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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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送的图画书看完了，小夏青觉得不解馋，便扯着爸爸的衣角说：“爸爸，咱们回家吧！回家我好上学。”　　　　
　　　　张建启该怎么回答女儿的正当要求呢？想到女儿的病，张建启鼻子一酸，眼泪直往肚子里咽：“青青，你需要上学，但现在你的病情不允许你去上学。如果你想上，爸爸将来找一个阿姨来教你，不过你得听话，知道吗？”　　　　
　　　　“我知道。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小夏青有些急了，她着急，也许就是为了那个回家上学的愿望吧。　　　　
　　　　张建启觉得，回家是个无奈的结局，但这却是必然。　　　　
　　　　张建启心里很清楚，全家老小五口人，全靠他一人在建筑工地打工维持生活，即使是全家人不吃不喝，一年到手的钱也不过三四千块钱。而女儿在医院治疗，每月药费最低也得５０００元左右，相当于张建启一年的收入。而且这还是一般性的治疗，如果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如鸡尾酒疗法等，花的钱更多！并且夏青一旦用药，就不能中断；假如停止用药，病情就会反弹，甚至危及女儿的生命。如果现在就不用药，医生说，小夏青最多还能活一年多时间。　　　　
　　　　对于张建启这个３０多岁的农民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由于新闻媒体介入，张建启又有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他带着他的女儿向社会发出泣血的呼唤：　　　　
　　　　“我的女儿是无辜的，我想让她活下去，希望社会救救她！”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救救孩子！”（1）

　　　　想上学的“ＡＩＤＳ”儿童何止何灵和夏青。　　　　
　　　　年仅８岁的艾滋病患者李鹏鹏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想不想读书”问题时说：“想！我做梦都想尽快回到学校里和小朋友在一起！”　　　　
　　　　李鹏鹏是安徽省临泉县迎仙镇韦小庙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打从他能够记事开始，他就与“感冒发烧”、“肺部感染”等病症结下了不解之缘，隔三差五感冒、发烧、身体不适，成了乡、县两级医院的常客。　　　　
　　　　李鹏鹏的病总是好了又患，患了又治，每一次治疗，医生总免不了在处方笺上写下“肺炎”、“肺结核”等字样。　　　　
　　　　从１９９７年开始，鹏鹏的病加重了，而且发病时间间距也缩短了，动不动就进医院打吊针，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一直折腾了两年多时间。　　　　
　　　　后来医院通过血检，证明李鹏鹏感染上了艾滋病。几乎所有给鹏鹏会诊的医生和专家都认为李鹏鹏染上这一致命疾病的惟一途径是输血感染。　　　　
　　　　据《江淮晨报》报道，尽管李鹏鹏的父亲李中法目前已将诉状递到了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那家可能让鹏鹏得病的医院告上了法庭，但李家目前的状况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家里能卖的已经卖得精光，包括过冬充饥的粮食也卖得一颗不剩；鹏鹏的患半身不遂的母亲，不能站，只能躺在床上，靠一条破旧薄被过冬……　　　　
　　　　几乎与李鹏鹏命运相同的另一“ＡＩＤＳ”儿童凯佳是个刚满三岁的小女孩。她出生时，母亲难产，医院给她母亲输了卖血人的血，在凯佳两岁时，母亲得艾滋病撒手人寰，留下了丈夫王为军和女儿凯佳。　　　　
　　　　凯佳自一生下来，心里就没有娘的概念，爸爸一手把她拉扯到三岁。后来看见别的孩子常“娘啊娘”地喊，便问爸爸：“爸，俺娘呢？”　　　　
　　　　王为军抹着泪水把头扭开，回答道：“上班去了。”　　　　
　　　　孩子一听高兴了：“上班挣钱，回来好买新衣裳！”　　　　
　　　　凯佳哪里知道，她的娘一年以前就去世了，回家只是心里永远的梦。　　　　
　　　　凯佳更不知道，小小年纪的她跟娘一样，也染上了那“怪病”，也许要不了多久，她也会追随娘的脚步而去的。　　　　
　　　　王为军曾向医院讨说法，医院只承认非法采血，不承认因此让王妻感染上了艾滋病。　　　　
　　　　与此同时，当地不断发现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如一年前记者采访一位防疫站站长所说的那样，这个地方长期以来由于血液管理混乱，对艾滋病监控不力，导致艾滋病疫情流行，暴露出来的问题仅是冰山一角！　　　　
　　　　作为一名年幼的ＨＩＶ携带者，小凯佳不仅要经受艾滋病的折磨，还要经受生活中不理解艾滋病人的那些人的歧视。　　　　
　　　　生活里，没有人与他们家的人来往，连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叔叔伯伯也都搬走了，人们见了她和她父亲、爷爷，如同见了魔鬼一样躲得远远的，有时竟把凯佳吓得哭了起来。　　　　
　　　　最让凯佳高兴的事就是向爸爸要一毛钱去街上买糖吃。卖糖的人见凯佳来了，忙取出一两块糖扔给她，凯佳拿着钱直喊：“阿姨！钱，这是买糖的钱！”　　　　
　　　　阿姨急忙退避：“你快走开，我不要你的钱！”　　　　
　　　　凯佳至今都不明白，阿姨给了糖怎么就不收钱呢？她哪里知道，在人们眼中，ＡＩＤＳ患者手里的钱也是魔鬼呀！　　　　
　　　　实在挺不住了，王为军把那家医院告上了法庭，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免费替他们打官司。　　　　
