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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 [奥地利] 弗洛伊德-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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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再次提醒读者们,精神分析研究也同其它科学领域的研究一样,是公正无偏的。当它通过患者的病症去探讨其病源时,它并没有把假设的理论强加于事实,理论原是在众多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如果他发掘出的事物真相有助于社会状况的进展,那是十分理想的。但是,当这样一些立足于改革的作法推行开来之后,会不会矫枉过正,造成更多的牺牲,那就超出了我们现在的预测能力。
  三
  总上所述,文化教育对爱情生活的限制会促使男人对性对象降低要求。本节我们将暂时离开这个问题,转而探讨一下某些与性本能有关的现象。如果早年不能享受到性爱的滋味,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后果:当人们结婚后性欲理应自由发泄时,却又得不到完全的性满足。如果将事情颠倒过来,即一开始就让情欲得到无限制的解放,那又将是什么样子呢?
  我认为,这样做情况会更差一些。不难发现,一旦情欲的满足过于容易,它便再无什么价值可言。就是说,要想使原欲保持较高的兴奋度,某些阻碍是不可缺少的。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每当那种能够阻挡人们获得满足的自然力灭绝时,人们便设法建立某些人为的或习俗的阻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享受到至高的爱情。这样一种道理,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群体都是这样的。当性欲畅行无阻地得到满足时(比如说,当一个古老文明建立起的禁制被废弃时),爱情便开始变得绝无价值,人生也变得空聊起来。渐渐地,人们便不得不重新发展出一种反向作用,以便挽救爱情的情感价值。正是依据这个道理,基督教文明中的禁欲倾向才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爱情的精神价值,这是古代的教徒所不能得到的一种最高尚的爱情。它根植于苦行僧式的生活中,通过终生与原欲之诱惑作斗争而获得了自己的价值。我们也许会马上想到,这样一种现象不正是我们机体本能中普遍存在的吗?在这里,本能欲望永远随着挫折的替增而高涨,假如有人做这样一个实验:让形形色色的人全部处于相同的饥饿状态,让他们的进食需要渐渐紧迫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再也不见了,每一个人都独自受到一种未满足的本能的驱使。但是,假如情况与此相反,即他们所有的本能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情况又如何呢?是不是其精神价值会随即跌落下来?对此,我们可以用酒与酒鬼的关系来加以阐明。酒不是每次给酒鬼们带来毒害的满足吗(在诗或科学中,人们常拿这种满足比喻爱情)?谁曾听说一个酒鬼会厌烦于永远喝同一种酒而总想到变换酒的种类?反之,越是长时间的喝同一种酒,他对这种酒就愈加亲近。谁曾听说一个酒鬼因喝酒喝多了而发生厌倦,从而被迫移居到一个禁酒的或酒价昂贵的国家去,以便用这样一种挫折来刺激他那萎缩的快乐?我们绝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相反,那些像B。柏克林一样的好喝之徒,当谈到对酒的感情时,听上去就像是他们得到了最能引发性满足的情妇那样。反过来,为什么人们在爱他的性对象时就不能做到这一点?
  这听上去似乎十分奇怪,但我认为,在本能中肯定有些成分最不适宜得到绝对的满足。当我们想到这种本能在自身的发展中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历程时,就会发觉导致这种倾向的两个理由。一、由于性成熟过程中那影响着性对象选择的两大干扰力量的作用,再加上乱伦阻碍的设置,这种选择最终得到的,只能是原型对象的替代品。从精神分析我们知道,假如本能欲求的原对象因压抑作用而失去,代之以一连串的替代性对象,这些替代对象中就没有一个能为其带来完全的满足。这样我们就可解释成人类性爱中的一个大的特征:他们所选择的性对象不能保持持久的诱惑力,因此永远渴求着新的刺激。二、我们知道,性本能在一开始时便已分成许许多多的成分(或性本能乃是这些成分的组合),但并不是所有成分从一开始就全部得到充分进展的。有些需要中途丧失掉或转向其它用处。其中最明显的是本能中的嗜粪欲(co-prophilic—element),这种成分可能自从人类能直立行走,嗅觉器官不再触及地面之后,就已经开始与我们的美学观念不再并容了。另外一种是构成性本能的绝大多数虐待本能,它也必然要在中途放弃。但是,所有这样一些淘汰过程都只与心灵中较上层的和较复杂的结构有联系,而那种促使和激发情欲的基本过程(指性交的过程)却始终没有些许变化。排泄道与性器官太靠近,因而不可能清楚地分开,不论意识和心灵如何发展和变化,性器官的位置(介于尿道与屎道之间)仍然自始至终地保持着它的重要性。借用拿破仑的一句格言,那就是“解剖学就是一切”。
