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官发财在宋朝-第2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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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因是判登闻检院王珫与其子王仲甫受人告发，道与大理评事王士端之妻王氏通奸。
　　官员犯奸，本就为人不齿，更何况还是父子二人同与其私通？
　　此事一经传出，登时成了京中街头巷尾热议的天大丑闻。
　　而较百姓们更早得知、立马开始忙活的，自是身负弹劾之职的御史官们。
　　对王韶私自动兵的弹劾浪潮，迅速被这桩百年难得一见的丑事所盖过，赵祯在暗暗感到目瞪口呆之余，也不由悄悄地松了口气。
　　他立马下诏，令大理寺对此进行调查，不出半月即有了结果——这令人为之咋舌的通奸案，竟是真非假。
　　王仲甫平日予人便是放荡不羁、口无遮拦的放浪形象，然能荒唐到这一地步，还是叫不少人大开眼界。
　　按《宋刑统》，应当对奸有夫妇女者徒二年半：莫说此事闹得尽人皆知，即使得的是密告，对生性内敛的赵祯而言，也绝对不能姑息。
　　等赵祯难掩嫌恶地下诏，剥去这对父子官身，下放田里后，折腾得轰轰烈烈的此案理应就此告一段落，沦为百姓们茶余饭后的一点闲话了。
　　却不料数日过后，将受徒刑的王氏竟口口声声供称，与她有染者除了王氏父子外，一年多前，还有一位了不得的贵人。
　　——这位‘了不得’的贵人不是别人，正是陆辞。
　　查来查去竟又拽出一条意料之外的大鱼来，顿让大理寺负责推鞫此案的王援深感难以置信。
　　鉴于陆辞多年来不近女色、洁身自好至人人皆知的好名声，他直觉此为诬告，是以并未对外声张，而是针对其身世先进行了粗略调查。
　　结果初步查明，王氏为随州人士，在一年前嫁予石士端为继室之前，竟曾任陆氏义庄中的一名女使！
　　恰恰在他进行更多调查的这阵子，以曹玮为主帅的西军也好，以陆辞为主帅的东军也罢，皆是高唱凯歌，屡建佳绩，朝中称颂声可谓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也让曹陆二人风头盛极。
　　若是此事为真，风光无限的陆招抚便将由他亲手拖下马来，正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时机！
　　思及此处，饶是王援历来自诩谨慎，也是难掩兴奋。
　　既都查出王氏当真曾与陆辞有所交集，那这一供词，就不见得真是胡乱攀咬，而有可能确有其事了。
　　王援有了底气，立马派人继续去查。
　　而他动作一大，需要调动的人力增多，自然就瞒不住其他人了。
　　最先得到消息的，自是王援的姻亲。
　　经王援那些个姻亲之口，更多友人很快得知了向来是官家最偏爱的‘那位完人’的这一偌大‘丑事’。
　　一传十十传百，不出半日，连赋闲在家的郑戩都清楚了，更何况是嗅觉敏锐的御史台？
　　且不说御史风闻言事，本就无需亲论真伪，更何况是这由事主亲口说出，都被传得有鼻子有眼的消息？
　　当赵祯读到从那桩让他皱眉的丑闻、所发展出的新事态的奏疏时，头个反应，便是揉揉自己的眼睛。
　　哪怕将那与王氏通奸者的名姓，替换成这世上任何一个人的，都比‘陆辞’二字要可信太多。
　　实在荒谬，王氏怎么可能与小夫子有染！
　　若非他膝下空虚，小夫子这样品貌高雅的谦谦君子，他简直恨不得招来做驸马了——也不想想究竟是谁吃了大亏？
　　赵祯忍不住腹诽：怎么那些御史们才因吃了大亏而消停了一阵子，这么快就又不老实了？
　　对这封内容荒唐至极的弹劾奏章，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弃之不理。
