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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第3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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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战争准备牵涉到三个重要因素,政治上要全方位配合,各方政治势力要齐心协力,要维持两京政局的平稳;国力上要倾力支持,从中央到地方都要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全力支持,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大环境;外交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比如与西突厥牢固联盟,承认吐谷浑复国并重新接受它的藩属地位,臣服远东诸虏并稳定远东局势,拉拢和结盟大漠诸虏大联盟中以及大漠牙帐内部的亲中土势力,等等。

但目前糟糕的中外局势,实在难以进行全方位的战争准备,这就是主和派坚持以妥协来换取恢复和发展时间的原因所在。

之前西征进行了两年的战争准备,东征进行了三年的战争准备,其中西征调集了十万卫府军,东征调集了四十余万卫府军,那么南北大战要调集多少军队?目前无法预测南北大战的规模,但卫府军投入战场的兵力不会少于十万军队,考虑到东征损失惨重,卫府军队和中土国力短期内都无法恢复到最佳状态,那么这个战争准备的时间肯定要超过三年,如此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如果南北大战在三年内爆发,中土尚未完成战争准备,仓促应战,结果就很不乐观了。

圣主和中枢再也败不起,南北大战不能败,这是“底线”,既然无法保证“底线”的安全,主和派当然坚持以妥协来换取时间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总不能拿中土兴衰和国祚存亡去做一次豪赌吧?靠赌博能治国?

所以不要说第三次东征了,现在就连进行南北战争的准备,都无法在中枢达成共识形成决策。

圣主和改革派要东征的胜利,要南北大战的胜利,要坚固自己执政地位,要把中央集权制改革进行到底,他们没有退路,只能迎难而上,因此中枢主战者意志坚定,士气如虹,但阻力太大,保守势力就不要说了,他们肯定是唱“反调”,而改革派中的主和者,他们求稳,不打无把握的仗,而目前激烈对抗的两京政局以及东征大败,都足以证明仓促进行南北大战肯定没有取胜的把握,既然明知胜算太小,为何还要行险一搏?

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我以妥协换取南北关系的稳定,我与西突厥人牢固结盟的同时,也可以与大漠北虏牢固结盟,我既可以答应西突厥人东西夹击大漠北虏,也可以答应大漠北虏联手攻击西突厥人,如此必能挑起东、西两部突厥的自相残杀,而我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岂不乐哉?

这个计策不错,但操作性不高,原因很简单,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突厥人不是白痴,同样的错误不会一犯再犯。此计早在开皇末年就用过了,中土用极小的代价,巧妙利用突厥人内部的矛盾,挑起了东西两部突厥的自相残杀,两部突厥惨遭重创,由盛转衰,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元气。你算计别人一次可以,自作聪明再来一次,恐怕就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毕竟这个世上还是聪明人多啊。

当然,困难再大,阻力再大,该做的正确的事情还是要做。对中土来说,外虏始终是威胁,国防策略即便偏重于防御,但防御也是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军队要时时刻刻做好战争准备,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尤其在目前南北形势下,西、北两疆的军队都要进入战争状态,鼓号一响就上战场。只要军队到位了,将士们的士气鼓足了,粮草武器源源不断,那么战争开始后,即便中央来不及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也可确保长城防线的安全,给中土倾尽国力进行战争赢得时间。

所以决策层面的事可以先放一放,如果在南北战争上暂时达不成共识,无法展开全方位的战争准备,那么就在边疆镇戍上先达成共识,先巩固和加强北疆卫戍力量,如增加军队,囤积粮草武器,断绝南北走私,清剿马贼盗匪,进行人事调整,等等,先在小范围内进行战争准备,先行动起来,这样总比只说不做要好。

然而,事实上,巩固和加强北疆卫戍早已是中枢的共识,尤其第一次东征失利后,中枢主和派更是为此竭尽了全力,但事违人愿,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于圣主和主战派。圣主和中枢主战派为了赢得东征的胜利,不顾一切发动了第二次东征,为此不计后果地调用和“透支”北疆镇戍力量,结果北疆镇戍就陷入了今天的危机。

更可怕的是,同样的事情要再次重演。圣主和主战派要把东征继续到底,有强烈意愿和巨大动力发动第三次东征,如此北疆镇戍力量就必然得不到有效补充,北疆镇戍危机不但不会缓解,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同时深受其害的还有中土国力,连续战争严重损耗国力,圣主和中枢罔顾事实,一味穷兵黩武,竭泽而渔,结果可想而知。

面对这一困局,中枢主和派怎么办?没办法,只有反对,反对发动第三次东征,反对进行南北战争,但一味地反对也不行,于是裴世矩决定亲自赶赴西域结盟西突厥,试图缓和紧张的南北关系,延缓南北战争的爆发,给中土赢得宝贵的恢复时间。然而,这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需要圣主和中枢都齐心协力执行“主和”决策,如果圣主和主战派反而借此机会创造条件发动第三次东征,甚至主动积极地进行南北战争,那么结果就必然与裴世矩的初衷背道而驰,主和派的努力完全白费了。

毅然改变立场的封德彝怎么办?圣主已经把难题拿出来了,封德彝要不要接下来?接下来就要去解决,封德彝有没有把握解决这个难题?

