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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 [奥地利] 弗洛伊德-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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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学工作产生的为我们的基本感知力所理解的成果，就在于认清了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这些联系和依赖关系好象总能够可靠地重现或反映在我们的思维组成的内部世界中，对它们的认识让我们能“理解”，预见甚至有可能改造外部世界的某些迹象。我们在精神分析学中的程序颇为类似。我们发现了填补我们意识现象中的空白的技术办法，我们利用这些方法正如物理学家利用实验那样。这样，我们推断出一系列其本身是“不可知的”过程，把它们插入到我们能意识的进程中。比如，假如我们说：“这里插入了一个无意识的回忆”，这就意味着：“此时出现了一个我们完全不能形成概念的现象，不过，一旦进入了我们的意识，我们就只能如此这般地表达它。”
我们之所以作出这种推断和穿插的理由以及对它们的可信程度，当然在每一个个别的事例中都有待于批评；并且不容否认，要得出定论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事实表现在分析学家中间缺乏一致性的意见。这应该归咎于这个问题的新奇——也就是说，我们还缺乏训练。但是除此还有这个课题本身固有的特殊原因；因为在心理学中，和物理学不同，我们并不总是和那种仅能唤起我们冷漠的科学兴趣的东西打交道。所以，假如一个尚未充分确信她自己对阴茎的渴望强度的女精神分析学家同样也不能给她的患者身上的这个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我们也不应感到有什么奇怪。但是这种产生于个人观察上的误差的错误，从长远看来并不太重要。要是我们到旧教科书中考察一下显微镜的使用，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当显微镜技术还很年轻的时候，对使用这种仪器进行观察的人的个性是有很多奇特的要求的——但这一切在今天都已不成问题。
我不能担保能在这里完整无缺地描绘出精神器官及其活动的全部情况；我应当认识到，除了别的障碍之外，我还受到精神分析学家迄今尚未来得及对所有这些功能作出同样程度的研究这一客观情况的阻挡。所以，我将只满足于对我在头一章中阐述的问题作一个详细的扼要的阐述。我们的存在的核心是由那个隐晦的本我构成的，它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我们对它的认识也仅仅通过其它媒介才能取得。在这个本我内部活动的是机体的本能。它们本身是由两种原动力（爱欲与破坏欲）以不同比例融合而成的，并根据它们同器官或器官系统的不同关系而相互区分。这些本能的唯一的推动力就是寻求满足，这种满足应该产生于器官在外部世界一些客体的帮助下产生的一些变化。可是这些本能的直接的、无意识的满足，如“本我”的要求，往往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危险冲撞，甚至导致灭亡。“本我”从来不担心是否能保证生存下去，它总是无忧无虑；或者可能这样说更正确：它虽然能产生忧虑的感觉因素，却不会利用它们。有可能出现在假定的“本我”精神成分之中及之间的过程（原初过程），和我们凭藉理智活动和情感活动中的意识感知所熟悉的那些过程，是相去甚远的；它们也不受逻辑的关键性制约，因为逻辑规律把某些这样的过程看作是无效的，并企图将它们取消。与外部世界割裂的“本我”具有自己的感知世界。它能异常敏锐地感觉出自身内部的某些变化，尤其是其本能要求的强弱变化，这些变化就如从“快乐”到“不快乐”之间的一系列感觉一样能被意识到。当然，我们很难说清这些感觉是通过什么办法、借助于什么感觉器官末梢产生的。可是，自我感觉——一般感觉（ｃｏｅ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ｆｅｌｉｎｇｓ）和快乐不快乐感觉——以专横的威力支配着“本我”活动的进程，这已是公认的事实。“本我”遵循着坚定不移的快乐规则。但并非只是“本我”这样。似乎其它精神媒介的活动也能够做到只减弱快乐原则而不取消它；至于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才有可能克服快乐原则，则始终是一个具有最高理论价值的问题，并且还是迄今还没有解答的问题。认为快乐原则要求降低本能要求的强度——降到最低可能就是灭亡（即涅）
