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阙-第3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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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大汉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刘询坚持以霸道为主，王道为辅，虽也用儒士，但同武帝用儒术缘饰法律如出一辙。
　　于是批评的声音就来了，尽管刘询在改善吏治上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谏大夫、博士就开始吵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走错了路，南辕北辙，还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
　　他们以为，大汉从汉武帝改制征伐兴功利开始就走错了路，若是今上继续沿着这条道走，虽然解决了匈奴，虽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确实好转，虽然吏治在缓慢改善，虽然四夷来朝，但跟失去了礼治王道相比，这一切都值得吗？
　　于是就有了那场是否全面推行春秋决狱的争论，最后以赵广汉罢官结束，但儒吏们也没赢。
　　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还拿刘询赐给史、许富贵说事，揪着这些小处不放，危言耸听，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
　　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但刘询想的很深，这盖宽饶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
　　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预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学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渐，他日乱大汉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刘询当时一笑而过，没当回事，但今日看来……
　　“《公羊》、《韩易》之学，多言禅让官天下之事，确实不能再纵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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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绣衣使者说，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后，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的话，又开始传播了。”
　　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那一年他身体不好，几乎病逝，乐极哀来，惊心老至，有感于此，乃自作《秋风》辞：“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竟对群臣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简直是亡国之言，群臣震恐，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那一年身体也欠佳，有时是不太清醒的，虽被群臣劝诫，但又说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话：“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
　　此言已在民间散播多年，刘询初继位时尤其喧嚣尘上——其实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汉所为。
　　刘询试图对此事加以解释：六七之厄，大汉的皇帝，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第六代是孝昭，第七代是他啊，作为宗室子弟再受命，没毛病！
　　可那“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就没法洗了，成了证明汉家确应禅让的依据。
　　刘询闭上眼，让金安上退下，心中暗道：“朕曾想证明，我就是天下人期盼的圣君，要让所有人都承认。”
　　“可现在朕明白了，朕终究无法讨好所有人。”
　　刘询又看了一遍盖宽饶的奏疏，越看越心寒：“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朕已做到这种地步，在彼辈眼中，竟只是给他们期盼的‘圣人’占个位置，随时可以让位的？”
　　皇帝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他也知道，盖宽饶等人翘首期盼的圣人是谁。
　　当然不是任弘那满心功利，对开边和功利推波助澜，并柔和媚上的家伙，得对朝中格局多陌生的乡中愚民才会得出这结论啊。
