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之帝国的历史-第1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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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9�9斯密的这番话，不仅是后世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而且是十八世纪所谓“ziyou放任经济时代”的zhengfu信条。整个早期资本主义就是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亚当�9�9斯密这番话所表述的，实质上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

　　　　因为人类过往的行为早已表明，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甚至还有很大的冲突；不仅使整个社会“私yu”横行，甚至还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事实上，欧洲国家早期的资本主义历程，早已为此做了注解，并且恰恰就是它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弊端，成为某主义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而某主义的出现，又直接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的重大改革，甚至在这过程中还借鉴了一些某主义如国家干预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等做法。

　　　　后世共和国在二十世纪后期、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大变革中，社会上所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其实也与此有关。因为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尽管zhengfu没有公然宣扬追求个人的私利，但实质上就是在纵容、或鼓励，世风当然要变。

　　　　所以，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固然有其“利”，同时也有先天xing的、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讲白了，就是它的这个“利”、以及“缺陷”，都来自于一个“私”字上，不能光看到它的“利”，而不提其“弊”。

　　　　说实话，兄弟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一个实质xing问题，在讨论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端时，那些肯定看过经济学书的“专家”、“教授”为什么很少提。难道是他们没仔细看书，亦或根本没看懂？

　　　　我们的先人早就说过：“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

　　　　并且于事实上，他们曾找到、或实践了三种方法以对付“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法治”，即：“用其利，限其弊。”这个“限”，就是通过法律来“限制”其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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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已经改革了帝国的货币制度，又弄出了国债和银行；既清理了土地，还初步整顿了税收。那么下一步，显然他就是要在这个煌煌大宋朝全力发展商品经济了。

　　　　换句话说，他也是要鼓励和纵容宋人追求更大的私利。那么，为了限制由此而必然会出现的弊端，他就不能不于现在强化整个大宋守规矩、**制的观念、以及相关的执行力度。

　　　　客观地讲，自东到了这个时代、登上“大位”之后，他的确还是非常注重“法制”的，这自然是由于他作为后世之人所拥有的观念。

　　　　凭他所具有的见识，杨亮节一事的出现，根本不出他的意料之外。这是由于，从行朝在琼州求存，到复国江南，有些人的想法必然会出现某种变化。而且他还知道，他已经、或即将面对的到底是那些人。

　　　　在这个狡诈之徒的内心里，这件事的出现，也不过就是他做某些事的一个契机。

　　　　但是，他在这时代提出“依法治国”，肯定会再度捅了马蜂窝。因为在中国古代讲“法治”，眼前这些饱读诗书的夫子必然会想到chun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而“法家”又是与“暴秦”、以及“焚书坑儒”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有些儒生的眼中，它都可以算是“儒家”的死敌。

　　　　更重要的是，他前面还**裸地弄了类似于秦代的“军功授田”。您说让朝中的这些夫子们会怎么联想？

　　　　兄弟我也开始踏入了深水区啊。

　　　　东淡淡地看着面前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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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章本来应属于《规矩》系列，但考虑到内容很多，所以又单独拿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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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六章附录

　　　　法家与儒家的江湖恩怨

　　　　－－－－对“焚书坑儒”所做的猜想

　　　　如果兄弟们把chun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看成是一次哪个时代在思想、学术、治国理念等诸领域内的一次江湖论剑，那么，当时这个论剑的最后胜出者就是“法家”。

　　　　大秦帝国就是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强盛起来，并最终实现了大统一，由此，法家的思想、理论、乃至于做法，在秦代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昭示着“百家争鸣”的最后结局，是法家取得了完胜。

　　　　但法家的这个成功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五年，随着大秦帝国的覆灭，它就从巅峰急速滑落，受到所有人的打压和排斥，在江湖上基本上销声匿迹、转入地下。

　　　　它的这个短命，后世公认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家在秦国实施的许多做法过于“苛”、“酷”、“暴虐”。

　　　　并且它提出的“法、术、势”的概念，后来又转化为所谓的帝王之术。

　　　　法家的历史功绩其实也很突出。它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魏国的李悝所订立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xing的法典。商鞅把它带到秦国以后，秦法脱胎于此，而汉法又承继了秦法。

　　　　如果要研究中国从“人治”到“法治”历程，恐怕很难不提到“法家”。

　　　　历史令人吊诡的是，法家的这个成功，实际上也是儒家的成功。因为将法家推到顶峰的最后两个杰出之士－－－－韩非和李斯，不仅是同门师兄弟，而且都是儒门大师荀子的弟子。

　　　　孔子去世后，他的门人形成了好几个派别。

　　　　（祖师爷一去世，下面的人就开始分家了。这不仅在江湖上，就是宗教、学术领域内也是家常便饭，到处可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派别都不少，经济学里面的各种流派也贼多。）