目前局面下,如果没有第三次东征,远征军撤回,国力消耗剧减,补充、巩固和加强北疆镇戍力量就不成问题,圣主也就不会愁眉不展了,所以封德彝解决这个难题的前提是,必须确保圣主?主战派尽快发动第三次东征,如此一来,远征军不会撤回,国力还要持续大量的消耗,封德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没有军队补充,也难得到粮草武器的补充,他拿什么去巩固和加强北疆镇戍力量?

但他已经把话“放”出去了,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圣主,南北大战将在未来两三年内爆发,中土要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而首要之务就是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既然如此,他当然要勇挑重任,要赴汤蹈火了。

圣主看到封德彝迟迟不语,直接进逼,“爱卿可有对策?”







第六百二十八章不知死活的封德彝

封德彝不能不答,他冲着圣主深深一躬,语含双?地说道,“圣上,策略能否得以贯彻实施,危机能否得以妥善解决,看上去是智慧,实则是用人。人用好了,量才而用,因材施用,策略就已经贯彻下去了,危机也已解决了一半。”

封德彝“赴汤蹈火”,豁出去了,义无反顾地隆重推出了“齐王”。没办法,话已经说出去了,问题也已经摆出来了,他必须给圣主一个“交待”,善始善终嘛。

现在因为齐王在东都兵变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叵测“野心”,使得中枢上上下下下都对齐王“畏之如虎”,避之唯恐不及。谁都摸不清圣主的“态度”,谁也不敢提及齐王,所有人都担心激怒了圣主,遭受无妄之灾。现在父子两人看似“你好我好”,实则“势成水火”,齐王的刀虽然没有出鞘,但已拉出来一半,杀气凛冽,这种恶劣局面下,谁敢往“刀口”上碰?

但必须有人往“刀口”上碰,抱着舍身赴死的决心,缓和父子间的紧张关系,给圣主一个“台阶”下,给齐王一个“求生”的机会,否则父子反目,血脉相残,对当前政局有害无益,只能“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国内的政治“环境”。

圣主脸色微滞,目露意外之色,旋即怒气上涌,既痛恨齐王平庸无能不成器,又恼怒封德彝戳中了他的“伤疤”,但瞬息间他就冷静下来。

他也是一个父亲,他想做一个好父亲,他不想重蹈先帝的覆辙,更不想儿孙们重蹈自己的覆辙,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人伦悲剧不能上演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也不能再做了。这是他在屠戮了所有的政敌,包括自己的兄弟,稳固了自己的皇位后,所做的誓言,他要信守自己的承诺,他要保护自己的儿孙,他不会诛杀齐王,哪怕齐王拔刀相向。现在齐王就“拔刀”了,这触及到了他的底线,他已打定主意,等到两京政局稳定下来,他就利用政治清算的机会,囚禁齐王,以绝后患。

然而,封德彝却在这个时候,“不知死活”地劝谏他,给齐王一机会,让齐王北上戍边,这触及到了他的“底线”,让他难以接受。不过冷静下来仔细权衡,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既能加强北疆镇戍,又能给齐王一个机会,缓和父子关系,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圣主的“正面形象”,重振威权,激励北疆军民的士气,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事关中土和王国利益,个人情绪不应该影响到决策者的判断,这是一个上位者最基本的政治素养。

齐王身份特殊,虽然圣主已经“剥夺”了他的皇统继承权,但在没有彻底结束齐王的政治“生命”之前,齐王在名义上还是距离皇统最近的继承人,理论上他还是成为中土未来君主的可能。就凭这个“可能”,齐王的政治份量就非常惊人,圣主把他放在北疆,即便是打着政治“流放”的旗号,此举对北虏所释放出来的信号也是“危险”的,其对北虏所造成的威慑力也要大于十万镇戍军。

但是,北疆将帮助齐王壮大,南北大战将给齐王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个问题不得不重视,未来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皇统大战,毕竟在齐王北上戍边这件事的背后,河北人甘为“棋子”,就已经让人十分不安了,如果布局操控者是关陇人,那隐患就更大了。虽然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圣主“将计就计”最为有利,但相比未来的弊害,“将计就计”是否值得?未来是否会悔之不及?

