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大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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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拿破仑在3月份对普里热问题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依了富歇的看法，不对此事做彻底的调查，保王党的地下组织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幸运的是，富歇的手下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这个阴谋计划，事实上，普里热在法国煽动保王党人造反的活动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由于拿破仑对保王党采取的分化瓦解和收买拉拢的政策，使一些保王分子没有理睬普里热的活动，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计划是有勇无谋成不了气候。的确，甚至连住在奥恩的皮萨耶的弟弟也拒绝和他联络（富歇还是将他逮捕了，并进行了审讯，不过后来将他无罪释放了）。至于被普里热烧毁的另外26名同谋的名单，他只记得其中很少几个人的名字和地址；他向警察招供了这些人，他们大多数分布在雷恩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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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圣诞夜的密谋（6）
通过普里热，警方掌握了大量分布在法国西海岸地区的保王分子特务的情况。拿破仑很高兴，但对富歇并不满意。警察局至少掌握了100多个保王分子的名单，他们之中有些还是产业的业主。拿破仑命令富歇“起草一份他们的名单，并送到他们所在地的地方官以及产业登记办事处，命令扣押他们的财产包括他们妻室的物品，将他们的亲属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拿破仑对于一个疯狂刺杀他的年轻学生可以大发慈悲，但绝对不能对企图推翻他政府的阴谋集团心慈手软。所有有牵连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必须受到惩罚。
　　6月16日，富歇将审讯记录送到了杜伊勒里宫中拿破仑手里。富歇解释道：皮萨耶早在1807年10月就决定了他推翻拿破仑的计划。1808年的1月18日，普里热在法国海岸登陆，使命是在雷恩建立保王党的委员会。富歇进一步告诉拿破仑：普里热手上有3；000金路易——相当于6万法郎——作为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委员会的基金，用于将逃亡的保王党分子送回法国举行反对拿破仑的武装起义。
　　虽然警察当局已经镇压了这起阴谋，但6月22日的公报上还是登出了一则消息，称有3名更加重要的保王派特务将随时可能在诺曼底沿海登陆，因此富歇的警察局必须随时保持警惕。普里热现在已经是热情帮助政府当局的人了，他以撤销对他的起诉作为交换条件，提供了截获敌人和法国沿海通讯的最好方法；他还提供了和派来接他的船联络的信号。富歇认为，普里热对于这个案件的贡献是“相当突出的”。
　　这个案件最后有63人被捕，其中10名被判枪决，29名被宣告无罪开释。至于普里热和出卖他的布夏，由于他们在此案中的良好合作，富歇决定不予追究。但是，当此消息传到公众耳里时，引起了相当大的民愤，因此在10月11日普里热还是没有逃过行刑队的枪口。
　　拿破仑对普里热案件中警察部门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心存感激。“他们为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感激他们。”他命令富歇用24；000法郎作为奖金分发给他们（这笔钱是从被捕的保王党分子那里搜来的）。这样，这个由伦敦直接领导的保王党反对拿破仑的阴谋计划彻底告破，但几年后马莱的阴谋计划同样令拿破仑刻骨铭心。
　　
第十九章　革命已告结束（1）
从拿破仑登上第一执政的宝座之日起，他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机要秘书布列纳的生活就成了一场噩梦。在拿破仑的脑海里涌动着无数个治理法国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想法和目标，而且它们如果同时涌现出来，一般是令人难以招架的。
　　自从1799　年11月12日向全国宣布废止《共和3年宪法》及其腐朽的不民主的政体之后，拿破仑立即着手从各个方面建立新的政体来取而代之。“人人都在我面前大谈仁慈、抽象的正义以及社会的正常法律，”他说，“首要的法律是需要，首要的正义的原则是确保公众的利益。”然而，拿破仑所考虑的需要和建立并维护公众利益的要求是不同于诸如西哀士、拉法耶特、塔列朗等同时代人所预想的那样，也不同于托马斯·杰斐逊。法国需要的是剧烈的变革，以便为这个国家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法国仍然在这个基础之上蹒跚而行。
　　“我倾听来自各方的忠告，但归根结底，要由我自己的头脑做出决断。”拿破仑在新成立的参政会上说，“治理国家的艺术，只不过是运用常识来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已。”他给自己和受到巨大压力的布列纳（他现在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1点或者深夜，一周工作7天，月月如此）所规定的工作步伐使他们极度疲劳。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决定和命令送到参政院、参议院、部长和各个部门。“至高权力拥有者的最大的弱点就是有可能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最大的灾难。”拿破仑竭尽全力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为此，他以铁的手腕牢牢地把握着手上的权柄，这权柄直到多年后才被全欧洲联军迫使他交出。“拿破仑不仅想在法国建立专制政体，他是要建立军事专政。”布列纳这样指出——他的这个看法不久就被事实证明了。