　　　　其中比较有名，自宋、明开始被推举为儒门正宗的，是以孔子的孙子子思、以及其弟子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而在战国时期和他们唱对台戏的，就是荀子学派。

　　　　荀子在战国后期非常著名，他属于孔子的弟子子贡这一系，和孟子等人最大的区别，是他持“xing恶论”的观点。而孟子提倡的，是很多人都知道的“xing本善”。

　　　　所以请注意，“人xing本恶”的观点并非是国外独有。

　　　　也正因为认为“人xing本恶”，在孔子的“仁”，孟子的“义”之后，荀子又提出了“礼”和“法”。

　　　　荀子自认为自己是孔圣人的正宗传人，他的这个标榜并非没有道理。因为chun秋时代的乱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不可能对孔老夫子没有影响。其次，孔子不断地向世人灌输做人的道理，强调“仁”，恐怕也不完全是出于人xing本善的观念或考虑。

　　　　后世也有很多人认为，孔子和孟子所倡导的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相比之下，反而由于是在其中加入了“法”的观念，使荀子的学说更具有现实xing。

　　　　但不管怎么说，荀子学说的出现，至少表明儒家的治国学说到了战国时期，不仅有了发展，而且趋向于更周密。

　　　　事实上，尽管儒生们从没有放弃过攻击暴秦之政，但即使是当儒学成为帝国的官方学说之后，他们仍然还是采用了法家的许多做法。

　　　　所以，后世也有人总结中国的历代做法，是“儒外法内”。

　　　　从这个意义上讲，起自于chun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实最终的赢家是儒门的荀子。

　　　　只不过荀子的两个好学生本事也太大了，出了师门摇身一变，成了法家。虽然助秦统一了六国，却没有使大秦长久地维持下去。而且后来还玩了个耸人听闻的“焚书坑儒”，成为了儒门的死敌。结果连累他这个当老师的也被后世儒生们攻击，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儒门之人，从此在江湖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少有人提。

　　　　关于“焚书坑儒”这件事，兄弟我在这里提供一个大胆地猜想。

　　　　chun秋战国时期的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各家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彼此进行辩论。尤其是当时齐国，有个稷下学宫，各家各派都有高手在哪里讲学，举行这种辩论会非常方便。

　　　　你比如说孟子、荀子，包括黄易《寻秦记》里哪个以五行之说著名的yin阳大家邹衍，都曾在这个稷下学宫里任职。他们就很可能有过多次辩论。

　　　　作为荀子的弟子，韩非天生口吃就不提了，李斯算得上是伶牙俐齿，或许他就曾登过台、上过场。

　　　　既然是在辩论，兄弟们都知道，双方有时候言辞上就会激烈，出现过份的言行、甚至是叫板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李斯在言语上就难免受辱。

　　　　其实不管他上没上过场，只要荀子在辩论中受到攻击，李斯这种受辱的感觉就很难避免。因为过去还有一句老话，叫：“师门受辱，感同身受。”

　　　　李斯这个人其实心胸也不广，这从他妒忌韩非的才华，在秦国迫使其自杀就可以看出。

　　　　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受辱，肯定难以忘掉。

　　　　所以，秦统一天下之后，像历史所记载的、又有儒生跳出来非议秦政，而这个秦政实凝聚着李斯的心血，于是他一怒之下，就新账老账一起算，收了天下的书，并焚了天下所藏。

　　　　只不过由于他到底还是出自于儒门之人，毕竟还有着同门之谊，所以对儒生并没有赶尽杀绝。

　　　　这个情节好好安排一下，并能静下心来认真了解当时的历史和百家学说，再加上一些艺术的手法，其实完全可以写一部历史大作。

　　　　就算兄弟我这是在抛砖引玉吧。

　　　　嘿嘿，如果五年之内要是没人能写好，说不定兄弟我到时就不客气了啊。

　　　　（泪奔，兄弟我在妄断、腹诽古人，这是不道德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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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这章不好写，兄弟我还要琢磨一下，这个附录算是把背景材料先交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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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七章　依法治国（下）

　　　　如果这不是陛下亲自召集的朝会，已经身为朝廷尚书重臣的谢枋得是不会来参加的。他现在是真没心思过问朝廷里的其它事。

　　　　当然，“没心思”归“没心思”，这并不是说老谢就没有听说杨亮节之事。

　　　　还是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以谢大侠的xing情和为人，对此的态度就两字：鄙视。

　　　　在他看来，朝廷该论功行赏的已经论功行赏，该给予补偿报答的也已经在办，你老杨不是不能从中得到大笔的钱财。眼下天下还未定，你就忙着揽私财，实在令人不齿。

　　　　甚至在听说了此事之后，他还曾对他和宋瑞共同的好学生、赵昺童鞋耳提面命：

　　　　“殿下当知，钱财乃身外之物。”

　　　　……

　　　　“君子爱财，更应取之有道。”

