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7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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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首相看到自己的目标已接近实现。当威廉一世国王的马车朝着远方驶去时，他说：‘战争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以骑士风度对待威廉一世国王，是完全合乎他的心意的。使一位掌握着权力可发号施令的国王蒙受屈辱是不明智的。”

“梯也尔首相认为战争几乎已经结束。他现在考虑的是最合理的和平条件了。他与其说是个帝国主义梦想家，倒不如说一直是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他一点也不想受到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沙文主义者、社惠主义者或者报纸的偏见的影响。尽管他们在大谈特谈什么‘消灭普鲁士’或‘把易北河变成为法兰西河流’，而对他来说，能达到他的君主和将领们所满意的最低要求就已经足够了。”

“但正是他一直使俾斯麦性格中的最坏方面得到暴露。在后来的谈判中，梯也尔首相的表现简直令人生畏。俾斯麦要求达成一种能使法国人和普鲁士人友好相处和相互谅解的公正和平。这次会谈拖得很长，一个半小时以后，俾斯麦怒气冲天地离开了。梯也尔首相认为他是在继续装腔作势，法武阁下则刻薄地说：‘俾斯麦想用演戏的那一套手法来影响我们，如同巴黎的律师影响他们的听众一样。’法国代表团中没有一个人怀疑，俾斯麦在同他的同僚们商量以后会回来；将会实现停战和达成和平协定，否则法兰西的旗帜就会沿着易北河一直飘扬到柏林。”

“梯也尔首相还玩了另一手花样，以增加给俾斯麦的压力。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巴黎政府公布了有关梯也尔首相同俾斯麦所有谈话的详尽报告。这样一来，欧洲就了解了普鲁士提出的议和条件。国外的声调发生了变化，对普鲁士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

“战争和外交双重的失败使普鲁士人对俾斯麦的不信任感急剧上升。人们对他经常呆在卡梅隆庄园表示遗憾。我记得布龙萨特上校曾以嘲讽的口吻说道，‘这样的政治家比国王的影响还大，真是一种耻辱。’俾斯麦的老对头曼陀菲尔将军甚至说，俾斯麦该进疯人院了。俾斯麦无法面对这样的压力，最终，和议达成了，也就是您知道的《梅斯条约》。”

听了阿方索的讲述，林逸青不由得感叹不已，想不到这所小小的庄园，竟然是普法战争的终止点；一段被改变了的重大历史的见证。

“我记得和议达成后，法国国内有很多人心有不甘，要求把战争继续下去，是这样吗？”林逸青又问道。

“是的，您说的一点也不错。在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陛下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身着华丽军服的陛下和欧仁妮皇后坐着金色的四轮战车，带着三万名身着禁卫军服的法兰西青年战士沿着香榭丽榭大街行进，通过凯旋门，沿途迎受臣民们的欢呼，可谓盛况空前。整个巴黎沉浸于节日的气氛当中，不过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丝不太和谐的小插曲：几名社惠主义分子闯入了梯也尔首相的办公室，试图刺杀他，但被保卫人员及时的阻止了他们认为梯也尔在对普鲁士人的谈判过程中过于软弱，导致‘法国在这场损失惨重的帝国主义争霸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得到’，社惠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希望战争能继续下去，但梯也尔首相无情的打破了他们的希望。”

“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普鲁士人比法国人要理智得多，没有人希望战火重燃。当俾斯麦带着停战协定回到柏林，议院马上就开会批准了。隆恩和瓦德西这点要夸奖他们完全恪守协定的条文，不做任何刺激法国人民情绪的事。普鲁士军队凯旋的仪式被取消了，只是威廉一世国王在经过柏林的街道时接受了军队的鸣炮敬礼，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凯旋。据说在和约签定之后，可能是想要了解和约达成后法国人对普鲁士人的态度，俾斯麦曾悄悄地到巴黎去逛了一次，象一个旅行者一样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遛了一趟。有几个小男孩发出嘲笑的口哨声，有一个工人对他出言不逊，不过这看来是针对一个普鲁士人的，而不是专门针对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向一个过路人借火抽他的雪茄烟，此人从口中拿下香烟，因为他不愿意为一名普鲁士人浪费掉哪怕一根火柴。这是俾斯麦在巴黎的最后一次访问。次日，俾斯麦乘火车越过国界回到普鲁士，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法国的国土。”

“这场战争他没有赢，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吧。”林逸青想起了自己原来的历史时空当中的俾斯麦，“他太过相信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能够算无遗策，但却没想到这一次会栽一个大大的跟头，险些丢掉以前所有的胜利。”

“是的。”阿方索点头表示赞同，“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这样。”

“我这一次和他谈过，他现在仍然对这场战争后法国可能对德国发动的报复忧心忡忡，所以积极的想要建立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三个大国之间的同盟，来和法国对抗。”林逸青装作不经意的把消息透露给了阿方索，“不知道他进行得怎么样了。”