——的看法，引出了快乐原则和两个原动力（即爱恋本能和死亡本能）之间的尚未明确的关系。我们认为最了解而且用它最容易认识我们自己的另一个精神媒介，即所谓自我，是从“本我”的外皮层演变而来，这个外皮层由于被用来接收和排斥刺激，所以与外部世界（现实）保持着直接关系。从意识知觉开始，它就使“本我”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和越来越深的层次上受到它的影响，而且，在它一直依赖于外部世界的持续过程中，它一直带着表明其起源的难以消除的印记（就像“德国制造”一样）。其心理功能在于将“本我”的活动进程提高到一个更高一级的动力状况（也许是通过将自由运动的能转化为受到限制的能，就好像是适应前意识状态那样）；其构造功能在于在本能产生的要求和满足这种要求的行为之间插入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一旦获取目前的状态并对早期经验作出估价之后，就努力通过实验性行动去估计将要采取的行为过程的后果。这样，“自我”就可以做出决定，到底是努力获得满足还是延迟这种努力，或者是否有必要把这种本能要求看作危险而彻底抑制（这里我们要用到现实原则）。正如“本我”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快感一样，“自我”的活动规律总是为安全着想。“自我”肩负着自我保存的任务，而“本我”则好象忽视自我保存。它（自我）把忧虑的感觉当作预告威胁其自身完善的危险的报警信号。既然回忆能和知觉一样成为有意识的，尤其是同语言残余关联起来时，所以也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将导致误解现实的混乱。“自我”通过现实检验的手段来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以保护自身。可由于在睡眠状态中占优势的那些条件的存在，这个手段在梦中是允许暂时失效的。在强大的机械力环境中谋求维持自身的“自我”，受到首先来自外部现实的危险的威胁；可是，并不只是来自外部现实的危险威胁它，它自己的“本我”就能产生出相同的危险，并且出于两个不同的原因。首先，过强的本能力量能和来自外部世界的过多“刺激”一样损害“自我”，当然，前者不能毁灭它，但能够毁灭其独特的动力组织，并将“自我”重新变成“本我”的一部分。其次，经验也许已经告诉我们，满足某种本身并非无法忍受的本能要求将会引起来自外部世界的危险，以至那类本能本身就成了危险。所以，“自我”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它既须同一个威胁着要消灭它的外部世界作斗争，又须同一个提出过多要求的内部世界作斗争。它对这两个敌人采取的是一样的防御措施，只是对内部敌人的防御措施特别不完善。由于它本来和这后一个敌人是完全相同的，并且此后一直最亲密地和它生活在一起，所以它要逃避内部的危险有很大困难。这些危险直接威胁着它，尽管能够被暂时地抑制。我们已经了解，童年的第一阶段的虚弱的、不成熟的“自我”是怎样被为了防御这一生活阶段独有的危险而承受的压力永久地损害的。儿童借助于父母的关心保护自己，抵抗从外部世界威胁着他们的危险。他们为这种安全付出的代价就是时时刻刻担忧失去爱，是由于这样一来，他们就只好孤。。。立无助地去遭遇外部世界的危险的侵袭。当一个男孩置身于俄狄浦斯情结中时，这个原因便对斗争的后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情结中，从古老的源泉中得到增强的阉割的危险对他的自恋所产生的危险征服了他。因为受到当代现实危险和具有其种系发育基础的记忆中的危险这两种影响的结合作用的驱使，这个孩子便开始试图防御——抑制。这种防御暂时是有效的，然而等到后来性生活的复苏使以前放弃了的本能要求得到增强时，它就终于不那么有效了。若情况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作出这样解释：“自我”在控制早期性冲动的任务上失败了，因为那时它还不成熟，无力胜任这个任务。正因为在这种利比多发展缓慢的自我发展中，我们看到了神经病的本质；而我们不能逃避这样的结果：假如儿童的“自我”不需要承担这项任务——即，假如孩子的性生活像许多原始民族发生的一样，允许有自由发展的话，那么神经病是可以避免的。也许神经病的病因要比我们描述的更复杂；即使是这样，我们至少也已经阐明了复杂的病因的一个本质部分。我们也不应忘记种系发育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是以一些我们还尚不清的形式表现在“本我”中的，并且在早期对“自我”产生的作用必然比后期更有力。另一方面，我们渐渐认识到，这样一种抑制性本能的早期尝试——婴儿期性行为的被禁止引起年幼的“自我”如此坚定地忠诚于外部世界，反对内部世界——对于后来个人接受父化薰陶是不可能没有效果的。他们只能放弃直接满足的本能要求，走上新的道路，去寻找替代的满足，在这种迂回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变得失去性能力，他们与最初的本能的联系也可能变得松散。因此我们可以预测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很多很有价值的文明财富都是以性行为为代价的，并通过性冲动的约束而获得的。我们已不得不一再重复这一事实：“自我”的起因及其所获得的最重要部分都应归功于它同现实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我们有理由推定“自我”的病理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它仍然最接近于“本我”——是建立在这种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停顿与松垮的基础上的。这非常符合我们的临床经验——即精神病突发的原因，不是由于现实已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地冷酷，就是由于本能已经变得相当强烈，而由于“本我”和外面世界对“自我”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要求，这两个原因必然都导致相同的结果。