　　然而御史们好不容易捉到这么个像样的发作由头，哪里愿意善罢甘休：翌日一早，朝中弹劾陆辞的奏疏简直多如雪片，一些个早想找机会打击陆辞的朝官更是出列响应，为冲锋陷阵的御史们撑腰。
　　其中最上蹿下跳，表现得最为积极的，当然是自认遭陆辞谗言陷害的郑戩了。
　　郑戩对陆辞充满仇恨，逢此良机，当然要大肆发挥。
　　官家明摆着极其信重陆辞，对这一分明颇具可信度的供词，居然毫无派人推鞫的意向，而是不假思索地选择袒护。
　　新仇加旧恨，郑戩直接发难官家，以此为由头，光明正大地把‘偏听偏信’‘有失公允’的官家也骂了个狗血淋头。
　　在博得一‘直言进谏’的好名声后，他再接再厉，先是扯出私自出兵的王韶，再是扯出本只奉旨守保安、却长期带兵游走在周边的狄青等人，一概扣上‘群小’、为陆辞‘朋党’的恶名，接着进行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诬蔑，最后更是凿凿道若不将其与其朋党调离该路，必将遗祸无穷。
　　作者有话要说：　　郑戩戏份彻底完结后再列史上水洛城的前因后果。
　　这里的注释先列史上的这场通奸案原貌：
　　《宋刑统》“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通奸的男女会被判一年半的徒刑，如果女方有丈夫，则徒二年），浸猪笼那些只是民间地方的私刑，并非国家正刑。
　　还有一种是“监临奸”：意为政府官员与管辖范围内的女子发生通奸行为，处罚更加严厉，如果是良家女，加罪一等“若奸无夫妇女，徒二年；有夫妇女，徒二年半”。
　　在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　（这里被我提前50多年化用了），判登闻检院王珫与其子王仲甫被告发与大理评事王士端之妻王氏通奸，之后被查属实。宋神宗起初赦免了对他的处罚，但王仲甫行为丝毫没有收敛，引起御史的愤怒，于是在御史的坚持弹劾下，最后神宗还是将他除名罢官了。
　　在这件事情之后，有涉案人称，宰相王珪的儿子王仲端也与王氏有奸。这事十分复杂，化简为繁地解释一下：主审王珫一案的大理寺丞王援的上司是大理少卿朱明之；朱明之跟翰林学士王安礼是亲家，并且知道王安礼跟宰相王珪有嫌隙，于是借此机会发挥，暗示部下王援将此事坐实。
　　朱明之非常心机：他先是暗示王援，让王援捏造、收集了一些关于王仲端涉案的证词，朱明之自己也跟皇帝打报告；退朝后，朱明之还故意同妻子（王安礼的侄女）捏造道‘皇帝听闻此事后非常生气，要求深究进行严惩’，让妻子立马告诉堂兄（即王安礼之子王枋），王枋将此事传给了练亨甫。练亨甫此人正等着吏部安排工作，盼望知谏院的舒亶引荐，立马将这事传播于对方知晓来获得人情，而舒亶也如朱明之所愿，对此发起弹劾。
　　王仲端得知此事后，立马上书自诉，要求对查个水落石出，换他清白，于是宋神宗诏大理寺继续查此案，并且派去内侍冯宗道监劾。
　　在这期间，朱明之的另外一个姻亲蔡京还向其通风报信，道宰相王珪已然起疑，让他们且须仔细。
　　最后事情水落石出，这所谓的王仲端通奸，根本只是王珫案中一个叫许贵的人为避罪而胡乱攀供，王援手里的所谓证据也纯属捏造，宋神宗大怒，对涉事官员分别进行了停职降官等惩处。
　　这场诬告通奸案虽然最后真相大白，但由此可见，大宋官场对官员犯奸容忍度极低。史上的欧阳修就曾被人二次诬告通奸，一次是欧阳修妹妹的继女张氏因为跟别人私通被告发、试图解免时就攀诬欧阳修，被当时的宰相贾昌拿来利用，所幸最后查明真相；
　　还有一次是欧阳修被妻子的堂弟薛良儒造谣与其儿媳吴氏有私情，哪怕最后查明真相，也还是让欧阳修狼狈不堪。
　　不过，欧阳修担任谏官时，也曾经弹劾一名叫杜曾的官员与其嫂子的婢女私通并生下私生子。杜曾在受到贬职处分后，赴任路上羞愧自杀。（《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p378…385）