听了林逸青的话，阿方索不由得暗暗心惊。

“要是他已经成功了的话，那法兰西在欧洲大陆就被孤立了。”阿方索不无担忧的说道，表明他现在的确是一个法国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位罗特希尔德了，“唉，其实造成这样的局面，法兰西帝国政府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确实是这样。”林逸青点了点头，他当然明白阿方索对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之前昏招迭出的委婉指责。

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法国与普鲁士不仅不是世仇，而且还是世交。前两个世纪的法国波旁王朝为了对付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在地理位置上的大包围，一贯扶植以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为代表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中等邦国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全面控制帝国，进而掌控欧洲大陆霸权的企图。法普交恶始于上个世纪以来普鲁士的逐渐强大，开始积极参与欧洲大国角逐。但其间法普两国时有分合，两国间的矛盾均属于正常的欧洲王朝间的战争。敌对与结盟转换十分自然，相当有风度，双方均能对两国间的恩恩怨怨与分分合合不计前嫌。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释放出了法国的巨大力量，拿破仑一世几乎成为整个欧洲的绝对主人，普鲁士被极度削弱，差一点就要亡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饱受蹂躏的普鲁士，对拿破仑一世的压迫难以忘怀。这一恐怖记忆催生出了德国民族主义，并使得素来保守的普鲁士成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和德国统一运动的旗手。德国民族主义既是对法国革命普世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是对法国民族主义的模仿。这一模仿在一代外交天才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实主义政治家俾斯麦的领导下，这个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民族，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冶于一炉，假自由民主之皮，行独专集权之实，趁着以欧洲民族自决保护神自居的拿破仑三世所推行的混乱政策，乱中取利，一步步地将德国统一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了现实。

维也纳会议虽然对战败的法国做了宽大的处理，但是建立在正统和均衡原则上的维也纳体系却束缚了法国的手脚，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光荣也一去不复返了。法国大革命和欧洲革命动摇了维也纳体系，但却未能使其终结。拿破仑三世执掌法国政权之后，其首要的外交目标就是削弱俄罗斯和奥地利这两个仇家，使法国摆脱维也纳体系获得行动自由。他没有料到的问题是，虽然本国获得了行动自由，也给了外交上的对手以行动自由。人们一般根据表面上的威胁，只注意到了飞扬跋扈的挑战者，却忽略了阴险狡诈窥伺者。国家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视俄国与奥地利为争夺欧陆霸权的最大对手，却从未料到普鲁士有朝一日会对法国形成致命的威胁。（未完待续。）

第九百五十一章太皇遗愿

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怀有极大的好感，他认为，“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中，宗教改革、商业进步、自由宪政的典范，也是正统的德意志王国中最大的代表，其舆论自由和人民参政权的普及远远优于其它德意志国家。”这一判断是真是假先不论，问题是对一个国家内政的评价不能成为对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不管普鲁士奉行何种政体、推崇何种意识形态，法国只能根据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利害关系与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来制定对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政治家不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白那些有关主义、信仰、国家与民族情感的“滔滔不绝的谈论……并不比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的月下幻想更有价值。”不仅如此，而且拿破仑三世还继承波拿巴家族的传统，以反对奥地利和打破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封锁和遏制为己任。事实上，这两点都判断错误。奥地利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德意志联盟更是一个防御性的体系，而且只要奥地利在德意志联盟内部保持领导地位，法国东部边境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由于德意志联盟的松散性，法国也可以保持对联盟内的其它中小邦国的影响力。奥地利在传统上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哈布斯堡家族自十四世纪以来就把持着“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在德意志中小诸邦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它和以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汉诺威等为代表的中等邦国是反对普鲁士扩张的现实阻力。

普鲁士王国四分五裂的国土，本来是普鲁士主导德国统一的巨大障碍而非助力，普鲁士以捍卫其长期扩张而获得的四分五裂的领土为基本国策。如果普鲁士安心于德意志联盟框架的安排，那么德国的统一便会遥遥无期，甚至胎死腹中。因此外交大师俾斯麦处心积虑地要摧毁这一框架，拿破仑三世却不自觉地助了俾斯麦一臂之力，促进了德国的统一。