　　儒生期盼的，是一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他必须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贤人，像舜一样孝顺，如尧一般尚贤，似大禹一样一心为公三过家门不入，最好还有素王孔子的理想和学问。
　　如此，才能接过汉帝禅让的冠冕，上承周朝之后真正的王统——以《春秋》当新王！然后，只要对儒生那些空泛的提议一一采纳推行，全面复古，奉天法先王，以礼治国，便能达到太平世。
　　除此之外，一切其他方法，都是错误的！
　　武帝之后的汉儒贤良文学已经读五经读魔怔了，其逻辑和后世某些人挺很像：只要实现民主自由，一切社会弊病都将完美解决——若是没解决，那是因为，你还不够民主自由。
　　历史上再过几十年，儒生们还真等来了那个“圣人”，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无法对话的，上朝前，刘询如往日一样，站在铜鉴前让奴婢为他更衣，却总觉得鉴中脸上有一块刺眼瑕疵，伸手去摸了几次都抹不掉。
　　“扔了它。”
　　一向好脾气的刘询不耐烦了，忽然如此下令，等尚衣尚冠带着宫婢将铜鉴抬走，换上一块新的后，刘询再靠近一照，果然，他脸上的瑕疵消失了。
　　“若是再怎么照，脸上都有瑕疵，那恐怕不是朕的问题。”
　　“而是铜鉴有瑕疵！”
　　刘询心情大好，戴上冠冕后，将盖宽饶的奏疏交给中书令弘恭，语气平常。
　　“下其书，使中二千石议之。”
　　天安三年，自孝武独尊儒术一甲子后，大汉朝的思想界，是时候再来一场大地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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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第二章　在0点前，这几章要看的资料太多，写起来有点慢，昨天欠的一章顺延明天再补哈。


第516章　正统
　　“今早在朝堂之上，我欲为盖宽饶说话，弱翁为何阻我？”
　　承明殿议事后，司直萧望之有些不解，追着太常魏相求问，魏相却摇摇头，直到进了魏家，屏退众人后，魏相才道：“廷尉、执金吾等人以为，宽饶欲求禅，大逆不道，群臣多附议，盖宽饶已被定了如此重罪，你要如何救他？”
　　萧望之说道：“盖宽饶刚直君子也，上无任、张之属，下无许、史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仇人多，朋友少，先前赵广汉阻挠春秋决狱之事，盖宽饶不也站在弱翁一边么？”
　　“这次他不过是忠直忧国，不小心说错了话，与吾等乃是同道中人，应该将他保下来。”
　　魏相吓了一跳，立刻矢口否认：“勿要胡言，谁与盖宽饶是一路人！”
　　他劝阻萧望之道：“龙之为虫也，可犹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即便是进谏忠臣，也不能触碰人主之逆鳞，否则非败即死。盖宽饶什么都能说，甚至可以直接弹劾西安侯，大骂平恩侯，但唯独天子禅让，江山易姓之事，他却万万不能提！”
　　魏相以为，盖宽饶这次是死定了，而且天子故意将奏疏下朝廷议论，恐怕就是想看看，谁同情盖宽饶，谁与他持同一意见。
　　萧望之心思不多，若是傻乎乎站了盖宽饶，被牵连进去的恐怕就不止他，朝中清流一派都要一起受过。
　　所以魏相非但不愿为盖宽饶说话，他还要落井下石，主动割席，写一篇奏疏，深挖一下盖宽饶进言禅让背后的原因……
　　“盖宽饶之狂言，皆《韩氏易传》与《公羊春秋》之过也！”
　　景帝、武帝时燕人韩婴的《韩氏易传》里有一些大逆不道的言论，诸如支持官天下，或许跟燕国是全天下唯一一个对“禅让”身体力行过的国家有关，尤有遗风。
　　公羊春秋其实也支持禅让，只是稍稍隐晦一些，将这种思想拆分藏在不同篇目里。诸如“天子一爵”，即天子也只是爵位的一种，并非“天”的化身，所以可以申天以屈君，通过天人感应的灾异来告诫皇帝勿要胡作非为——汉武帝虽尊儒，擢公羊而黜榖梁，但却最讨厌这一点，董仲舒也因为对灾异说三道四失了宠。
　　此外还有通三统，这个比较冗长复杂，大概的意思便是改制而不改道，新朝虽然另开政统，但道统不变，是延续先王的。所以要求存二王后，到了董仲舒的后学们，渐渐变成了支持以天下万民为本，不私一姓的禅让之言。
　　至于汉武帝最看重的夷夏之辩和大复仇，前者还在强调，后者则渐渐下沉，只谈私人仇怨，而很少提议汉与匈奴九世之仇了。
　　此外还有“春秋新王“等观点，其本质在回答“孔子作为圣人，为何会降生在春秋乱世”这个问题。公羊学派认为，孔子是来救世的，所以在王纲不振的时代，孔子就是“新王”，既然孔子是王，而天下又不能有二君，所以居王位者未必是真王。
　　魏相是济阴定陶人，萧望之是东海兰陵人，地理位置上属于宋、鲁，鲁学较为兴盛，和处于齐学阵营的公羊春秋分歧很大。但盐铁之议后，公羊、榖梁等关东儒家各派就来了一个大团结，讲究共进退，一起与功利开边刑名之臣对抗。
　　如今魏相却要捅公羊一刀，让萧望之十分震惊。
　　魏相却态度坚决，他不止是要壁虎断尾，跟盖宽饶划清界限，还想乘此机会做一件事。
　　“长倩莫要小觑这学术之争，六国时百家争鸣，争的就是谁才能让天下复安；秦时李斯与儒生争执分封之说，最后刑名法家之士胜，导致儒生被黜，诗书遭焚。”
　　“汉初曹相国、窦太后等喜好黄老，故数十年清静无为，然礼制不行于世；最后是孝武时榖梁与公羊之辩，因公孙弘、董仲舒而尊公羊，于是公羊大兴，影响了武帝朝数十年格局。”
　　“然卫太子虽学公羊，却又复私问《榖梁》而善之。陛下继位后，听闻祖父卫太子好《榖梁春秋》，便问老丞相韦贤、侍中史高等，二人皆鲁人也，故言谷梁春秋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榖梁》。”