　　尽管法国在大革命中经受了10年###、自相残杀和蓄意破坏，拿破仑首先想到的除了命令财政部长戈丹立即着手整顿全国的财经并组建法兰西银行之外，便是军队和战争。例如，法国仍然在和奥地利交兵，奥地利占领了法国人手中的一些前意大利省份。拿破仑决定将它们夺回来。
　　在他成为第一执政不到7个星期时，拿破仑便动员民众准备战争，为莱茵军和意大利军准备军需仓库、大炮和部队，包括从仍然在埃及的东方军中抽调4名最好的指挥官（德塞、达武、维亚尔和拉尼斯）回到法国，同时指示剩下的东方军继续控制法国在埃及占领的省份。在对莱茵军和意大利军的讲话中，拿破仑提醒他们已经征服过荷兰、莱茵和意大利，而“胜利将给你们带来面包”。
　　“我发誓，在那些日子里人人都如此惧怕，他们宁可让魔鬼来统治他们，如果魔鬼能够许诺使大革命的###一去不复返的话。”罗德雷这样评论。的确，人民最害怕的就是战争，哪怕战场是在国外。拿破仑很快就使人民相信新政府和以前的政府是不一样的。他向又惊又喜的法国公民发布公告，宣布：“大革命已经回到它当初借以发端的原则，革命已告结束。”
　　那是在1799年12月15日，当时拿破仑宣布：“我为你们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它是以有代表性的政府的真实原则为基础的，是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将是强大而稳定的权力，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利益。”这里的关键提法是“私有财产”，在大革命时期遭到浩劫的私有财产，如今有了保障，并加上了个人的平等；具有强权的政府将确保国家的安宁和利益，包括繁荣的商业和农业。
　　拿破仑宣告革命结束后，取消了革命的节日（除了7月14日庆祝攻占巴士底狱和纪念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之外）。他再次赦免流亡海外的贵族，允许他们回国，并归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然而，这些政策遭到了公众的抵制，让群众摆脱大革命年代形成的偏见是需要时间的。拿破仑下令对曾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阶下囚、于数年前死于瓦伦丁监狱中的罗马教皇庇护六世举行公开的葬礼。全国的教堂重新开放，神职人员允许重操旧业。他宣布犹太教和基督教具有同样的信仰自由。拿破仑着手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并不是他本人的信仰使然，而是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从而维护国内的稳定。因此，在1801年7月15日签订了教务专约，使罗马天主教和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第一次恢复了正常关系。“宗教……”拿破仑对布列纳说，“在所有国家都是对政府有用的。我们必须利用它来控制人民。在埃及的时候，　我是个###教徒；在法国，我则是个天主教徒。”
　　拿破仑的政治旋风对于波旁王朝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因为他们一直将梵蒂冈的支持视为手中的一张王牌。一旦被罗马天主教廷抛弃，他们还能投靠何人呢？年轻的当甘公爵悲叹道：“连上帝对拿破仑也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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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革命已告结束（2）
同时，作为恢复国内稳定计划的一部分，第一执政宣布要对西部地区的保王党分子的武装起义进行镇压，内战必须予以制止。同时，拿破仑要和这些在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波旁王朝分子支持下长期与革命为敌的叛乱分子“和解”。拿破仑命令取消督政府对他们采取的严厉措施——不再向他们摊派“贷款”；不再关押他们的人质；也不再焚毁他们的村庄，并立即取消一切宗教限制。拿破仑鼓励他们“回到新宪法的身边来”，在爱国的统一基础上实现和解。
　　当和平的橄榄枝遭到朱安党人①的拒绝时，拿破仑发表了《告军队书》，命令军队坚决肃清西部省份的反叛匪帮，给予他们毫不留情的打击。1800年1月5日，拿破仑派遣了6万大军前往西部省份扫清叛乱。
　　拿破仑从来都是希望别人绝对服从他的，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样。意大利人很快就尝到了早先被征服的丹麦人、瑞士人所尝到的滋味。1799年12月18日，拿破仑告诉利古里亚共和国的人民：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希望利古里亚成为法国的附属国；如果他们不愿和法国签订此项条约，他将“授权马塞纳将军从热那亚商会强征数百万法郎的献金”，如同他在瑞士和荷兰所做过的那样。
　　拿破仑一开始就对欧洲发出了清晰的警告。法国能够并将要以她希望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扩张，战争将继续下去。虽然拿破仑在1799年12月25日分别致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和奥地利国王呼吁和平，但拿破仑不但不指望得到他们积极的答复而且等不到信发出，而且就在同一天，他已经签发了有名的《致法国士兵书》——拿破仑向法国士兵宣布：“军人们，对于你们，我不仅要求你们保卫疆土，而且还必须进攻敌人的国家！”