德国的统一有民意基础和经济基础，也是大势所趋，法国单独去阻遏这股历史潮流实非明智之举，也超出了法国的国力，拿破仑三世的徘徊观望并非毫无理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反对德国统一的立场上法国并非找不到同盟者，而且最后的结局却是法国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与普鲁士决斗以阻止这一趋势。拿破仑三世如果能够洞察历史趋势的话，他本可以将计就计，借力打力，因势利导地安排法国的国家战略，利用普鲁士的主动作为，来促进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在欧洲近代史上，“德国的统一”与“法国获得自然边疆”，是外交矛盾之源。法国获得自然边疆或者掌控欧洲其他法语地区和德国的统一同样具有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并无道德高下之分。民族统一固然是“正义”的，但国家的安全与欧洲的平衡同样也是“正义”的。本世纪民族主义虽然是民间的潮流但远未是各大国掌权者的共识，当时各大国掌权者的一般信念是“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弱小国家必须为了（欧洲的）政治平衡而自我克制”。维也纳会议便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重建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国界的划分只考虑维持欧洲大陆各大国的势力均衡而完全不顾民族自决和民族统一的原则。因此对于法国来说，在欧洲大陆的优越地位，不必拘泥于摧毁维也纳会议的某某条约，任何条约在武力面前只是一张废纸，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武力掌握在何人的手中以及是否具有使用武力的意志。要吞并欧洲讲法语的地区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象英国虽然一贯反对任何军事强权掌控低地国家，但如果没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充当英国的打手，英国无法单独组织反对法国的行动。拿破仑三世屡次希望以召开欧洲大会的形式来获得列强对他吞并企图的认可，却不知道所谓的外交会议或者国际组织一贯只是追认既成事实，而绝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行动。言语会发出声音，但行动会发出更大的声音。对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地区难道要坐等对手送上门来？如果法国本身有能力攫取和保有这些地区，又何必需要得到对手的承认？拿破仑三世见不及此，对莱茵河左岸地区、对比利时、卢森堡和其他法语地区念念不忘，因此在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屡次被对手诱惑，屡次判断失误，屡次坐失良机，没有能够成功地为法国谋取对等的国家利益。

当然绝对不能说拿破仑三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损害法国的利益，他的确是在殚精竭虑地追求法国的荣耀、扩展法国的利益和维护本身的统治。有人曾一言以蔽之说明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人格“其脑中想法增殖之快，有如一窝窝兔子。”问题出在他那些极富创意的想法之上没有一个更高更强有力的中心思想作为依归。与普鲁士的俾斯麦相反，拿破仑三世缺乏的不是实力甚至也不是智慧，他缺乏的是辨明国家利益轻重先后的判断力和为实现一个目标锲而不舍的决断力，他缺乏的是洞察国家间利害关系和外交权力结构的能力。这部分与拿破仑三世的个人修养和家族恩怨有关，部分也是法国********处境和历史纠葛复杂的结果。但法国的********处境和历史纠葛再复杂也没有普鲁士所处的********处境和历史纠葛复杂，对比俾斯麦的明智和冷静，拿破仑三世本人不得辞其咎。

拿破仑三世上台后，便以打破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束缚，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和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为首要目的。外交行动时有精彩之笔，但多端而寡要，好谋而无断，未能对自身成功的基础明察秋毫。因此他的胜利很快便成了沉重的战略负担，他对本国力量的过于高估，到处制造外交纠纷误以为法国都可以从中渔利，同时又低估了他自己极力推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所释放出来的破坏性的力量。而正是这股力量，使得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历史趋势不可扭转。

法俄与法奥联手失败是普鲁士得以统一德国最关键的外部因素，而法俄与法奥交恶却是拿破仑三世一手造成的。拿破仑三世反奥反俄，除了历史恩怨拿破仑第一帝国被奥地利与俄国击败。而且还因为拿破仑三世称帝后，俄国沙皇不肯承认这个“篡逆者”，只愿意称呼他“我的朋友”，而不愿意使用照欧洲世袭君主之间的称呼“我的兄弟”这在历史恩怨之上又加上了一层个人恩怨，因此拿破仑三世才会不顾一切地在克里米亚和波兰问题上屡次冒犯俄国的利益。

当年法国借口与俄国争夺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基督徒保护者的称号和耶路撒冷“圣墓”的钥匙，联合英国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而除了要为第一帝国报仇雪恨外，看不出法国在此战争中有何长久的战略利益。他从未能如俾斯麦一样明智“蔑视六千万俄罗斯人民……，而不顾他们将会成为未来敌人的重视同盟者，将是一个极大的********。”

战后《巴黎和约》中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禁止俄国在黑海地区拥有海军，剥夺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特权。这一条款主要是为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法国毫无所得，而且背上了维护条约的长期战略负担。拿破仑三世昧于虚荣心作祟，在黑海中立化这一俄国引以为奇耻大辱的问题上毫不让步，导致法俄之间无法联手反对德国的统一。结果，普鲁士为寻求俄国在普奥与普法战争中保持友好中立，支持俄国废除《巴黎和约》的有关条款。为了回报普鲁士，俄国在普法战争期间在俄奥边境部署了10万军队，防止奥地利倒向法国一边。俄国表示，如果奥地利进攻普鲁士，俄国则向奥地利宣战。

在波兰掀起反俄民族大起义中，与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