若“自我”能完全脱离现实，那么精神病的问题就简单又明了。可这种情况似乎很少发生，或者，或许永远不会发生。我们从痊愈后的病人身上知道，即使处在那样一个离现实外部世界如此遥远的、充满幻觉的混乱状态，在他们心灵的某个部分里，（用他们的话说）也隐蔽着一个正常的人，他像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冷眼看着病疾闹哄哄地从他旁边走过。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推断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可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些发病过程并非这么剧烈的精神病的同样情况的报告。我想起了一个慢性妄想狂的病例，病人每发作一次忌妒之后，就有一个梦向分析者传达出一幅表明突发病因的没有任何妄想的正确图像。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虽然我们习惯于从神经病患者的梦中去发现与他们清醒时迥异的忌妒，在白天病人清醒时支配他行为的妄想却为梦所纠正。我们很可能可以认为这种推测是普遍正确的，即在所有这些病例中出现的都是一种精神分裂。即形成了两种精神态度，而不是一种——一种是思考现实的正常的精神态度；第二种则是在本能的影响下使“自我”脱离现实。二者并存。结果取决于它们的力量对比。如果后者力量更强或变得更强，那么精神病的必要条件便构成了。假如相反，那种妄想狂错乱就会呈现出治愈的征象。事实上，它只是退入了无意识状态——很多观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妄想总是在明显发作之前就已经现实地存在了很长时间，觉得所有精神病症中都存在一种自我的分裂（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ｏ）的观点，若没有被证明适用于较像神经病的其它状态，并最终适用于神经病本身的话，则不会引起我们如此重视的。我最早是在物恋病症中认识到这一点的。众所周知，这种可以视为性变态行为之一的反常现象的基础基于病人（几乎总是男性）认识不到女性没有阴茎这个事实——一个使他极度厌恶的事实（原因是这个事实证明他自己有被阉割的可能）。
故他就否认自己的感官知觉，即女性生殖器缺少阴茎，并死守相反的信念。可是这种不承认的知觉却并不因此而对他完全不产生影响了，因为他虽然否认一切，却毕竟没有勇气声称他确实看见过女性阴茎。于是他便抓住某个别的东西来代替——身体的某个部分或某个别的对象——并指出这样东西来承担他不能放弃的阴茎的作用。这常常是他见到女性生殖器的同时所亲眼见到的某种东西，或者是一件可以恰当地充当阴茎的象征性的代替物的东西。由此推定，把构成物恋对象的过程说成“自我”的分裂是错误的；它是一种借助于移置而形成的折衷，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对梦的探讨中相当熟悉了。可是我们的观察所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物恋对象的产生是由于一种想要销毁阉割可能性的证据的认识，以致避免为阉割而担心。如果女人——其它生物亦然——也有阴茎的话，那么谁也不需因为继续占有自己的阴茎而担扰。但是我们还遇到过和非物恋者一样畏惧阉割并以同样的方式对之作出反应的物恋者。故，他们的行为同时表现了两个相反的条件。一方面，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知觉所表明的事实——他们在女性生殖器中从来没有看见过阴茎的事实；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女人没有阴茎的事实，而且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两种态度在他们整个一生中都同时存在，但相互间不影响，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称作“自我”的分裂。上述情况也使我们明白了物恋为什么经常是部分地发展的。它并不单单支配对象的抉择，还为更多或更少的正常性行为留下余地；的确，有时它会退入幕后扮演一个谦逊的角色，或者只限于提示几句台词。故，在物恋者身上，“自我”从外部世界的脱离总是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不能认为物恋是“自我”分裂的例外情况；它只是一个对于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有益的论点。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那个论点上来，即儿童的“自我”在现实世界的支配下，通过所谓抑制的方法来摆脱不良的本能需要。此刻，我们要对这一点作些补充；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在人生的同一阶段，“自我”相当频繁地发现自己能够摆脱某种来自外部世界并使它感到痛苦的要求，而这种摆脱是凭籍否认使它知道这个来自现实的要求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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