  人的身体从头到脚已沿着美的方向发展,唯独性器官本身是个破例,它仍然保持着它野兽时代的结构和样子,因此无论是现在和往昔,爱欲的本质总是兽性的。要想改变情欲的本能的确是太难了。人类社会在这方面做的努力有时过多,有时又过少。但不论如何,人类文明要想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这种性的快乐。正是那些不能在成人性行为中自由发泄的性冲动,才形成了一种永不满足的气氛。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要想使性本能欲求与文化要求达成妥协,那简直是妄想。文化愈是高度发展,人类愈不能躲避一定程度的苦难、牺牲和在遥远的未来的灭种威胁。这样一种悲观的预言实乃基于下面一种预测上:伴随文明而来的种种不满足感,乃是性本能在文化压力下畸形发展的结果。而性本能一旦因折服于文化而得不到完全的满足,它的那些得不到满足的成分,便要大量升华,创造出文明中最伟大和最奇妙的成果。反过来,假如人类性欲能够得到全面彻底的满足,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把性的能源转用到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只能沉溺于性的快乐,社会也就永远不会发展和进步。因此,正是人类两大本能(性本能与自存本能)
  之间那永远难以妥协的相互对抗,才激励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与此同时,又带来一种永远的威胁,使人类中的那些弱者陷入心理症。
  科学的目的不是对人们提出警告和安慰,而我本人却不得不承认,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应当建立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基础上,也许,人类在其他方面上的发展是能够解决上述矛盾的,这也是我所希望和祝福的。

  第三篇处女的禁忌
  在原始民族的性生活中,有许多细节会使我们感到十分诧异。他们对处女(尚未有性经验的女子)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的文明社会中,男人在追求女人时,对她是否是一个处女,总是极为关心的,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于我们心中,几乎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和勿需证明的事情,因而一旦被问到此事的原因时,便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实际上,人们这种想全部占有一个女人的愿望,实乃是一夫一妻制造成的一种习惯观念,也是这种制度的本质所致。所以我们总是去要求女孩子婚前不得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以免在她们心中留下抹不去的回忆,这实际上只不过是将这种垄断女人的行为延伸到过去的时间罢了。按照上述观点来推断女人爱情生活的某些特征,就会发现,有些看上去似乎是奇怪的现象,实际上则很正常。人们普遍看重处女,这种态度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知道,环境和教育会造成一定的阻力,使少女处处小心谨慎,不去与男子发生性关系,这就使得她们对爱欲的渴望受到阻止。因此一旦她冲破阻力,选择了一个男人来满足她的爱欲时,她便终身委身于他,对他信誓旦旦,不再与别的男人有如此感情了。由婚前的长期孤独所造成的女人的这种“臣服”态度,十分有利于男人放纵地永久占有她,使她在婚后能抗拒外来的新诱惑。由克拉夫特。伊宾在1892年首先创立的“性之臣服”一词,意思是指某些人一旦与别人发生了两性关系,便对这个人产生了高度依赖与顺服的心理。这种“臣服”心理有时会达到极端程度,它会使人完全不能自我存在,甚至宁愿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最大利益。在我看来,想要使男女间的性关系维持长久,某种程度的依赖或臣服心理还是必需的。再者,为了维护文明的婚姻制度,对那些不断威胁着社会安定和现行婚姻体制的一夫多偶倾向进行制止,就应当适当鼓励这种性的臣服态度。这种“性的臣服”态度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克拉夫特。伊宾认为,这是由于“一个十分软弱和多愁善感的个性”爱上了一个十足地以自我中心的人的必然后果。但我们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的结果与此依然不符。很明显,这里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克服性阻力所需要的力量,换句话说,取决于这种阻力的突破是否靠一次的冲击而达到。假如经过那“致命的一跃”之后,便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受阻心态,“臣服”态度便形成了。在这方面,女人要比男人更多。她们在性臣服方面要容易得多。但现代社会中的男人却大为不同了,他们比往昔更容易陷入这种境况。男人为什么会接受性对象的奴役?我们的研究表明,那是因为当他在面对某一个女人时,忽然发现自己竟能摆脱心理性阳萎的苦恼,从此以后,他便在她面前言听计从,与她一直要好下去,人类中有许许多多姻缘和悲剧的收场(有些似乎造成重大的结局),几乎都可以用以上的道理来阐释。下面我所要讨论的,是原始民族对处女之价值的看法。或许有人以为,既然原始民族中的女孩子多半在婚前便已经被夺去贞洁,并且这件事也不影响其出嫁,这说明一个女子是否是一个处女,对他们并无多大影响。依我看,这种夺去女孩子贞洁的仪式,对这些原始民族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已成为原始民族中的一种“禁忌”的对象。