　　　　官司胜算几何？又能赔偿多少？即使是医院给予一定的赔偿，能挽救小凯佳的生命吗？　　　　
　　　　最让王为军伤心的是看不到官司胜诉的那一天，小凯佳就走了。因为医生曾告诉过他，孩子５岁前最容易发病。　　　　
　　　　也有人出主意说，干脆把孩子弄死算了。爷爷被惹怒了：“这病是她自己愿意得的？孩子她妈不在了，就不能让她多活几天？”　　　　
　　　　小小年纪，凯佳眼里总是浸润着忧郁和泪水。她有时望着铅一般沉重的天空发愣：“我还能活下去吗？我还能活多久？”　　　　
　　　　在中国，儿童ＨＩＶ感染者感染渠道从以前的纯母婴、输血已发展到吸毒传染。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警号。　　　　
　　　　这里有一串令人心悸的数字，深圳市戒毒所从去年至今已收治１８岁以下的吸毒少年７７人，其中１６岁以下的有１３人，１４岁以下的有６人。而且去年发现的１０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其中有９人都在２０岁以下，最小的年仅１２岁！　　　　
　　　　艾滋病正威胁着全人类，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的生存。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１９９８年，超过３００万儿童和青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包括５９万１５岁以下的儿童和２５０万１５—２４岁的青少年。所以１９９８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主题定为：青少年——迎战艾滋病的生力军。　　　　
　　　　在今天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儿童被战争、饥饿、贫穷夺去生命，艾滋病恶魔更是肆无忌惮，致使每天有超过８５００名儿童及青少年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平均每分钟就有６人被艾滋病恶魔击中！　　　　
　　　　迄今为止，艾滋病已经夺去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５０多万儿童的生命，致使１３００万儿童成为孤儿，其中有１０４０万人的年龄在１５岁以下。　　　　
　　　　正如南非艾滋病少年恩科西·约翰逊一样，这些儿童经受的悲痛是巨大的。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救救孩子！”（2）

　　　　正当世界上最贫穷的受到影响最大的一些国家正在奋力与这种疾病做斗争和努力照料好一代孤儿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巨大的社会危机。这场危机规模巨大，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孤儿人数通常不到１％，在艾滋病肆虐之前的发展中国家，大家庭和社区接纳孤儿人数的比例仅略高于儿童总数的２％。相比之下，乌干达现在因艾滋病而沦为孤儿的人数在儿童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１１％！在赞比亚，这一人数达９％；在津巴布韦为７％；在马拉维为６％。　　　　
　　　　艾滋病在非洲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博茨瓦纳，５岁以下儿童死亡者有６４％是因艾滋病感染而引起的；在南非和津巴布韦，一段时期内艾滋病将是造成儿童死亡率增加１００％的主要原因。一些专家甚至认为将出现幅度更大的儿童死亡率。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至２０１０年，津巴布韦５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将是以往不存在艾滋病情况下儿童死亡率的３．５倍，婴儿死亡率将会增加一倍。在某些非洲国家，医院的报告说，有３／４的儿科住院病人是儿童ＡＩＤＳ患者！　　　　
　　　　非洲如此，亚洲的情况又如何呢？　　　　
　　　　艾滋病在亚洲儿童中肆意蔓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与中国毗邻的缅甸，年轻人面临着日益增加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威胁，全国性病人口中１５—２４岁组人群占４０％。现已明确，性病使感染ＨＩＶ的机会增加１０倍。在缅甸的静脉注射吸毒者中，ＨＩＶ阳性率高达５４％！一项近期调查发现，１５—１９岁的静脉注射吸毒者中，已有２７％感染上了艾滋病！　　　　
　　　　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　　　　
　　　　在中国，截止１９９９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７９％的ＨＩＶ感染者为２０—４０岁人群，年龄小于１９岁的感染者占９．５％！　　　　