　　1800年元旦，拿破仑的新政府成立之后，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在敌人之前采取了保障新政府安全的措施。为了向世界特别是向法国显示，他的政府不是另一个软弱无能、腐朽的督政府而是一个坚决的独裁专政，在1月19日，拿破仑率领整个政府包括内阁、议会，在3；000军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从督政府的所在地卢森堡宫搬到了杜伊勒里宫。拿破仑终于取代了波旁王室住进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妮特曾经住过的宫殿，开始了对法国的统治。
　　个子矮小的第一执政拿破仑，在其他方面也很快证实了自己是一个巨人而不是一般的革命政治家。根据财政部长戈丹的建议，拿破仑创办了法兰西银行以整顿和稳定大革命时期混乱的金融秩序。他下令起草新的法典，保障私有财产，同时起草了民法、刑法和商法，在1803年3月公布，1804年1月生效。拿破仑参与了立法委员会对每一条法典条款的讨论。这也许是第一执政对法兰西的最大贡献，正如拿破仑自己所说：“我引以为荣的不是我所打赢的40　多场战役……而是我那部永远不可否认的不朽的民事法典。”
　　1802年5月，拿破仑不顾过去的雅各宾党人和拥护共和的护民官的反对，创立了荣誉勋位。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不要皇帝、不要独裁统治、也不愿意看到人们被分为不同等级；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才能和能力——所有人都有同等的价值，不应该人为地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连由拿破仑一手扶植起来的参政院也发出了同样的反对声，24名参政员中只有14名投票赞成拿破仑的主意。拿破仑顶住了来自护民官的强大压力，使他的提案最后得以投票通过；后来在1807年8月，拿破仑撤销了保民院。
　　在立法进程中拿破仑没有忘记教育，他创办了公立中学、重建了国立大学，包括法律、自然科学、艺术、军事科学专科学校以及3所女子学校。他创办了一万多个国家奖学金（年轻的维克多·雨果②就是享受该奖学金的学生之一）以便为国家发掘人才，使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埋没（第一执政拿破仑自己如果不是当年享受了类似的奖学金，也不会有今天统治法国的光耀）。
　　此外，法国第一次将教育纳入统一管理，这一体系一直延续至今。所有公立中学的学生要穿上统一的制服（以便从外观上消除学生间的贫富差距），并随着鼓点，用整齐的步伐走进学校。年轻学生被灌输了士兵的服从意识，他们将随时接受拿破仑的命令为国效力。这又被同样的价值观和知识所强化：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容置疑的。拿破仑坚持认为：“教育必须授予生活在同一社会里的每一个人相同的知识和相同的原则，以便使他们成为一个有着相同理解的整体，在统一观点和愿望的基础上为公共的利益服务。”
　　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学校里不允许有不同观点；只允许持有由杜伊勒里宫发出的官方观点，凡有怀疑者以敌人论处。在拿破仑的新法兰西没有个人或独立思考者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不正确的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立足之地。当然，在拿破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著作，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和泰西塔斯③都要从教室和图书馆剔除，“要让青年人读恺撒的《战场纪事》和高乃依④的著作。”他命令道。只有拿破仑自己知道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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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革命已告结束（3）
全国所有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都集中在如何将孩子们教育成好公民、未来的军官和政府各级官僚机构的官员。历史被改写，凡有贬低拿破仑的地方均被进行了删改，政治上的丑闻、败仗等不光彩的史实被隐瞒了。法国的光荣被用真理为代价加以赞颂，法兰西的领导们宁可将他们的公民当成小孩加以蒙蔽，让人民生活在虚假的梦中。这种做法是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它窒息了人民对完整性的要求；而缺乏完整性的国家是不成熟的、是得不到尊重的。
　　这种教育审查制度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同我们已经提过的，报纸被查封，匆匆出笼了拿破仑官方政策的喉舌——《箴言报》，此还有《争鸣周报》和其他几家官方出版物。拿破仑命令出版物宣扬新的法兰西历史，反映他的国家发展观点。学者的独立工作必须置于他的审查之下（通过警察局和巴黎的地方行政官员）。审查还涉及戏剧，拿破仑认为给大众上演“历史悲剧”的题材过于危险，在这些剧中很容易找到反政府的倾向；法国人民需要轻松愉快的作品，“让他们看喜剧”。新剧上演前，剧作者和主要演员要接受杜伊勒里宫或圣克鲁宫的审查。如果某个剧作家不能得到拿破仑的欢心，那他的事业就结束了——他的作品既不能出版更不能上演。只有拿破仑才是法国的最高审查官，只有他能够决定什么是适合人民大众的口味。偶尔有少数剧本在外省上演没有得到他的事先恩准，也最终逃不脱富歇的眼睛。
　　1802年，第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圣克鲁宫度过的，他投入了600万法郎将大革命时期遭到浩劫的圣克鲁宫整修一新。圣克鲁宫的庭院和宫殿的布局比任何地方都更加能够反映拿破仑的品位。此外，在圣克鲁宫还可以俯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