第三百九十三章　
　　陆辞或涉通奸案之事甫一传出，立即在京中闹得沸沸扬扬。
　　会传得如此之快，自然少不了台官以及郑戩等人的推波助澜——为了避免出现王韶越权动兵、却因皇帝有意袒护而不了了之的情况，他们自得讯那日起，就一刻不停地造起了势。
　　通奸一时倘若真被坐实，那陆辞是靠连中三元的才赋也好，多年建下的政绩也罢，甚至是靠捐尽家资、筑义庄……所得了多高的声望，最后都得被毁灭殆尽。
　　毕竟，较王氏父子与同一女子私通的荒谬相比，陆辞利用权势，与义庄女使于孝期银乱，更与道德、律法兼不容，必当予以严惩。
　　此事确实骇人听闻，赵祯十分确认……嗯，深切怀疑，此为不实诬告。
　　在起初的震惊过后，官家很快冷静下来，迅速召来最先上书此事的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询问具体情况。
　　撇开深得帝心的‘小夫子’那重身份不提，此时的陆辞以宰执身调任为一路经抚使，为实打实的正二品镇边大员。
　　在对他发起正式审判前，自然得有确凿证据：不然动堪就为一御史的风闻言事，将重臣从边关召回的话，岂不是让敌军有机可乘？大臣体尊又将成何体统？
　　蒋之奇得召后，倒未曾迟疑，径直供出将此事告予他知晓的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一转头，便供出他的姻亲，大理评事蔡仲道；蔡仲道再道是……
　　兜兜转转一大圈，等快问得头昏脑涨的赵祯，终于转回另一位御史官薛增头上时，薛增却拒绝交代，只理直气壮地推辞说‘年老昏谬，风闻弹劾，难记主名’。
　　当场便将赵祯给气乐了。
　　然而他更清楚，风闻言事，一向确为台谏官的特权，即使这话很是厚颜无耻，也无法就此进行惩戒。
　　更让他在意的是，若只是无中生有，那光凭御史台一方，在屡屡吃瘪后、他们恐怕是既不敢无端针对、也无那能耐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的。
　　此事背后必然还有推手。
　　郑戩对陆辞的仇视已被摆在明面上，赵祯却未被这摆得过于明显的靶子所迷惑，而是在独自沉吟颇久无果后，单独召来寇准与王曾。
　　在府中坐立不安的寇准，得召入宫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大半——官家选择传立场一贯偏向陆辞的他议事，便象征着对那小狡童当真是全然的信赖了。
　　二人一到，赵祯先是客气地赐了座，旋即屏退宫人，开门见山道：“幕后主使为何人，相公们可有眉目？”
　　寇准不假思索，径直吐口而出道：“除了那丁家老儿，还能有谁！”
　　王曾却是不偏不倚道：“究主使何人，并非当务之急，而首要探清此事虚实。”
　　赵祯听出王曾言下之意，蹙了蹙眉，忍住不满道：“摅羽为人如何，汝等应颇为清楚。他自幼失怙，多年来与娘亲相依为命，其新丧时更因过于悲痛、数度昏厥！他岂会滥用职权，于孝期奸一女子？”
　　众所周知，陆辞自以连夺三元而闻名天下的那日起，就成了京中所有权贵眼中的东床快婿。
　　这样的芝兰玉树，何愁身边无妇？
　　他哪怕想娶公主，只要真开了口，赵祯都愿意立马从宗室中择一品貌出众者，赐下公主名头，好能与他匹配。
　　又哪里需去与王氏父子同流合污，去贪那不知廉耻的有夫之妇！
　　王曾面不改色道：“正因事涉要员，不论是官家还是郑戩等人，更当审慎。他们以女方供词为证，更取得王氏为随州人士，曾为陆氏义庄女使之凭，非是只凭空口白话。官家要辨明真伪，当派人监督推鞫，而非一昧因‘为人’而轻物证……如此，纵能按下弹劾奏疏，也因有失公允，而难堵悠悠之口。”
　　寇准此刻也回过味来，附和道：“不错。通奸之罪一旦沾上嫌疑，轻则使人狼狈，重则身败名裂，单凭我等上书，恐无法轻易洗清。陛下当即刻差官据其所指，谈究虚实。如真有此事，摅羽辜负陛下信重，其罪之深，当去职贬官，以平天下之怒；如无此事，则要即刻彰示四方，以释天下之疑。”
