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 创刊30周年外国小说巡展(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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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柜门正像一张张开怀大笑的嘴巴和眼睛，发明者这样设计可并不仅仅是出于功能需要）。最后，球的顶部打破了整个的对称关系，就像一束束鲜花，虽说有些难看，中间倒盛满了各种仪器，在这台装置随船通过感光区（即大洋表层阳光能穿透的水域）时，可用以记录温度、气压、光强和传导率。
　　有人说这台球形装置像颗状态不佳的苏制人造卫星，可加纳却为自己智慧的结晶取了个更响亮的绰号：“美杜莎”球。在科学考察的过程中，“美杜莎”果真名副其实，并非徒有神话之名。头几次用这台仪器取样，简直是一无所获。每次努力失败后，加纳就会把它弄到甲板上的小屋里，仔仔细细地检查它与实验室电脑控制器的每一个接口。祖博夫心里于是只好这样想，仪器就像军队已经换防，一下水就能随船规规矩矩地遨游了。
　　“美杜莎”真正干活儿的时候——当然只是在状态良好的时侯才这样——必须根据其取样范围、依据准确的参数，在几海里的区域内慢慢随船前行，不管海洋状况是否逆转，可能会影响这种安排，或者仪器本身弱不禁风，就像小孩用纸牌做成的小房子，计划都将如期进行。如果一切正常，“美杜莎”一次出海得到的数据就能超过其他仪器二十余次出海所得到的结果。样本更清晰、更准确，处理起来其效率也会高于迄今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别的取样机。不过，只要有什么地方出点小差错，试验就会失败，日程上所排定的整个取样计划就可能被推迟甚至完全取消。
　　这类科学考察掌握起来很烦琐，“埃克塞特”号上的船员们更是为此大伤脑筋。他们每年有两百天都在海上，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神经过敏、固执己见，而且（通常）还晕船的科学家，也接收了这些科学家那些不堪一击的破设备。对这些习惯了机油和生铁的人来说，他们那些一架架的硼硅玻璃器皿，还有精神分裂电子学什么的，根本就不能博得他们的好感。假如没别的缘故的话，加纳和祖博夫本该有天壤之别，加纳是个科学家，但很像海员，祖博夫是个海员，却很像科学家。
　　他们在风暴肆虐的甲板上共同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他们一起捣鼓新玩意儿，想改进“美杜莎”，要不就对着船上走私来的酒那空空的瓶底儿发牢骚。他们之间无话不谈。而且，不仅如此，祖博夫摆弄“美杜莎”时总是准确无误，对此，加纳私下里也十分放心，这样他一点儿也不用考虑样本的收集，却可以一心扑在样本的处理上。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海洋大气署曾经给加纳拨过一笔研究基金，这笔钱现在大都投到一个由钛和聚氯乙烯做成的大球上了，这个球体装置这会儿正在他们脚下大约两百英尺深的水里遨游着，随着这一切，加纳现在感到心绪平静，但这也只是隐隐约约压住了内心的闲适而已。就祖博夫个人而言，他也知道，实际上只有搜集样本才是他们付出劳动的最好证明。另外，他也时常不客气地提醒加纳，以确认所采集的正确数据本来都是他干的活儿。
　　
红尘难舍（1）
自序
　　我想谈谈信件，它们在我的生活中有着深远的意义。
　　四十多年来，我的母亲在给她的父母和朋友的信中，真实地记录了她的生活和我们家庭的经历。我把这上百页的、用打字机打的信件的副本当做母亲留给我和姐姐的最宝贵的遗产，对有幸读到这些信件的别的人来说，它们同样珍贵。母亲的信件——本故事从头到尾都在引用——为这本书的创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而我父亲在和母亲六年的恋爱期间的信件也同样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些信件包括绘画、即兴创作的诗句及表达狂热爱情的篇章。我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从信上可以看出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刻；毫无疑问，正是这一事实造成了数年后我自己也卷入了这么一种关系中去。
　　我和姐姐在长大离家以后，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写信的家庭传统。我深深地感激罗娜·梅纳德，她一直保存着我同塞林格交往的那一年及以后的岁月中写给她的信。过了二十多年再回头读这些信，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我在海边拾到的漂流瓶。随着一阵巨浪，18岁时的感情和话语又涌上心头。
　　一部分信件记录了我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段，有四十页左右，它们是我和塞林格从1972年4月到1973年8月的通信。早在我见到这些信的作者之前，我已经爱上了他在字里行间的诉说。塞林格的文字有时滑稽可笑，有时温情脉脉，常常充满智慧、学识和惊人的预见力，正是这些文字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感情，即使在他从我的生活中退出之后，我对他的感情仍久久不能平息。
　　当我着手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明白，尽管塞林格给我写的这些信的纸张属于我，而信中的语言只属于他自己。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别的地方，他永远都不会允许他的文字被详尽地引用。