　　　　……

　　　　谢大侠是绝对有资格来这样教训别人的。也就是看在太后的金面上，他没有于赵昺童鞋面前直接点老杨之名。

　　　　但谢枋得是真没有想到在这个朝会上，陛下嘴里竟然会冒出个“依法治国”，他顿时就急了。

　　　　别人都还没吱声，他第一个肃然开了口：

　　　　“陛下，秦政苛法，朝廷万不可实施。”

　　　　听了他的谏言，东忽然露出了笑容，他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说道：

　　　　“谢爱卿，苛政之法，朝廷和朕自当不应予以采用。不过这个‘法’，可也是儒门曾提倡的啊。”

　　　　谢枋得先是一怔。

　　　　陛下话中所指，他绝对是明白的。

　　　　随即他就一翻眼，准备再教训一下面前这个善于狡辩的小子。但边上的陈宜中已经抢先言道：

　　　　“陛下，荀子并非是我儒门中人。”

　　　　好么，荀子就是这样被后代给逐出师门了。

　　　　此时老陈脸se真的极为严峻，他瞟了一眼徐宗仁之后，接着说道：

　　　　“陛下心念秦政之法，需知此非圣君当所为。……”

　　　　随着他所言，朝廷重臣均死死盯着这个也许是大宋立国以来最胆大包天的官家。

　　　　在所有人当中，只有两个人例外。

　　　　陆秀夫的神情一直不变。在经过了那么多事之后，他现在的神经早已变得极坚强。而且也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事他已心知肚明。只不过他同样大有深意地看了看徐宗仁。

　　　　徐宗仁则面露复杂之容。

　　　　徐大尚书怕是以后也要倒霉了，谁让他曾是陛下的“赞读”，而且动不动还喜欢念叨什么“朝廷纲纪”、“朝廷法度”呢？

　　　　其实有些事情也怪不得众人，因为在我们的帝国历史上，秦代无疑在历代之中极为“重法”，且“更重刑罚”。它的这个特点，不仅使其在后世留下了刑罚严酷的名声，并且商鞅、韩非等人，包括秦政、秦法，都在史书中被当做了的反面教材。而“秦法暴虐”、“苛政猛于虎”等更早已是士大夫心目中固有的概念。

　　　　东这家伙上来就喷个“依法治国”，尽管他要表达的观念并非如朝臣们所想，但显然他也是要“重法”。

　　　　“重法”其实也不要紧，从史书上就可以看到，自秦以后的大一统朝代中，同样也无不重视“法令”、“法度”，只是罕有提“法治”这个词。另外就是必然还会再强调“仁义”，以淡化其中的严酷。

　　　　关键是，东的很多做法已经暴露了他的某种倾向xing，这就不能不让这些饱学的夫子们多想。

　　　　作为陛下的“铁杆”，谢枋得自不会认为“重文教”的陛下要成为一代暴君，他的本意是规劝，以防陛下走到“邪路”上去。

　　　　但陈宜中和他则完全不同，因为老陈作为一个“旁观者”，其实早就认为，这个狡诈的陛下一直就在偷梁换柱地采用秦法。

　　　　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举措，主要就是：奖励耕战；实施军功授田；打压宗室和贵族，取消他们的特权，只以军功论赏；并严峻刑罚。

　　　　而面前的这个狡诈之徒，从他于琼州分地开荒伊始，实际上就是在一步一步地采用秦制。

　　　　荒地先被开垦了；所谓的军功授田也颁发了；于田赋、兵役上，他更已经在事实上打压了帝国的宗室和士大夫；并且他还在军中弄了什么新军阶，这不就是大秦的军功爵位吗？

　　　　眼下他再度抛出一个“依法治国”，在老陈的眼里，这就是要彻底复了秦制。这样下去，大秦帝国算是在这个大宋彻底复活了。

　　　　不过陈宜中今ri如此言辞激烈，也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现在有种强烈的失落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不满。

　　　　因为帝国朝堂在景炎十三年的变动，权利真正遭到削弱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老陈和他的礼部。

　　　　户部拆分为民部和财部，冉安国被任命民部尚书，连带着原本属于户部的许多人就多有升职，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赵与珞的财部，看起来是被分了权，可在实施了所谓的财政预算举措后，几下一折腾，明眼人都已清楚，掌握了朝廷钱财分配权的老赵，实际权力根本没削弱，而是变得更重。

　　　　以后怕是朝廷的各个部，年年都要找、求这个守财奴了，您说是不是？

　　　　至于心情最佳的，肯定是以谢枋得、刘鼎孙为首的国学院这帮人。这是由于，无论是国子监也好、太学也罢，以及过去的科举考试，包括现在的国学院，按原本的朝廷体制，它们都属于礼部、更确切地说，属于二十四司中的礼部司所管辖。

　　　　按后世的话讲，就是老谢的级别，以前顶多是个“司局级”。

　　　　东把国学院单独弄出来另成立一个“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