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2808-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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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莆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这才是曾国藩不主持修族谱的原因，后悔不该请他来嘉祥。先以为他看到宗庙凋敝，会动心而捐巨资，谁知分文未给，还招来一顿教训。事已至此，曾广莆只得说：“叔祖教训的是，孙子作为宗子，未把全族人团结好，愧为宗圣后人。”

“当然，这不能怪你一人。”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嘉祥曾姓阖族人都有责任。曲阜的孔庙诚然不可去高攀，但邹县孟庙那样的规模，是可以做得到的。邹县并不比嘉祥富裕，但孟氏后人对先祖恭敬之心，远远超过了我们曾家。我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曾广莆的脸通红通红的，低下头，无言可答。隔了很久，曾国藩才说：“我虽通籍二十多年了，官居一品，带兵这些年里，几百万两银子在手头过是常事。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所积的银子也不过就只两万来两，有心资助你们重建宗圣庙和书院，也无力做到。我只能捐祭产银千两，你们用它去买点田地，养活几个管理庙宇的人，一年四季给宗圣公上几道祭菜。再有点剩余，则资助给嘉祥书院，培养几个举人、进士出来，光大嘉祥曾氏门第。伯仕，你作为嘉祥曾氏宗子，所居也太简陋了，雍正爷的赐匾都不能悬挂，未免使人太酸楚。我再送你四十两银子，你把房子修缮一下，再添一套新衣服，平时也好体面地会见外来的客人。”

先以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又得到一千零四十两银子，五经博士在大失望之后得了一点小满足。

这一夜，曾国藩在嘉祥书院里想了很多很多：嘉祥县曾氏后裔如此衰微，宗圣公在天之灵何能心安！湘乡曾氏现在虽说有天下臣民第一家之称，但世人哪里知道，这“第一家”其实是空的。且不说个中的辛酸苦辣，就说目前的剿捻战局，前途未卜，倘若河防之策再不能取胜，这第一家便要立即中落了。杀人攻城得来的荣耀毕竟是短暂的，这中间有着许多偶然性，家族传之长久的兴旺，靠的是礼仪诗书！

曾国藩这样想着想着，便更加挂念武昌城里的九弟。河防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新湘军在鄂北豫西对捻军的作战。然而，曾国藩此时做梦都未想到，正是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巨大荣耀的九弟，眼下与湖广总督官文彻底闹翻了，终于导致河防之捷成为画饼一张。

七武昌城里，巡抚和总督大开内战

三个月前复出的湖北巡抚曾国荃，与他的大哥截然不同。皇家刻薄寡恩的本性，功臣鲜有善终的历史教训，以及四哥反复讲述的白云观丑道人的恳切规劝，都不能使他大彻大悟。他依然是目空一切，我行我素，不把称雄皖豫多年的捻军放在眼里，也没有把朝廷的宠臣官文放在眼里。新湘军的失败使他愤懑，不久又传出彭毓橘被肢解、悬首示众的消息，更使他暴戾失常了。

彭毓橘是他的表弟，年纪相仿佛，性格也相投，攻打金陵时出力最多。当萧孚泗、朱洪章、刘连捷等人都不愿再赴战场的时候，彭毓橘慨然应邀为他组建新湘军。现在遭此下场，曾国荃怎能不伤心，不暴怒？就连奉父母之命暂回湘乡料理家务，路过武昌住在抚署的曾纪泽，也为表叔的惨死而伤心。

这天深夜，粮道丁守存悄悄进了抚台衙门，秘密会见了曾国荃。

“九帅，杏南将军之死，是由于断粮的缘故。”丁守存向曾国荃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

“粮台为什么不供应军粮？”曾国荃顿时怒火冲天，对着粮道吼道。

“九帅息怒。”长着一副黄瘦马脸的丁守存轻轻地说，“粮台本来贮存一百万斤粮食，只因官中堂原招募的五千鄂勇被九帅撤了，欠饷一时无银兑现，官中堂命卑职将粮台所有粮米调出来，按每勇二百斤发放了。杏南将军出兵前，粮台想方设法为他筹集四万斤粮，先想随后就再运去，谁知粮路给捻匪断了，假若彭将军再多带两万斤，都不至于军心涣散而招此败。”