　　“陛下诛灭霍氏后，召见榖梁春秋后学沛郡人蔡千秋为郎，入宫讲学，与公羊家并说，又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让选郎十人从受榖梁春秋。”
　　萧望之就是当初那十个从蔡千秋学榖梁的人之一，他先前差点就被一个朋友拉着学《左传》去了，后来听说西安侯也在钻研左氏，在河间太傅贯长卿死后，因为门户稀薄，任弘居然成了左传的领军人物，遂心生嫌恶，改学榖梁。
　　他在东海郡家乡时，学的就是《鲁论语》，天下鲁学是一家，倒也不反对，如今也成了干将级别的人物。
　　“陛下善榖梁之说，长安皆知。”
　　这是魏相观察到的事，当然，刘询也对以史解经的《左传》感兴趣。从西安侯任弘到京兆尹张敞，都是左传一派的人物，但这一派起步晚，也没有贸然扩张，依然低调行事，任弘更是只收了刘更生等几个年轻弟子，在榖梁看来，不成气候。
　　但即便如此，榖梁、左传依然未被列为官学，五经博士里，唯一的春秋博士依然是公羊家的。
　　魏相敏感地意识到，在盖宽饶捅了大篓子后，公羊春秋也要跟着倒霉了，就算不被罢黜，天子也必定引入新的学派去中和他不喜欢的公羊之说。
　　要么是属于他们自己人，比公羊更加保守提倡礼制的榖梁。
　　要么是在魏相看来，本就是伪经，如今更被西安侯塞进去了他与杨恽、张敞等人作的新义理章句，充斥功利思想的歪理邪说《左传》。
　　“《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而《春秋》的正统，也只能有一个！”
　　魏相看着萧望之，面容肃然：“长倩，这时候哪还顾得上去救盖宽饶，清醒些，属于你的战争，开始了！”
　　……
　　“臣恽以为，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
　　杨恽的奏疏还么写完，就被不请自来的张敞给打断了，他在旁边看了几眼后立刻劝道：“子幼，这奏疏写不得！你难道忘了太史令是如何获罪的？”
　　当然记得，遭李陵之祸，为李陵做解释，结果李陵真降了，触怒了孝武，遂将司马迁幽于缧绁，下了蚕室，遭受奇耻大辱。
　　“自然记得，但盖宽饶不过是说错了话，岂能与李陵相提并论，今上标榜仁德，不该因言获罪。”
　　杨恽的笔停了，他正在写为盖宽饶说话的上疏，想解释盖宽饶本心并无大逆不道之意，更没有让天子禅让退位的意思。
　　“哦？大汉不因言获罪，那颜异是怎么死的？”
　　颜异乃是汉武帝时的九卿，以廉洁正直著称，因反对白鹿皮币，被张汤定了腹诽罪而死。
　　天子想要谁死，何患无辞？更何况盖宽饶结结实实揭了皇帝逆鳞，他个人道德再高洁也没用了，这时候谁替他说话，谁就是同伙！这便是皇帝将此事下朝堂议论的原因啊。
　　“你这奏疏一上，非但会重蹈太史公覆辙，甚至会牵连他人。”
　　张敞极力劝阻杨恽，他知道杨恽与盖宽饶为友，但杨恽一直被认为是“西安侯之党羽”，任弘本就不在朝中，杨恽非要去掺和一脚，这是想要将地位敏感的骠骑将军也拖下水么？
　　杨恽却猜出来了：“子高，汝极力劝阻我去管此事，莫非是想坐视盖宽饶死，顺便乘着公羊春秋被陛下迁怒之际，让左传得以兴？”
　　学术要兴盛有两种路子，一是底层路线，先在地方上有教无类扩大影响，等桃李满天下后，官府再不待见，也不得不加以重视。
　　二是上层路线，依靠游说位高权重者，慢慢跻身朝堂，得到皇帝承认。
　　儒家之所以能在孝武时独尊，便是两条路都走通的结果。
　　任弘明明可以走前者，但却故意忍着，他先慢工出细活完善学术理论，使之自圆其说，又招收才干出众，能受他影响和控制的几个关门弟子，不急着扩大影响——任弘很清楚，若是倒逼皇帝太着急，只会让刘询怀疑他的动机，让两人本就脆弱的关系更加恶化，他才不想殉道呢。
　　左传一派等待跻身朝堂的机会，如今却因为盖宽饶的冲塔而忽然来临。张敞是有一丝窃喜的，却也明白，他们的敌人不止是公羊派，还有近年来天子也加以扶持的榖梁派——谁让榖梁那些亲亲尊尊的理论确实让刘询心动呢？他很需要一面”王道“的面纱。
　　左传在民间影响不大，能辨者数量也不如传承多年的公羊、榖梁。这其中，被西安侯拉进来的杨恽是得力干将之一，岂能牵涉进盖宽饶案？
　　但面对张敞“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建言，杨恽却大笑道：“子高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盖宽饶与我性情相投，皆被视为狂生，《左传》有言，能与忠良，吉孰大焉！他今日有难，我不能置之不理。”
　　“子幼你……”
　　“西安侯会明白的。”
　　杨恽写完了奏疏上最后几个字：“恽之外祖父确实曾后悔过为李陵说话，可巫蛊之祸任安遭殃时，他还是义无反顾，设法救下了任氏孙儿。陛下也应知道杨恽性情，此事绝不会牵扯西安侯！”
　　说完便携奏疏而出，只剩下张敞暗暗跺脚，又差人去问，西安侯入武关了没？
　　而等到次日，张敞收到回复，说西安侯已近长安，颇为大喜时，却也从奔走相告的长安路人口中，得知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盖宽饶死了！”
　　“大鸿胪恽上书，上不听，遂下宽饶吏，宽饶不愿辱于狱吏，竟引佩刀自刭于北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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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阙外多了一抹鲜艳的血时，西安侯的车队也风尘仆仆，来到了霸陵县白鹿原庄园外。
　　远处遮蔽成荫的葡萄架子，以及硕果累累的石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