　　要讲述这个故事却不能完全再现信件的内容，这使我在刚开始时感到很茫然。尽管我一直很遗憾我无法和读者分享信中精确而又无法模仿的语言，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使人们去感受它们，感受那女孩收到信时所触发的感情。不能使用这些语言本身却要传递这些语言所激发的情感，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然而最终我感到自己有能力做到。虽说对每一位读者来说，不能直接读到这些信仍然是一个损失，但我相信，我已经真实地再现了写信人的精神。
　　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我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详尽叙述发生在四分之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的事情和谈话。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培养成一个观察者。父母鼓励我把周围所闻所见的特殊事物要像事实报道般地印入脑海。不管我喜不喜欢，我的一生都不停地在心里做着记录。我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也表明为什么我能精确地详述自己的经历。我尽力重新构筑起过去的对话以及所发生的事情的详情。尽管我不能发誓从那些纸上引用的每一个字都精确无误，但我相信如果有电影胶片或录影带实录了这里再现的故事的话，那一定会和这里所报道的一切惊人地相似。
　　我对一些人名作了更改。在少数情况下我重新安排了事情的发生顺序，或是省略了一些不必要的、而且无助于读者理解我的人生旅程的细节。我毫不怀疑有人会认为，我如实地讲述这个故事是对他人隐私的侵犯，然而我尽量只描述那些和我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和经历，我相信我有权和盘托出：因为它们是我自己的故事。
　　有些人认为，作为十几岁孩子的母亲讲述书中这样的故事是不合适的。而我认为，如果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以真实为荣，他们就决不会成为诚实的人。在写每一句话时，我都意识到有一天他们会读到它，并且我有着磐石般坚定的信念，即我不会讲述会改变我的孩子对父母的爱和理解的故事，以及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或者对父母对他们的珍爱产生怀疑的故事——那样的故事本来就不存在。养育了三个孩子的婚姻不能称之为失败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还知道，它的奋斗和痛苦对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成员来说都不会成为绯闻。我祈祷，从我所讲述的故事中，我的孩子能从我年轻时经历的羞耻中得到解脱，并且明白一个道理——每一个孩子、女人和男人都应该有权用自己的声音说出或唱出他们的心声。87book。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红尘难舍（2）
引言
　　18岁的时候我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它的题目是《十八年华回首往事》，刊登在《纽约时报星期专栏》上，专栏封面还登了我的照片。在这篇文章中，我描述了自己在60年代的成长历程，表达了自己对周围一切感到厌烦从而与之疏远的思想感情。我讲到想要搬到乡下去住，远离尘世。我写道：“隐逸生活听上去很吸引人。”

（）
　　文章发表以后，我收到了上百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表示极为喜欢我的文章，并对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可能会被人利用表示担心。塞林格很多年前就已隐居乡下，住在山顶的一所房子里，他就是在那儿给我写的这封信。
　　那年春天我一直忙于和塞林格通信。我爱上了他信中的诉说，学校一放假我便去拜访了他。几个月后我离开大学搬到了他那里。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和他住在一起，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投入一本书的创作，我确信——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35岁——我们将永远不分离。
　　就在我的那本书《往事回眸》出版前不久，也就是第二年的春天，塞林格把我打发走了。可我仍然十分强烈地爱着他。
　　二十多年来我始终对一个和我早已断绝来往的男人怀着敬意。塞林格与我的亲密程度不亚于我所信仰的宗教与我的关系。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退出我的生活之后很长时间对我生活各方面的形成仍有很大影响。但是我把这段经历收藏了起来，就像我把他写给我的信收藏起来一样。
　　我努力继续向前走我的人生。离开杰里？塞林格一个月之后，我用《往事回眸》赚来的钱购买了一座带有55英亩土地的农舍，它坐落在一个我没有一个熟人的陌生小镇的一条死巷的尽头。我在那里独自居住了两年半。
　　在纽约市我找到一份报社记者的工作。我恋爱并结了婚。我丈夫和我生了一个小孩，后来又有了两个。我们在自家的地里修了一个池塘，冬天有月亮的日子我们一起在上面滑冰。我的丈夫画画，有时也画我。后来他就不再画我了。
　　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还出书。我努力工作，驾驶合伙用车，做饭，无数次采访足球赛和小型联赛，给我们的孩子读书，陪他们一起玩耍，当他们在海水里嬉戏时，我坐在海滩上，眼睛紧盯着他们露出水面的头顶。我和丈夫为能继续生活在一起而不断吵吵闹闹。
　　我的父亲去世了。我为杂志和报刊专栏写了大量文章以支撑这个家庭。母亲临终前我一直照顾她，我和姐姐因为照顾母亲的事争吵得非常利害，以至于我都无法参加母亲的葬礼。就在那一周，我和丈夫分手了。