封德彝知道圣主担心齐王“坐大”北疆,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于是直言不讳地继续说道,“识人不明,用人失察,才会导致滔天大祸。先帝以圣上治江左,江左兴则中土兴。先帝以汉王驭山东,结果却截然相反。”

圣主登基之初,汉王杨谅叛乱,但祸根却源自先帝。先帝以汉王杨谅为并州总管,主掌代、晋、冀、幽、燕五十二郡之军政,名副其实的“北方王”,有与圣主争夺皇统的实力。但今日齐王就不行了,齐王北上戍边是“死里求生”,能否“求生”要看他的运气,如果他从南北大战的血雨腥风中杀出来了,生算是暂时无忧,而接下来能否“坐大”却不是看军队的多少,而是依赖于东都给他多少“资源”。

今日的西疆就是个鲜活的例子,当初西征大捷好不风光,西土经略硕果累累,但好景不长,很快东都就缩减了支持西疆的“资源”,然后西北危机爆发了,西土经略的“硕果”转眼就丧失殆尽。相比起来,北疆的“底子”虽然比西疆要好一些,距离东都更近一些,更容易得到支援,但它距离北虏也更近,“脸贴着脸”,除了长城外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所以自古以来,南北大战的主战场就是北疆,就在代北。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东都“卡”住了北疆的“脖子”,缩减支持北疆的“资源”,北疆的困窘可想而知。

因此齐王若想“坐大”北疆,其前提是东都有意帮助他“坐大”,圣主和中枢都默许和纵容他“坐大”,否则绝无可能。也就是说,齐王有成为祸患的资格,却没有据北疆而坐大的条件,而圣主的担忧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悲观了,有杞人忧天之嫌。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当年的皇统之争太血腥了,父子反目兄弟相残,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任何一个经历了那等刻骨铭心之痛的人,都会留下恐怖的阴影,难免草木皆兵,矫枉过正。

封德彝也不敢说得太直太重,毕竟当年的事情就算是他现在想起来也是不寒而栗,更不要说圣主了,恐怕圣主现在还能在噩梦中看到淹没在血泊中的兄弟手足,所以他只能“点到即止”,名义上是说先帝用人不察,实际上就是告诫圣主不要杯弓蛇影,以免对某些敏感人事做出过度解读。

圣主陷入沉思,眼神阴郁,久久不语。

封德彝也不说话,耐心等待。

良久,圣主缓缓开口,“爱卿去一趟高阳。”

封德彝躬身应诺。高阳危机是政治危机,高阳宫不会失陷,这一点圣主很清楚,封德彝也很清楚。

白发贼既受制于齐王,也受制于河北人,如果他不计后果攻陷了高阳宫,不但“害”了齐王,也连累了河北人,所以白发贼围攻高阳宫的真正目的,就是帮助齐王胁迫圣主,逼迫中枢妥协让步。但齐王显然不会把希望都寄托在高阳,仅凭一个“高阳危机”根本威胁不了圣主,若想达到目的,他还要拿出更多的手段,于是白发贼在围攻高阳宫的同时,又杀进了燕北,在桑干水两岸烧杀掳掠,直接威胁到了北疆镇戍的安全。

这才是致命的杀招,打到了圣主和中枢的要害,但此举可能会激怒圣主和中枢,那就适得其反,齐王不但延续不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反而会“死”得更快,所以齐王驰援高阳的速度肯定很慢,边走边看,以防不测。

现在圣主决定向齐王让步,满足齐王北上戍边的要求,以缓和父子间的紧张关系,重建父子间的信任,但这太难了,齐王不会轻易相信圣主,更不会到行宫“自投罗网”,于是封德彝就要承担重要使命了。主意是封德彝出的,最好的执行人当然也是他,如此重任,非他莫属。

封德彝犹豫了一下,问道,“圣上何时返京?”

言下之意,你给我多少时间处理此事?

圣主想了片刻,反问道,“爱卿有何建议?”

“如果燕北这边的事越闹越大,一发不可收拾,燕北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北疆局势乃至南北关系,北虏必然要在代北那边有所异动,以向我施压,所以……”封德彝看了看圣主,发现其神色平静,这才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下臣认为,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代北,及时进行人事调整,给北虏以威慑,迫使他们不敢有所异动,如此才能方便段留守妥善处置燕北危机。”

圣主沉吟不语。封德彝的意思很直白,考虑到圣主和中枢要尽快返回东都,不可能长时间滞留北疆,所以在齐王的使用上,还是越快越好。

齐王北上戍边的速度越快,对南北关系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早,如此圣主和中枢就越早返回东都,就能越快稳定两京政局。两京政局稳定了,第三次东征才有可能提上日程,否则就算外部条件具备了,第三次东征也是遥遥无期。

“人事调整?”圣主微微皱眉,“爱卿打算亲赴代北?”

“代北地方势力复杂,人事调整必然涉及各方利益,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冲突,还是谨慎为上。”

圣主有些不满。封德彝“得寸进尺”了。以封德彝的身份,亲自送齐王到代北,传递给北虏的讯息就更“危险”了,而这显然会引起中枢主和派的愤怒,加深中枢内部的矛盾。

“兹事重大,明日再议。“圣主说道,“爱卿也来参加。”







第六百二十九章见好不收

封德彝离去之时,忧心忡忡,惶惶不安,不知道自己“触犯”到圣主的“底线”后是个什么结果。

虽然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齐王”两个字,还以“人事调整”来掩盖自己支持齐王北上戍边的真实目的,但圣主心知肚明,叫自己去一趟高阳,这是同意还是反对?抑或是警告,警告自己“责任自负”?圣主不表态,那么明日中枢核心层的讨论就非常重要了,一旦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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