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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3101-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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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饭后不光喝了薄荷茶，还品尝了一道像布丁一样的甜品，尝第一口，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吃呢，于是，马上通过翻译叫服务员过来问甜点的名字，服务员说：“马格碧（希伯来语发中文音叫“马格碧”，英语拼写疑似magebi）。”我一听就愣了，等第二天吃饭，服务员问要什么甜品，我们一行五个人想都没想，异口同声说—马格碧。
就这么在以色列吃了十天，正餐我倒没什么印象，光记得每天都要喝红茶，加上名叫“nana”的薄荷叶，再来一道甜品—马格碧。
第二十一章我们不了解的以色列
在当地听说了一些新鲜的事，也有了一些有意思的体验。
1、死海SPA
当时我们住的是希尔顿酒店，死海附近少有的几个五星级酒店之一，离海岸线大概就五十米。
远远地看死海，它是红色的，走近了看又变成了淡绿色，清澈无比，在碧蓝的天空下，它美得简直像只有童话里才存在的地方。我们拿着酒店发的服务图册，本想先请那金发碧眼的以色列美女给我们做个顶级的奢华SPA，躺着看看报纸，喝喝饮料解解乏，但是排队做SPA的人实在太多，我们想了想，就直接换上泳衣先去死海了。
海里几乎没有人，我们也乐得不跟别人挤，优哉游哉地下水了。但没到五分钟，我们几个都迫不及待地从水里出来了。进到死海才知道，那海水的盐浓度之高，让它简直成了一锅盐卤子。人是漂起来了，但人也像一块块鲜肉被腌了起来，大家身上难免有些受过伤留下的疤痕，泡在那么可怕的盐水里，油然而生一种万箭穿心般难受的感觉。
后来我们回过神来了，可不没有人嘛，谁敢到这里泡着？再寻思一下刚才在死海里的感受，沙滩上的海水都结了晶，要下去必须穿拖鞋，否则脚肯定被扎破，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其他人都只在游泳池里泡着。
我们几个赶紧上岸改去做按摩，又等了一个小时，才听到服务员喊了一个特别国际范儿的名字“莫非”，我就知道轮到我们了，就这样，在我们几个人中，我第一个被带走享受美女SPA去了。
领我走的是一个穿着红色橡胶皮材质衣服、脚蹬靴子的大妈，我还特别疑惑，心想怎么不是服务图册上的金发美女？我自我安慰，心想大妈之后应该就是美女了。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到了一个包间，里头有一张宽不到一米的单人床，大妈给了我一小卷纸内裤，示意我脱衣服，还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就出去了。
等换好衣服后，我就往床上一躺，等着服务图册上的那个以色列美女进来。等啊等啊，过了两分钟，有人敲门了，但请进来后，居然还是那个大妈，手上拎着一个大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我一下子诧异起来，不知道是什么状况，那种恶臭比腐烂鱼虾的味道还难闻，有一种说不出的恶心。我们语言不通，我只能干躺在那里，结果大妈就从我的脚尖开始，流水线作业似的一直把桶里的东西糊到我的头顶，只露出两个眼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海泥，被烫得热乎乎的，没有什么杂质。糊完之后，她又用一张塑料纸从头到脚把我裹了半天，跟裹粽子一样裹好，之后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大妈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我躺在那里，忍着热和强烈的臭味，脑子里仍然在想：“是不是这个裹完之后，金发美女就该来了？”但一直等了快二十分钟，还是没有等来美女，又是大妈来了，二话不说把我身上的塑料纸全部打开，又让我下床走到淋浴的地方。像变戏法一样，不知道她从哪里拿出一个高压喷枪，接上水龙头，哗啦啦地就开始冲我身上厚厚的海泥。
她在作业的时候，我就像犯人一样站着。忙了有五分钟，等她冲完了，一整套SPA服务也就宣告结束了。
我做完SPA了，同行的其他四个人也陆续出来，大家一交流，才发现各自遇到的情形都一样，好像还都是同一个大妈干的。我们就开始骂：“广告太害人，美女哪儿去了？为什么是个大妈？难道是美女长成大妈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换过人？”
当时我们真是后悔死了，就这么一套东西，做了也没什么效果，还贵得要命。但后来听说欧洲的那些王室成员，尊贵如王子王妃到死海，享受的也就是这样的一套服务，我才说服了自己不再计较。
最终，我们一致决定：以后谁要到以色列，一定要推荐他（她）到死海享受这顶级而又奢华的SPA服务—不能只让我们上当，得让大家都去！
2、法治社会
在以色列的十天里，给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以色列旅游部的工会副主席，在中国差不多就是个副部级干部了，那些天我们一直享受着副部级司机开车的待遇。