“你说的这事有根据吗？”曾国荃两眼恶狠狠地盯着丁守存。

“卑职这里有官中堂的亲笔批示。”丁守存从靴页里抽出一张纸来，双手递给曾国荃。丁守存并不是曾国荃提拔的人，他为何对曾国荃如此忠心呢？

原来，他不是为了讨好曾国荃，而是要报复官文。两年前，丁守存利用职权贪污了一万两银子，被人告发，官文将他臭骂了一顿，声言立即参劾。丁守存吓得磕了几百个头，求朋告友，凑集了一万两银子赎罪。官文仍不松口。无奈，丁守存变卖了部分家产，给官文送了一万两银子的礼，官文才许他一个暂不参劾、戴罪效力的机会。因此，丁守存恨死了官文。正因新湘军初战失利恼羞成怒，又找不到借口推诿责任的曾国荃，这下子抓到了一个大把柄。待丁守存走后，叔侄俩计议半天，决定先不做声，派人分头搜集官文这些年在湖广的劣迹，然后再重重地参他一本，以报今日之仇，以雪当年不救援三河之恨！

曾国荃的举动瞒不了官文的耳目。他不敢明目张胆得罪这位杀人如麻的曾九帅，便使了一个法子，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说鄂北捻情严重，请赏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带兵离开武昌，驻扎襄阳。谕旨很快下来，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过去一直带兵在前线打仗，对官场了无所知，又不熟悉本朝掌故，不知帮办军务一衔究竟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于是写信给大哥。曾国藩来信告诉九弟，不必疏谢。又解释说，近年如李世忠、陈国瑞等降将皆得帮办，刘典以臬司、吴棠以道员亦得之，本属极不足珍之目，本朝以来亦无此等名目，以后公牍上都不要署此衔。曾国荃接到大哥这封信，犹如一点火星掉进油锅，立即燃起了熊熊怒火。他恨官文不但要把他排挤出武昌，并且把他列为道员、降将一类人来奚落。他气得一剑砍掉了书案一角，高叫：“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

吓得曾纪泽忙说：“九叔，隔墙有耳！”

“怕什么！”曾国荃怒斥侄儿，“老子早就想和他们干一场了。你给九叔我草拟一篇参折，也让他们知道曾九爷是不好欺侮的！”

曾纪泽的文章做得好，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有意识地读过不少名奏章，但自己独立拟稿，这还是第一次。他关起门来咬了几天笔杆子，冥思苦想，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长奏，列举了官文几大罪状：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党遗孽。最后这一条虽证据不充分，但性质严重，便也加上去了。曾纪泽写好后，自己觉得有点惴惴不安，拿给九叔看。曾国荃却非常满意：“写得好！看来你这几年在父亲身边长进不小。就这样吧，叫文案房安排誊抄，明日拜发。”

“九叔，官文是太后、皇上的亲信，且官居大学士，非一般人可比。为慎重起见，先抄一份送到济宁州，让父亲看看后再拜发如何？”

“你父亲自从咸丰八年复出后，胆子是越来越小，顾虑则越来越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这篇奏疏如给他知道，那一定发不出去，不如不告诉他，今后即使有麻烦事，也省得牵连到他的头上，由我一人负责算了。”

奏疏拜发了。曾纪泽仍不放心，他自己誊抄一份，派人送往济宁州。

曾国荃这份弹劾大学士的奏章，立即在朝廷和各省督抚中引起轩然大波。官文做官的诀窍，除先前彭玉麟所指出的不管实事外，还有一个，那便是善于笼络京官。京官地位重要，但俸禄并不高，因无地方实权，额外收入很少，全靠地方大员接济。官文自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京官的联络。每年入夏的冰敬，入冬的炭敬，比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的面广，上上下下都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他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津。朝廷派下的大小钦差来到武昌，他的礼数最周，招待最好。官文哪来的这么多钱？还不是两湖的民脂民膏！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的位子却是铁打的，湖督一席，一坐便是十三年。曾国荃拼死拼活打下金陵，只挣个伯爵，他在武昌悠闲自在，也得了个果威伯的美名。这便是官文的本事！

朝廷各部对曾国荃一到武昌，便参劾总督的行为普遍不满，尤以军机处为甚，因为奏折中有“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凡有寄谕，从不径寄，而由督署转递”的字样，触到了军机处的痛处。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太后，说曾国荃将军事失利的责任推给官文，居心不良，所奏情事多有不合，宜驳回。慈禧太后命兵部派员到武昌密查核实。