　　我离开了那所死巷尽头的房子。我和丈夫没有为房子的事发生争执，但是为了孩子的监护权我们打了仗。我又恋爱了，当那段恋情结束时，我又爱上其他男人。当时，他们有些是很好的对象，有些却糟糕透顶。
　　我建立了一个新家。我交了一些好朋友，也失去了一些。我写了另一本书。我的儿子们教我如何投棒球。我的女儿在她的床头悬挂玫瑰，并以她自己为榜样教我如何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做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豁达的人。
　　我在花园里种植了花草。我们还养了一只狗。我教会很多女人和一些男人烤馅儿饼，就像我母亲教我的那样。我用父亲教我的自由泳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许多湖泊和水塘里作长距离的跨湖游泳。
　　我40岁了。我卖出了一本为拍电影写的书。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担心钱了。我写了另外一本书。我有时仍会为了一些小小的挫折而大发雷霆，以至把一加仑牛奶倒在厨房的地板上。但是这种情况已不像以前那么多。
　　我的儿子们都长得比我高了。我的女儿已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婚姻结束后我卖掉了我买的那幢房子，把大部分的家当都堆放在院子里，在宅前标价出售掉。然后我和孩子们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城，那里我们谁也不认识。我们建立了新家，交了新朋友。那是两年以前的事。
　　因为我常常把自己融入自己的作品当中，所以我写下了我的大部分经历。经过这些年的磨砺，我越来越学会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的读者，我把自己生活中被一般人认为不够体面或令人尴尬的经历写进文章或小说里并予以发表，为的是讲述一个有着各种缺点的真实女人的故事。我希望这样做能使其他人对他们自己说不出口的失败和秘密不再感到那么羞愧。书包网　
红尘难舍（3）
两年前我的女儿奥德丽18岁了，我自己也正是在这个年龄离开家去上大学，也正是在这个年龄收到塞林格的第一封信。
　　奥德丽已是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我们仍住在新罕布什尔州。我知道过了那一年女儿就不大可能再住在家里了。
　　我一直赞成要鼓励孩子们的独立性。但是现在，不知为什么，我对她感到一阵阵焦虑。尽管这些年来我看过我的许多朋友同他们处于青春期的女儿们吵得很厉害，但是我和奥德丽一直处得很好。但是她长到18岁的那一年，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坏。
　　她要离开我，而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纠缠不休、充满控制欲的妇人。如果我不教给她所有她应该了解的事情，那么当她冒险踏入社会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只剩不多的几个月了。我对她的离去还没有心理准备。
　　我处在奥德丽的年龄时，曾忍受过饮食紊乱的痛苦。从我最后一次把手指戳进喉咙或是狂吃完整盒的冰激凌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的时间了。现在我发现自己紧盯着漂亮的女儿，一旦看到她从食物中寻找解脱或慰藉，我就会惊慌失措。我会说：“你已经吃掉半盒哈根达斯冰激凌了。”这时我自己的胃开始紧缩，手会伸过桌子把盒子收起来。有一天我甚至把冰激凌拨进自己嘴里，因为这样她就吃不到了，同时我确信我是在努力挽救她。
　　我站在观众席上观看她的越野车比赛，等待着她冲过终点线，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和她同呼吸共命运。我看着她和男友曾经温柔似水、长长久久的关系慢慢结束，独自为他们的分手而哭泣。有一次，当她去上学的时候，我走进她的卧房，开始阅读她的日记——我曾发誓决不对我的孩子做这样的事，因为12岁时我的母亲就曾偷看过我的日记。我制止了自己，但是无法控制那种疯狂的感觉。
　　“我只是不想使你受到伤害，”我对她说。
　　“我要是受到伤害，那都是因为你造成的，”她异常尖锐地说。“你这是怎么了？”
　　很多事情接踵而至。我的第一个孩子，我惟一的女儿，几乎和我那时一样大，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一切都在改变。
　　女儿和我之间的模糊界限是伴随我们终生的问题，就像我和我母亲之间那样。但是直到奥德丽18岁时我才变得如此困惑，我努力想把我们俩的故事理清楚。
　　我知道是什么触发了女儿和我之间的危机。是因为我发现了她轻信的天性，对伤害缺乏抵抗力，她看上去抑制不住的对希望的幻想。我发现自己在重新体验当年自己的希望遭受挫折的感觉。她的面孔成了我的镜子。她的体型正是我当时的体型。她19岁的妙龄也正是我那时的年龄。
　　我们熬过了那段时间。奥德丽在上大学前有一年的空闲时间，她在一个滑雪胜地找到一份工作，可以去滑雪。我离开住了一辈子的新罕布什尔州，带着她们姐弟三人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北部。但是那一年我的内心在起变化。在女儿的脸上我看到一些东西，它们无时不在困扰着我。
　　我没有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的孩子们已经对我如何伴随着无尽的烦恼而成长知道得不少。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开始写短篇小说向杂志社投稿了。星期六的晚上我常常是陪伴着父母度过的。我从不晚睡，因为我知道第二天要早起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