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3101-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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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说：“你看看，你要好好学习，潜力有多大你知道吗？你看你多聪明啊！”这么一激励，一下子我整个人都振奋了，确信自己是天才，根本不需要听老师讲课。天天上课就考四十几分，一个月没上课自学反倒考了九十八分！带着这样的自信，我一如既往地投入到了之后的学习中去。过了几个月再一次考试，我又回到了四十几分的原形，此后再也没有考到过六十分以上。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灵异事件。

由于成绩太差，难免想一些歪门邪道。有一次期末考试前，我和班上另外的坏学生一起溜进学校文印室偷卷子。第一次作案相当紧张，不过还真让我们找到了，但只找到了历史卷子。我很沮丧，因为我的历史本来就学得不错，完全不需要冒这么大风险去偷卷子。不过转念一想，总也能锦上添花，拉点儿总分吧。回家之后就开始做卷子，然后背答案，还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考满分，因为那样很可疑。结果第二天上历史课的时候，历史老师说：“我们先发一套模拟试卷。”发下来后我一看：靠，就是我们偷的那套卷子！当时我就气晕了。

相比一塌糊涂的理科成绩，我的文科成绩还不错，特别是语文，基本上总是名列前茅，三甲之列，而且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如此。那时学校特别万恶，考试结束后，每门学科都弄出一个什么“红白榜”，前十名上红榜，最后十名上白榜。每次大考之后，红榜白榜上基本都有我，上榜率挺高的。

上初三时我参加了南京市的作文比赛。全南京的中学都派作文成绩最好＇·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的学生去参赛，普通学校是一个代表，重点中学可以派四个代表。我是重点中学南京一中选派的四个代表之一。比赛是抽签制，抽到什么题目当场就要写。比赛结束之后，喜讯很快传来，我校派出的四个同学，分获一、二、三等奖。学校大门口贴着喜报，第一行就是—孟非同学代表本校参加全市作文比赛，获得记叙文类唯一的一等奖。没过几天，喜报还贴在校门口，我又因为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儿被全校通报批评，处分通告就贴在了喜报旁边。我经过校门口的时候还跟班上的女同学说：“看看，都有我！”当时我觉得特别牛。

顺便说一句，我的太太当时就在我隔壁班，我们在一九八四年时就认识了。

高三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个扬州人，挺喜欢我的—所有教过我的语文老师都喜欢我。这位扬州先生经常回答不出学生的问题，每当这种尴尬的时刻，他就有个很神经质的反应—咳咳咳地清半天嗓子，后来他只要这么一清嗓子，同学们就知道他答不上来了。等清完了嗓子，他会带着扬州口音拉长了声调说：“这个—问题，让孟非同学来回答。”而我呢，理科学得跟狗屎一样，不断被羞辱，但人总要找点儿自信活下去吧，这种时候就该我露脸了—我总是很得意地站起来，在全班同学，尤其是女同学敬佩的目光中一二三四很拽地说上一大通。

后来这个烟瘾特别大的语文老师没收了我一包香烟—那会儿我们学校高三的男生不抽烟的已然不多，我因此怀恨在心。一次又有同学在语文课上提问，他又答不上来，又拖长了声音说：“这个—问题让孟非同学来回答。”我噌地站起来，像电影里被捕的共产党员那样大声宣布：“不知道！”我的话让他一下愣住了，毕竟，语文课上从来没有我答不上来的时候。教室里的气氛顿时一片尴尬，很多男生坏笑起来。提问的同学还在等答案，我叛逆的表情仿佛在说：我不可以不知道吗？

整个中学时代，唯一让我觉得安慰并找回一点点尊严的，就是我的文科成绩还不错。这离不开我的记忆力。中学里学过的很多古文我到现在还能全文背诵，中学时期的六本历史书，我曾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能背出来，连教材里的插图在什么位置、插图的注解是什么，我也全都记得。这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但后来我渐渐明白，这其实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缺乏判断力的人，记忆力往往特别好。我就属于缺乏判断力的人。

2、岔路口

中学时代我除了成绩不好之外，其他样样都好。那时我爸老教训我：“学习好比什么好都强，而你是除了学习不好，其他什么都好，有屁用啊！”他说得没错。学校开运动会，我短跑总是得名次的；学校举办艺术节，我一向是主持人；就连出黑板报也是我的事儿。总而言之，凡是无关学习的事，多多少少都和我有点儿关系。只是一考试我就傻了，所以现在一说起中国的教育体制，我就觉得它就是万恶之源。

高中我上的是南京三中，因为文科成绩还不错，我唯一的指望就是高二分文理科，我只要能分到文科班就还有上大学的希望。那时年级里就一个文科班，那个文科班就是重点班（还有一个理科重点班，其他都是普通班）。偏偏到分班时，我们的年级长，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政治课老师，不让我上文科班。他的理由是：高考算的是总分，语文一门考得再好也没用！后来听坊间传言，这个政治老师特别讨厌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亲口说，文科班里他认为最漂亮的四个女生都跟孟非关系好（他太抬举我了，这个真没有！）。结果这位年级长死都不让我进文科班。

