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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808-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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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熊秉国在下面抢着说，“林明光刚才的话全是诬蔑。”
审到这里，当过多年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他吩咐一声“退堂”，便回到书房。
曾国藩细细地思索案件审讯的全部过程，以及原告、被告的身份、说话、表情、神态，从当堂审讯来看，林明光所说的多为实话，而熊秉国很可能是挟嫌报复。但林明光收下了串子会的令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保他没有二心。为慎重起见，曾国藩叫审案局委员、安徽候补知县曹克勤到平塘镇去走一遭，实地了解一下。
过两天，曹克勤回来说，林明光的确与串子会有往来，又递给曾国藩一个小册子，说是从林明光书房里抄出来的。曾国藩看那册子封面上题作《太平天国天王御制原道醒世训》，随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把书往地下一摔，骂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可笑得很！难道父与子也是兄弟之辈？母与女也是姊妹之群？看来这林明光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二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呢？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做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倘若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曾国藩便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他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钩。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起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
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遗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账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唯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国家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党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吁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做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之师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作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毓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作一番秘密查访。
四鲍超卖妻
原来，这周国虞乃浏阳宝塔山下一方大户，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由于清朝统治严密，周天赐的宏愿不得实现，但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代代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并在浏阳县办起了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背地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声势浩大。后来江忠源带领楚勇前去镇压，周国虞和征义堂的兄弟们退到城外野人山。罗大纲投奔太平军后，几次派人相邀，周国虞因为与太平军的目标不一致，不愿参加。前几天，他们下山想杀掉横行霸道、强娶人妻的浏阳县团练副总张义山，结果没抓到张，便一把火烧了县团练所，县令饶丰平吓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报省城。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巧取野人山的计谋。通过旅店老板买通征义堂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进入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李续宾等人化装成湘乡县三合会的头目，以携带十万两银子前来合伙的谎言，骗取了周国虞的信任。这时，王錱奉命带着八百团勇从长沙赶到浏阳。王錱、李续宾率领勇丁并挟持张义山打进野人山。在征义堂兄弟们的面前，王錱宣示张义山鱼肉百姓的罪恶，并当场将这个团练副总一刀杀了，鼓动征义堂的人放下武器，下山做良民。曾国藩这套软硬兼施的做法取得了效果，征义堂被打垮了，周国虞兄弟不得不带着一批骨干撤离野人山。
这是省城大团成立以来干得最得意的一桩大事，王錱、李续宾等人满心想得到省里各衙门的表扬，却不料长沙的反应甚为冷淡。曾国藩心里虽不高兴，但并不跟骆秉章谈起这事，就连左宗棠面前也不提及，仍旧每日办理匪盗案件，并将精力转到操练勇丁上。
曾国藩痛感教官缺乏。王錱、康福、李续宾、彭毓橘等人虽武艺超群，但都任务繁重，不能以全副精力教练团丁。曾国藩随时注意从团丁中识拔人才，发现有武艺较好、人又实在的团丁，便加奖掖，并提拔起来充当什长、哨长。每天夜晚，则重温历代兵书，尤其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细细加以揣摩，许多地方，都照戚继光所说的办。大团训练日有起色。
一天下午略有点空闲，曾国藩正和康福饶有兴致地对弈，荆七进来说：“大人，去年在岳阳楼上见面的那个杨载福来了。”
“快请他进来！”曾国藩喜出望外，一边叫康福收棋，一边已迈步向门外走去。
杨载福一进门来，便跪下磕头行大礼：
“曾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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