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6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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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未完待续。）

第八百九十八章清流误国

就在伊藤博文沉迷于女人的世界以求麻醉自己，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时，柳原前光也在经历着类似的煎熬。

“林君，这次和谈，您能做出这样的让步，日本每一个人都受到您的恩惠！真是非常感谢您！”柳原前光说着，向林逸青深深的一躬。

“柳原君不必感谢我，此次减免兵费，乃是皇太后皇上仁慈，念及日本生民之艰，故尔仅索二百万镑之款。我只不过是仰承皇太后皇上旨意而已。”林逸青笑了笑，拿过茶壶，给柳原前光面前的茶碗斟满。

柳原前光闻言，有如乾国大臣一般，面向紫禁城的方向，深深一躬，以示敬意。

“其实，柳原君，你还应该感谢一些人。”林逸青微笑着看着柳原前光的动作，“没有他们，减款一事便不得成。”

“噢？林君说的是哪些人？”柳原前光好奇的问道。

“是清流言官啊，柳原君。”林逸青笑道，“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全都让你给私下收买了，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向着日本说话呢？”

听到林逸青的回答，柳原前光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乾国的言官，他确实是没少收买……

难道是林逸青发现了什么？

想到林逸青手下的那帮无孔不入的忍者，柳原前光竟然打了一个冷战。

“林君真会开玩笑。”

“其实收买了也不要紧，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林逸青笑道，“不过，那些没有拿你们的钱，却也拼命帮着你们摇旗呐喊的，我是真的搞不懂了。”

柳原前光明白了林逸青的意思，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定了定神，说道：“此类事情，古已有之，不绝于史。林君不必耿耿于怀。”

柳原前光说的“古已有之，不绝于史”的事情，便是中原王朝千年外交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上邦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卖国贼；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自梥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原王朝外交的走向。清流心态在朝廷和社会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目为清流派。禁烟战争爆发前，曾伯函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璋额提问时就说：“自南梥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伯函在给李绍泉的信中又说：“自梥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为什么梥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清流”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首先是对梥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梥朝不等于安全大国，“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男人被要求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在风波亭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其次是中原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原王朝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夏族士大夫痛心疾首。“清流”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清流”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第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夷夏之“防”理论是中原王朝古代主张严格民族界限、尊崇中夏、鄙薄其它民族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异族人保持警觉、防备，还有禁止与外族通婚等；禁止我方先进文化传入外族，也警惕外族不良风俗对我方的影响干扰。在中土，严夷夏之防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它注重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夷夏之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具有清流心态者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

第四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土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林义哲曾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而“清流”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现下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以晚眀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正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眀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明朝始终未给议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主持议和者包括皇帝在内从未展开有关议和大政方针的讨论，纠正以至批驳一些模糊认识及错误论调，以统一朝臣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议和应有的气氛。相反，传统的所谓上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主持议和的人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重桓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重桓的阁臣钱隆西也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思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加与清议和事暴露后立遭杀身之祸。这种攻击、反对议和的声浪经久不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任何正确的议和主张都难以畅行。林义哲亦以为乾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国朝的外交，从天津教案以来，我所经手者甚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又说：“士民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请愿团对谈判诸大臣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瀚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太，成于阮机。有人曾说：“清谈误国是西缙灭亡的原因之一。”西缙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眀朝亡国同清谈误国之风亦分不开。崇正皇帝死后不久，渤海摄政王阿莫拉给南眀的史克发写信，痛斥晚眀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梥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们眀朝的大臣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作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梥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而现在，“清流”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土不容小觑，而就全世界来看，民族主义业已成为极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这一次林逸青主持对日谈判，原本打算借乾国法理占上风，军事实力也占有优势的机会，狠狠敲日本一下，榨一大笔款子出来，让日本十年翻不过身来，但没想到国内的清流健将们却纷纷弹劾林逸青“勒日过重”，“索款过巨”，失了泱泱大国的体面，“使列国视中朝有如市井之嗜利商贾”，坚决要求朝廷追究林逸青的责任。

更为荒唐的是，一些清流言官们在这个时候开始装起了大方，竟然要求朝廷放弃对日索赔！

监察御史查筱荫就上书朝廷说：“以中土之大，区区百万银之兵费，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款免去，不索日本，亦足示中朝之恩威，在德而不在兵，足令日本羞其所为而灭其骄气也。”

由于清流言官们的强烈反对，清议汹汹之下，两宫皇太后不得不做出姿态，指示林逸青将原来的索赔金额500万英镑减少至300万英镑，后来又减少到了20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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