应该说南京三中这个年级长给了我黑暗的中学时代里最黑暗和痛苦的体验。他的长相跟冯巩实在太像了！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看春晚的重要原因之一，怕勾起痛苦回忆。后来听很多文科班的同学说，年级长最喜欢他那四朵金花中的一朵。我曾经借了这个女孩儿的笔记回家抄—同学之间借个笔记抄一下很正常吧？结果没两天，“冯巩”竟然晚上冲到我家里把那个女生的本子要了回去。当时我震惊了。后来听很多学校的前辈说，“冯巩”老师以关心学生，特别是关心漂亮的女学生而闻名于校。我知道我在三中待不下去了，于是被迫转学到了南航附中。

现在我回忆起我念过的三所中学，感情是很不一样的。南京一中是我中学时代最温暖的地方。当时我的班主任朱根雄老师对我很严厉，但人非常好，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一中的老师对我都很好，现在每当一中校庆，我基本上随叫随到。南航附中，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收留我的学校，虽然我只在那里上了一年高三，但我也心怀感激。其实我最感激的是南京三中的“冯巩”老师，如果当时他网开一面，让我上了文科班，说不定我就考上大学了，我的人生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岔路口就决定了一生。

3、注定失败的高考

现在想起来，造成我成绩差的原因，除了自己不开窍、不努力的主观因素外，和父母闹离婚也有一定关系。

那段时间父母很少过问我，他们工作也忙，家里经常没人烧饭，我就在家对面的金陵职大食堂打饭吃。有一次我生了病，人都快瘫了，还硬撑着去打饭。勉强回到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饭菜往桌子上一放，就一头倒在床上了。一直到晚上他们回来，才把我送到医院，一到医院我就住院了。后来我妈一想到这事儿就掉眼泪。

到了高三我被迫转学，完全看不到希望了，我开始抽烟。抽烟是坏学生的标志，我那时很享受这种堕落的标志。当时我经常抽两种：长支的过滤嘴“天星”，一块零四分，看起来很高级；另一种是看上去更高级的硬壳烟“长白参”，一块八。除了抽烟之外，那时我还和另外一些坏学生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我们是没有那么多零用钱的，只有跟女同学借，而所谓的借，其实根本就不会还的。

有一次，从外校转过来一个女生，烫着大波浪，涂着口红，还穿着高跟鞋—一看就是标准的不良女青年。我第一次开口向她借钱，想不到她不仅立刻答应，而且连整个钱包都给了我，里边竟然有五十块！当时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可以挥霍好几天了。我看着钱包，忙客气地说：“不用不用，十块就行。”我那几个狐朋狗友为此骂我，但我坚持只允许他们用了十块钱，剩下来的钱第二天都还了回去—盗亦有道，我跟他们相比还是有底线的。

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日子过得很快，直至一九九〇年高考结束，我上大学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社会已经把我归到另外一个阶层去了。作为一个高考失败者，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就是自食其力，不要走上犯罪道路。对于我高考失败我父母挺有承受力的，他们一方面早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没太多工夫管我的事情，因此也没有什么悲剧降临的感觉。

在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之后，我又和几个混混朋友玩儿在了一起。不过，我本能地觉得，我骨子里跟他们不一样—虽然我说不出到底哪儿不一样，但我确信，就是不一样。混了几个月之后，我上了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大专自考班，但只上了一学期，江湖朋友们就勾引我去深圳混了。

第八章印刷工

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下面的一个电视节目报印刷厂招工，这个招工竟然是要考试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试的工人里我还算是相当有文化的，因此我顺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当时我觉得，虽然只是工厂，但毕竟是江苏广电本系统的，先干着吧。

1、滴水成冰的日子

印刷厂位于南京城南的城郊结合区，一个叫卡子门的地方，以前是一大片坟地，工厂是把那片坟地迁走之后建起来的。因为是新厂，第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车间的窗户连玻璃都还没有安上。

我去厂里报到的那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头一天晚上，我还在父亲一个同事家里过了一个难得一遇的“白色平安夜”。那种聚会是相当“装13”的，一屋子文艺青年和中年，有人弹钢琴，有人表演节目，宾客们就着火腿沙拉喝着香槟在琴声中高谈阔论着一些我完全没有兴趣的话题，屋外雪花在静静地飘落。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从第二天开始，我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西方，白色圣诞节是吉祥的象征。就在那个特别吉祥的圣诞节的早晨，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我骑了将近两个钟头的自行车，跨越了南京的三个行政区，中途还要下来推着自行车过一条铁路，最后到厂里报到了。