济宁州里，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的禀帖，将奏疏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老九的使气任性，办事孟浪，使他深为痛心。他顿足叹息，预感此事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必须给老九明确地指出：不能走得太远！他提笔作函：

官秀峰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替换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又给纪泽写了一封信，严责儿子不但不去劝止九叔，反而拟此言辞尖刻的奏疏，为之推波助澜，太不懂事了。

刚好这时李鸿章来徐州视察军务，曾国藩打发赵烈文到徐州去跟李鸿章商量。李鸿章一听，也觉得老九莽撞了。他沉思良久，对赵烈文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由恩师出面打圆场，密保官秀峰，并以兄长的身份批评九帅作事草率，尽量把事情化小。不知恩师意下如何。”

赵烈文回济宁后，向曾国藩转述了李鸿章的主意，并认为这是个可行的办法。曾国藩从心里来说并不愿意这样抑荃扬官，但考虑到老九非官文的对手，倘若官司打败，调离湖北，新湘军便不再存在，全盘计划将会打乱。为了河防之策的顺利执行，从剿捻大局出发，只得出此下策。几天后，一封密保官文的奏折由济宁州发出了。

接到大哥的信后，曾国荃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原拟的第二份参折暂时搁下未发。曾纪泽则遵父命离开武昌南下，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不久，来武昌调查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京师，将曾国荃所列官文各条一一驳回。都察院的御史上书，奏官文为肃党余孽事既不成立，曾国荃则为诬陷，例应反坐。其他各省督抚中也有人上奏，说曾国荃恃功傲物，打仗失败，应予惩治。慈禧太后对此事颇感为难。她既需要官文这样忠实的家奴，也需要曾国荃这样能斗的鹰犬。眼下捻军势力强大，国事未安，曾氏兄弟和湘淮军是她依赖的柱石。但官文无过受辱，朝野物议甚烈，不压一压曾国荃也难平众怒。她想给曾国荃一个“降二级处分”，犹如当年曾国藩为杨健请入乡贤祠所得的结果一样。

这时，接替杨岳斌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给朝廷来了一份词气亢厉的奏疏，称赞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天下第一篇好文章，第一等好事，人心大快，正气大张，并以自己在湖南抚幕多年的身份为证，指责官文贪劣庸碌，不堪封疆重寄，请求太后、皇上撤官文之职，以昭朝廷公正之心。左宗棠正处在平回民之乱的前线，他这封奏折的分量，远胜他省督抚和都察院的御史。曾国藩密保官文的奏折此时也到了慈禧的手中。慈禧是个精明的人，她深知曾国藩不早不迟，恰好这时来封保官的折子，无疑是在为弟弟弥缝，希望这件事不要水火不容地闹下去。曾国藩的这个态度很使慈禧欣慰。她想：倘若曾国藩和弟弟站在一边，坚决与官文为敌，那就更麻烦了；曾国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慈禧决定按督抚不和的处置成例来个和稀泥。于是将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调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因苏抚一职暂不能离开，遂调湖南巡抚李瀚章暂署湖督，由刘昆接替李瀚章。对曾国荃则未加任何指责。一场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正当曾国藩为九弟平安度过险境，湖督一职落入湘淮军手中而欣喜的时候，赖文光、张宗禹趁着清廷官场这场内耗的大好时机，在禹州大败郭松林部，然后挥师北上，率领五万铁骑，轻而易举地突破由豫军守卫的朱仙镇至开封府一带的防线，昼夜急驰，挺进鲁西。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河防大计，一夜之间便付之东流。消息传来，曾国藩在济宁州一病不起。

八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

新湘军的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了报复的把柄。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京师本来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对派，他们之中一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一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不是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一部分是嫉妒眼红。这中间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地提醒规劝太后、皇上。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了，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一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官文本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保的账，指使、收买一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决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拼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曾国藩用的依然是老子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奏疏拟好后，赵烈文、汪士铎、薛福成等人都劝他不必如此。担心朝廷会像咸丰八年那样顺水推舟，全部接受。曾国藩执意拜发。他并非意气办事，他有自己的深沉思考。

捻军势力仍很强大，一日不平息，太后、皇上就一日不会安宁。自从僧格林沁死后，绿营、旗兵再没有一支部队可以独任此事，平捻，非湘淮军莫属。淮军五万精兵，天下无出其右，湘军陆师力量虽弱些，而两万长江水师却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所有这些军事力量，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