千万别以为那只是一个小人物，他的权力其实大得很。一路上，听了这个叫茨维卡的副主席介绍，我才知道，以色列的工会强大无比，任何组织或企业，只要在以色列国土上引起工人的不满，工会主席就可以即刻发起一个针对它们的局部性乃至全国性的罢工。以色列法律规定了，罢工最长期限是七天，针对任何雇主和政府的罢工都是合法的，只要提前七天申请就可以。
而在以色列，无论职员给出什么理由，都可以发起罢工。比如，我觉得某人对我说话不客气，或者老对我有意见，我受不了了，就可以联合他人到工会表决，通过了，工会就能组织罢工。长此以往，资方和政府多多少少都吃过罢工的苦。一般来说，基本上只要是罢工，很有可能要不了七天，甚至只在申请阶段，工会提出的所有条件都会被答应。最多拖到七天罢工结束，事情也就都解决了。
有一种行业，解决罢工的问题是最快的，那就是电视行业，总是提出罢工不到二十四小时，问题就立马被解决了—人民不能没有电视看嘛。
不光是民间罢工，连政府部门也一样可以罢工。以色列的国防部也有工会，并且地位极高。有一回，工会因为不爽发起了罢工，罢工前五分钟职员们还在处理文稿，可罢工时间一到，不管是字写到一半还是正在处理文件，统统一放，开始罢工。同一时间，国防部陷入了瘫痪。而到罢工结束那天，准时到秒，所有人都结束了罢工状态，继续完成罢工前没有做完的事，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他们做得非常规矩，绝对是法治社会下的所作所为。
有关罢工的事例听得我们心里痒痒的，总觉得这么有意思的事自己也得亲历一下。有一天，我就和茨维卡商量：“我们来了这么多天，也没有见到一次罢工，既然你是工会的头儿，能不能组织一次？规模不用太大，我们也怕惹事儿，就让我们看一下、拍一下就行，反正也是合法的。”茨维卡有些为难，因为罢工必须提前七天申请，即使申请下来，我们也早走了。所以，这事儿也就作罢了。
话说回来，以色列这种合法罢工，其实在西方社会是很常见的。通常的模式是某个行业、某个人或某些人牵头，提前申请罢工，在具体的表格上写上具体的罢工天数，并写清楚起止时间，之后就可以一切按照程序来进行。
像我二〇〇四年赴希腊采访奥运会的那次，在希腊看到的公交车司机大罢工，正说明罢工现象的普遍。因为欧洲杯的比赛时间和公交司机的工作时间冲突了，看不了比赛让他们很生气，他们就决定要罢一次工。按理说，比赛看不了这也怨不了政府，要找只能找欧足联，但他们也找不到欧足联头上，政府就成了替罪羊。
那天，到了罢工生效的时候，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到一半，就把钥匙一拔，回头冲乘客喊：“大家下车，时间到了。”之后车就停在了大马路中间，司机走了—这事儿警察来了也没用。乘客也不吵不闹，大家都表示理解，那是司机在维护他们的正当权利，都是下来之后各自想办法离开。唯一比较尴尬的是，公交车在街上一停，交通就堵了个一塌糊涂。
那次公交车罢工只批了二十四小时，于是到第二天早上罢工结束的时候，警察都在公交车边上等着了，司机必须来把车开走，否则，哪怕超时一分钟，那些司机就要倒霉了。当时这事儿我看得极其新鲜。
“人民公社”基布兹。
在以色列最大的收获之一是走访“基布兹”。关于基布兹我曾有耳闻，所以去之前我就认为，它会是我们拍摄内容中最特别的，也是上点儿年纪的中国人感觉最亲切的部分。
1、物质按需分配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的意思，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基布兹就是以色列的人民公社。以色列政府规定：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简单地讲，基布兹就是一个公有社会，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现在在以色列，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基布兹，每个城市也都有块区域归基布兹，大的基布兹甚至相当于一个小城市。它们已经逐渐演变成工农业结合的社区，里头有工厂、牧场等“人民公社”需要的部分。
我们去的那个基布兹，是个高度发达的人民公社，那里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大学教授或者是清洁工，待遇都是一样的—房子按人头来分，都是在大食堂吃饭，也不需要货币，人们需要什么，比如游泳、健身、看电影、消费，等等，只要提出都能被满足。他们的小孩儿一生下来就有福利，医疗、保险等，从生到死，基布兹全都包。唯一的一点儿区别体现在人口上，人多的房子会大点儿，人少的房子也就相应地小点儿，孩子多的家庭，分到的东西相对多些，反之就少些。
不仅如此，基布兹里还有很多车，比如说成员要去见一个距离基布兹很远的朋友，那么只需要在电脑上登记，就可以随便开走其中一辆，加油、维修什么的，根本不用操心。包括小孩儿，到了一定的年龄也都给配上自行车。到了吃饭的钟点，自行车往路边一放就行，根本不用锁，因为绝不会有人偷。
这样的“人民公社”，物质也是极为丰富的，一般来说，基布兹里一个庄园的产值，有时候甚至能够抵上中国中西部好几个城市的产值总和。所以，基布兹里的人，日子过得好得很。
2、全体大会做主
在基布兹，每个周末的晚上都要开一次全体大会，除了公布上周“公社”的产量、销售以及结余等情况外，还要讨论前一周积累下来的要处理的事，比如，某人的孩子去特拉维夫上大学—基布兹里没有大学—需要一笔费用，全体大会就要表决，通过了才能上；而某人要出国旅游需要费用，同样需要全体大会表决决定。