因为厂里新买的印刷机还在调试阶段，第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擦洗保养机器。我脱掉外套，第一次穿上工作服，撸起袖子，拎着一大桶机油，再拿着一大块棉纱蘸上机油，钻到机器肚子里开始擦机器。在那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我的手就不断伸进冰冷的机油和煤油里，北风从没有玻璃的窗口刮进来，把外面的雪一直刮到机器旁边。

到了午饭时间，大家都去食堂了。印刷厂前面是一个学校，工厂和学校共用一个食堂，从车间到食堂要走几百米。我第一天上班，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知道，没饭盒，也没饭票。这时一个女工热情地对我说：“我可以借你饭票，但你没饭盆，还是别去食堂吃了。出厂门左拐走十分钟有一家面馆，你可以去那儿吃。”我就照着她指的方向，顶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找饭吃了。

当时我又冷又饿，走了十多分钟，果真看到了路边的那个面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上来，我三两口就“吸溜”下去了，连面汤都喝了个精光，全身总算找回了一些热气。然后我又顶着北风冒着大雪，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厂子里干活儿。那一路上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水浒传》里“林冲风雪山神庙”那一章，心里颇多感触。而那碗面的热量支撑到刚走回厂里，似乎也就消耗光了。

一个多月后，厂房的玻璃终于装好，风不再嗖嗖地往里刮了，我也已经完全适应了那里的工作。

2、暂时落脚

从一个闲散人员，到一个印刷工，我觉得还不错。虽然工种差了点儿，但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而且又是在广电系统的企业，对我而言多少有点儿归属感。当时我想，再干几年厂子会越来越好，等我资历老一点儿之后也许可以转正成为厂里的正式工。在厂里，我的文化水平还算比较高的，好好干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组长甚至车间主任这样的级别。

印刷厂的工作自然就是印报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电视节目报还是很吃香的。很多有点岁数的人应该都还记得一张节目报刚来的时候，一家人围在一起用红笔在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下面画杠杠的情形。刚开始印报的时候，印量是从十几二十万开始的，慢慢增加到三四十万、五六十万，最后到了鼎盛时期印过一百二十多万份。很多年后，我碰到印厂的老同事，问他现在印多少，对方说：“十几万吧。”我开玩笑说：“怎么这么少？我一走厂子就不行了吗？”

当时节目报挺吃香，报纸印量大，我们的机器和人员少，导致我们必须从周二晚上开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连续干三十多小时，就是俗称的大夜班，中间每干八小时休息两小时，印一次报纸，我要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看两回日出日落。

印厂车间的噪音非常大，有九十多分贝，巨大的噪音让人就是面对面也得扯着嗓子喊，对方才能听得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很快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劳动人民嗓门儿大？那是因为劳动人民无论是在广阔的地里干活儿，还是在噪音巨大的工厂里上班，声音小了，别人都听不见。

那时每次印报纸，印刷工们要不停地抽报纸出来查看，看墨重不重、水大不大，而我除此之外，还看新闻。后来厂里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闻节目里每天都有读报环节，就说：这是他在厂里印报纸落下的病根儿。

3、一同值班的小郑

平时不印报纸的时候我们就得卸纸、保养机器，中午就在宿舍待着。说起来是宿舍，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建筑工地上的那种工棚。宿舍在一栋红砖房子里，房子上下两层，一楼住着广播学校的老师和校工，只有楼上两间属于我们厂的工人。

每间宿舍也就十平方米不到，里面还堆满了印刷辅料。到了冬天，有人会把劳保鞋脱下来，把臭烘烘的鞋垫放在廉价的电热器上烤，旁边不到半米的地方就有人捧着饭盆在吃饭，还有人在一边抽烟—那种乌烟瘴气的味道恐怕大多数人是受不了的，但我已经很习惯了。

印厂每周日休息一天，但每晚都要有两个人值夜班，差不多每半个月就轮到我值一次。厂子在郊区，很空旷，夜里风很大，偏偏值班室还有两块玻璃碎了，用报纸糊了起来。值夜班的夜里，外面北风呼啸，风吹在报纸糊的窗户上，哗哗作响，这时总会想起厂房是建在坟地上的这一茬儿，我们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睡的那张行军床，有一截弹簧坏了，翻身的时候要是不小心，断了的那一截弹簧就会戳着屁股，加上这床睡过太多人—干过八小时后轮流休息的人都睡这里，早已发霉的褥子也没人洗，总是散发着一股恶臭，所以刚开始我总是很难入睡，后来夜班印报纸时间太长了，累得倒头就睡，就完全没有异样的感受了。

当时厂里有个小福利，每周印完报纸之后，厂里会给每个工人分几沓报纸，具体数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能卖个十来块钱。这对于当时我们这些印刷工也算不错了，毕竟每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