次僧道论辩。忽必烈再次出面。召集两教人士进行大辩论，两教各出精英共五百余人。汇聚到当时的王府开平城，儒家方面也出动领袖人物作为中间人，仲裁两家的胜负。一时内蒙古大草原上汇聚了大量的宗教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