　　在民间，其实早有些关于陆辞的风言风语。
　　毕竟他年纪轻轻即身居高位，风光无限，身边竟是一直连位伺候的小娘子都无，平日不寻花问柳，也无红颜知己，清心寡欲至超脱凡俗的境界，自然会惹人嘀咕。
　　前段时间，因陆辞当庭与丁谓争辩时，自绝了庇荫子孙的路子，等同于断了联姻贵人家的念想，对早将这位女婿视作囊中之物的一些权贵人家，自然算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冒犯。
　　更让他们意难平的是，在‘冒犯’他们后，这不识好歹的陆辞还接连被委以重任，继续扶摇直上。
　　哪怕是前段日子那场本能让他伤筋动骨的地动之灾、也愣是让他靠救驾之功而逃出生天，之后更逢良将而屡得破格擢升……
　　陆辞越是顺风顺水，就注定越是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钉了。
　　通奸之罪向来最难清白脱身，尤其这看似有所实据的情况下，即使最后多半因证据不足而不予惩处，只要运作得当，也足够让陆辞一身狼狈。
　　再仗着陆辞远离汴京，难以自辩，这场弹劾会迅速发酵，落得今日这般声势浩大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
　　赵祯渐渐回过味来，尽管对王曾未能同仇敌忾这点略感失望，终是若有所得地点了点头。
　　要查。
　　而且，还必须光明正大地查，大动干戈地查。
　　——事实证明，王曾的顾虑极为在理。
　　在郑戩等人将势头闹大后，对有些手足无措的王援，那位坐观形势的‘好心人’费了好些周折，通过好些人的转达，向他下达了暗示。
　　说白了，如今王援手头的最大证据，仅是那王姓妇人的口供，以及其曾于随州义庄担任女使的这两件。
　　而前者不过是一面之词，经不起仔细推敲，她也极可能是因畏罪而胡乱攀咬，随时可能再次因畏罪而变卦；后者更有几分牵强附会的嫌疑：曾于陆氏义庄中任女使的，少说也有二三十人，单这一点交集，也无法真将陆辞拉下马来。
　　况且义庄中人，皆是曾受陆辞恩惠的：哪怕真有其事，恐怕也只会守口如瓶，又如何会在他们取证时说出对恩主不利的言辞来？
　　可想而知，以陆辞对义庄的强大掌控力，只要他们还想在义庄的庇荫下生活，在畏于被人戳‘忘恩负义’的脊骨的境地里，也不能道出‘实情’来。
　　王援骑虎难下时，听得‘官家震怒’、‘官家起疑’、‘要求严查’的消息时，便忍不住生出别样的心思来。
　　若是他能在随州的人证上稍微动些手脚，坐实此事的话……
　　细细盘算着如何操作时，王援既觉得大有可为，又觉心脏剧跳。
　　——是否真要孤注一掷？
　　王援在辗转反侧，王曾也难掩忧心。
　　他选择趟这趟浑水，绝非是为了彼此间交情浅淡如水的陆辞，而有着更多无奈何的因素。
　　在他看来，陆辞受诽谤事小：凭其玲珑心思、诸多知己、千般手段，旁人要想脱身难，对他却绝非难事。
　　他更看重的，是要杜绝纵容此事将埋下的隐患，在陛下面前，目前还只能隐忍着不说。
　　若此番攻诘为虚，却足够让因离京而无法上书自辩的陆辞狼狈不堪的话，那便是一员忠心耿耿、为保家护国甘愿离开锦绣汴京，往那苦寒的边关去的重臣蒙受不白冤屈。
　　如此一来，势必将让其他同样为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忠臣兔死狐悲，心中戚戚，从此纵愿报国亦要三思，甚至明哲保身，可谓殆害无穷。
　　除此之外，更要维护陆氏义庄——自此形式初现，因观其运转良好，各地已出现士绅慷慨解囊，同筑义庄，慈善百姓。
　　这弹劾一出，让他们得知连德望高如陆辞者，都能因雇女使而受到攀诬、落得名声受损的下场，日后哪里还会愿意接济困苦女子？
　　怕是都要避之唯恐不及。
　　如此，便连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