这是一种类同于宗教性的禁忌。正因为这样,习俗不允许她的新郎去做这件事,以免他违背这个禁忌。我并不想在这儿详细列举所有论述这种禁忌的文献,也不想说明它在世界各地的分布状况和列举出它的种种表现,我们要做的,仅是要说清楚,这种不在结婚时弄破处女膜的行为,乃是普遍存在于原始民族中的一种风俗。正如卡洛雷所说:“在这种婚前举行的特别仪式中,由新郎之外的某个人来捅破处女膜,这种习俗常见于低级文明中,特别是在澳大利亚。”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如果想要使这种穿破处女膜的行为不在结婚后的第一次性交中发生,就必须在事先由某个人用某种方式来完成。卡洛雷在其《神秘的玫瑰》一书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但有些地方他交待的不很清楚。在这里我想引用下面几段:第191页:“在迪雷部落以及其邻近的部落中,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习惯: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弄破她的处女膜”。
  “在波特兰和格莱尼格族中,常常由年老的妇女给新娘做这个手术,有时甚至请白人奸污其少女,以完成这个任务。”

  第307页:“处女膜有时在婴儿期便弄破了,但大多是在青春期……在澳洲,它常与性交仪式合并进行。”

  第384页(这段话引自斯宾塞与吉伦关于澳洲各个部落情况的通信。他们在信中讨论了这些部落中十分流行的族外婚姻风俗)
  :“首先要人为地将处女膜捅破,然后是让做这件事的男人们依次亲近(公开的和仪式的)这个女孩……整个仪式分为两部分,先是捅破,然后性交。”

  第349页:“在赤道非洲的玛塞(Masai)地区,女孩子在结婚前必须经历一次手术。在沙克斯族(Sakais,属马来亚)
  、巴塔斯族(Batas,在苏门答腊)
  和阿尔福尔族(Alfoers,属西里伯岛)中,这种捅破处女膜的工作多数由新娘的父亲来做。在菲律宾群岛,甚至有一批人专门以弄破少女的处女膜为职业,不过有些女孩子早在婴孩时代就已由老年妇女动过这种手术,长大后就不必再做了。在爱斯基摩族的某些部落里,捅破新娘处女膜乃是僧侣们的特权。“以上的论述有两大缺点:一、它们大部分并没有把“穿破处女膜”说明晰,究竟是通过性交来弄破它?还是以非性交的方式弄破它?只有一个地方将这个过程清楚地划分成二个阶段,也就是说,先是用手持器具将处女膜弄破,然后举行性交仪式。至于巴特莱期(Bartels)收集的那些资料,尽管在其他方面较详尽,在这个问题上仍没有说明白,更何况他对“穿破处女膜”这一行为的心理学兴趣,又完全归结为解剖学的结果。二、我们还不太清楚,在这种场合中,那仪式的(郑重其事的祭典)性交与平时的性交有何不同。就我手头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些作者也许是由于害羞,或由于根本不了解交待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所以始终没有描述这些性行为的详细情况。我多么希望能从旅行家或传教士那里得到更详细和更准确的第一手材料,而这类国外杂志现在根本就得不到。因此我在这儿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但不论怎样,这第二个疑问即便没有详情描述,仍然很容易想象出来。因为不管这种仪式的性交活动多么缺乏真实性,仍然象征着完全的性交,而且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做的。我现在想讨论一下可用来解释这种处女禁忌的原因。我们知道,穿破处女膜意味着流血,由于原始民族把血视为生命的源泉,当然十分畏惧流血。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对这种禁忌的第一个解释。这种流血禁忌(blod—tabo),在性交之外的其他方面也保留着种种血社会规则。实际上,它乃是“不可杀人”这样一个禁令的基础,代表着对原始人的情操和杀人狂欲的禁止和预防。处女禁忌,还有处处可见的月经禁忌,都受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原始人面对着这种月月必来的神秘流血现象,免不了会怀疑有什么东西在迫害她们,所以他们把行经(尤其是初次来经)解释成是由于某种精灵鬼怪的撕咬导致的,有些干脆就认为是与某种精灵性交的结果。有些资料中提出,很多原始人认为这个精灵就是她的某个祖先。还有些资料谈到,经期中的女孩常常被人认为身上附着祖先的灵魂,所以使人敬畏,被作为“禁忌”对待。我想,如果我们对于这种恐惧流血的现象再进一步思考,就不会把它看得那么重要了。例如,对男孩子作包皮割礼,以及比这更加残忍的对女孩子的阴蒂及小阴唇的割除礼,都在某些种族中程度不同地实行着。此外,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以流血为目的的仪式,显然,这些现象都与“原始人恐惧流血”的解释正好抵触。虽然如此,有些人婚后为丈夫的方便而废除了这项禁忌(月经禁忌),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二种解释同样与性无关,它比第一种解释牵扯面更广泛一些,而且更具普遍性。按照这种解释,原始人好象永远处在一种“焦躁的期待”里。他们的忧心忡忡,就像我们在精神分析学中对心理症做分类时划分出的焦虑型心理症。每当遭遇到新奇、神秘、怪诞和不合常情的事物时,这种焦躁的期待就愈加强烈。它还造就了许多牺牲或奉献的祭典和仪式,它们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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