我们一行五人在“公社”拍摄期间，刚开始有人专门陪同、接待，但走着走着，到了饭点竟然没人提吃饭的事儿，我们又累又饿，还是在公社外解决了吃饭问题。后来才知道，这是事出匆忙，陪同人员并没有提前申请预算导致的。
在基布兹里，谁都没有权力单独决定公共开支，公社成员来了朋友，只能用自己的配给请客招待，如果要从公社走账，则必须提前一个星期向全体大会申请。比如我们来了，就得提前问：“有拨儿中国人要来吃饭，请不请？”
基布兹内部的一切事务，都以全体大会的形式讨论决定，包括选举领导。
我走访的那个基布兹的负责人，就是全体大会表决出来的。他是个农民，平时也需要干活儿，不能脱产。我们在地里找到他的时候，他穿着绿色汗衫、土黄色短裤及一双旧兮兮的凉鞋，头发乱糟糟的。就是这个怎么看都是标准以色列农民形象的人，却管理了几万人，规模简直和我们的一个大型国企不相上下。在基布兹里，大家推选管理者，不看别的，只要能保证公开公平就行，对道德水平要求反而比较高。比如，房子已分完了，但“公社”又加盟进来几个人，这些人要有住处，问题怎么解决？找到了房子，但房子不可能一模一样，可能有大小或朝向的区别，又要如何体现公正？
在基布兹里，能担任最高长官的机会只有一次，任期一到，不管干得有多好，哪怕是带领大家将产值翻了十番，都不能连任。和我们接触的这位基布兹的最高长官，很受大家好评，他手下有很多高级工程师，比他牛多了，但都很服他，他也乐于为大家服务。
3、想进“公社”不易
听基布兹的负责人说，“公社”里的人素质普遍都很高，高级知识分子、政治家、政客、律师等，不一而足。以色列有很多任总理，都是不同的基布兹的一员。所有基布兹里的人都不领工资，只领一定的配给，干活儿完全出于自觉。
我问负责人：“公社里的人，能在外头兼职吗？比如说一个大学教授，在公社教中学生，但在外面的大学还有工作，怎么兼顾？”他想都不想，就像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一样，平淡地告诉我，进到基布兹以后，就成了基布兹的一员，至于还要不要在外头工作，全看成员自己的意思，反正他们在外的一切收入都要上缴，再按照一定的配给分配。
为什么基布兹的人素质普遍比较高？首先是门槛问题，自私些的，谁愿意到基布兹里自讨苦吃，把自己的财产拿来和别人共同分配？并且，想进基布兹还需要事先申请，不是同意过按需分配的日子就可以，只有全心全意想为“公社”服务，又有一技之长，同时还愿意按照“公社”的游戏规则办事的，才有进入的资格，而且基布兹里的社会角色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会出现某一类别的人员，比如工程师过多的情况。
基布兹的人数占到以色列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公社”里不配军队，也没有犯罪，可以说是以色列相当主流的“社区”，甚至中国还有很多考察队到以色列考察过。
在世界上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多少年来都追求着共产主义，到最后要么是走了样，要么就是另起炉灶，就连始终坚持公有制的古巴，现在也已经允许私有了。然而在以色列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公社”竟然顺利地运转了六十多年，到现在还红红火火，显然除了制度保证它存在的合法性之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公民的素质之高。
不过，联系到在以色列的这几天，我们接触到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和历史背景，我也就能理解，生活可算寡淡的基布兹，深深扎根于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是有其合理性的。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每个周六，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人都要过安息日，根据《圣经》所说，上帝创世纪六日后的第七日是休息的日子，从周五日落开始，到周六晚上结束，这一天，一切活动都被禁止，包括禁止生火做饭。
大人们有信仰，可以坚持下来，而孩子们不懂事儿，很容易违反教义，那么怎么办呢？以色列人为了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就把最好吃的点心都留到安息日，在这一天，孩子们也从来不会被责骂，在高高兴兴的心情中，他们感受到了主的光芒。
也许就是通过这个，我理解了以色列人的信仰。
4、他们对我们的感情
以色列有一项全球顶尖的沙漠滴灌技术，它使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受益，可以说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一九四八年，那时以色列刚建国，几乎有一半国土都是荒漠。忧心的以色列人就把土壤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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