　　　　据中国生殖卫生教育学会就青春期教育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中国的少男少女与１０年前相比，已提早一年进入性成熟期，然而他们当中８４％的人“对应掌握的性知识毫不了解”。同时，今天中国的人口流动性比任何时候都大，而社会的开放程度又使青少年对早期性行为和非婚性行为采取了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国家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信息室主任刘康迈认为，常规防范教育多放在所谓高危人群上，未免目光短浅。他警告说，如果对青少年在预防艾滋病和安全性行为方面的无知熟视无睹，“将会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中国，１０—２４岁青少年占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最健康的人群，如今他们的健康特别是生殖健康，正在日益受到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的威胁。由于性知识的匮乏，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难免陷入误区。　　　　
　　　　北京同仁医院洪宝瑟教授曾经告诉过记者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初中女生去医院妇科看病，大夫告诉她说她怀孕了，这个女孩并没有什么惊讶的反应。等出了诊室，外边有三个背书包的男生在等她。这个女孩很骄傲地对三个男生说：“大夫说我怀孕了。”三个男生异口同声地说：“啊！那就生吧。”这让人奇怪而不解，那三名男生竟看不出哪一名是当事人，好像他们把非常严肃的事当成游戏了。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信息中心陈一筠主任告诉过记者另一个例子：北京一个高二的女生，她怀孕时自己和家长都不知道。一次上体育课时闹肚子疼，请假回去把孩子生下来了，后来慌乱之中把孩子扔了，那可是杀人罪呀！后来这位女生被抓了起来。　　　　
　　　　上述事件的错误难道仅仅是孩子吗？　　　　
　　　　缺乏青春期性教育，难道不是上述祸事的根苗吗？　　　　
　　　　据有关专家介绍，１２—１６岁的中学生被称为“脆弱年龄”，他们平时接触与性有关的内容比２０年前多了数百倍，在这类信息的刺激下，他们更加早熟，性观念也更加开放，由于他们缺少性知识，这就为性病特别是艾滋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１９１８年４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中，他以他全部的生命张力和创作激情喊出了永垂万世的心声——　　　　
　　　　“救救孩子！救救孩子！”　　　　
　　　　８０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作回应吧！　　　　
　　　　“救救孩子！救救孩子！！！”


第十二章　包的毒花养的祸无缘无由的祸根（1）

　　　　从来不进医院的阿新，已是第三次从医院里出来了。　　　　
　　　　第一次进医院是在一个多月前，海潮刚刚袭击了这座年轻的南方大都市，狂风暴雨海浪搅乱了的一切还没有得到恢复，阿新就在阿萍的陪同下走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让医生给他彻底检查一下拖了半个多月尚未痊愈的感冒。至今阿新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医生是一位中年女性，她问了问病情和症状，看了看舌苔与喉道，“有多长时间了？”　　　　
　　　　阿萍抢着答道：“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女医生白了阿萍一眼，阿新忙解释说：“有十多天了，吃药不见效，头老疼，轻飘飘的，浑身上下一点劲都没有——”　　　　
　　　　女医生又瞟了阿萍一眼，阿新不自在起来：“哦对了，我这臂弯还长了不少湿疹呢？”　　　　
　　　　女医生停下了笔，睁大了眸子：“哦？湿疹？我看看！”　　　　
　　　　女医生仔细地检查了阿新的症状，然后语气略显沉重地对阿新说：“办入院手续吧，你需要住院复查！”　　　　
　　　　在一旁张罗的阿萍似乎从女医生那一双略显吃惊与忧郁的眼神里读懂了什么：“住院？有必要吗？咱们阿新可不是闲人啊！”　　　　
　　　　女医生又瞪了阿萍一眼：“废话！难道住院的都是闲人？”说着又撕了一张化验单给了阿新，“血检！”　　　　
　　　　阿新接过化验单，点着头：“好！好好！我这就去。”　　　　
　　　　离开了急诊室，阿萍领着阿新办完了住院手续，来到了化验室抽取了血样，护士领着阿新和阿萍来到传染病室。　　　　
　　　　阿萍一眼就看见了病室门口悬的牌子：“不对！怎么是这儿？”　　　　
　　　　护士说：“入院手续上不是写明住传染病房吗？”　　　　
　　　　阿新一听也跳了起来：“住传染病房？你们开什么玩笑啊！我这感冒是传染病吗？你们有没有搞错哇！”　　　　
　　　　传染病区的医生听见争吵走了过来，拿起住院手续一瞄：“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的，你不住这儿住哪儿？”　　　　
　　　　好说歹说，阿新终于忍气吞声住了下来：“呃，我说阿萍，你好好看看那化验单上是什么东西——”　　　　
　　　　阿萍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要明天才知道呢！”　　　　
　　　　阿新琢磨着阿萍的脸色，心里也有些七窍生烟的味道：“你那马脸拉那么长干吗？不过是一点小病嘛，你以为我死了不管你啦？你不乐意待在我这儿，我让阿秀来！”　　　　
　　　　说着阿新便要拨手机，阿萍强颜欢笑地拦住了阿新：“有啥不高兴的，我在这儿不是好好的吗？你要她们来，我就走。”　　　　
　　　　“待在这儿就好，只是别马脸对人就行！”　　　　
　　　　这一夜很凄清。窗外是无边的夜色，偌大一个病区一切都已死去，似乎只有走廊尽头医生办公室的灯光还活着，大都市喧腾嘈杂的市声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恐怕是无论如何到不了这里来的。　　　　
　　　　阿萍趴在床沿上似睡非睡，阿新伸出抚摸过她千百次的手掌去抚摸她的脸庞，她被惊醒，神经质地推开他的手臂，为了掩饰刚才的失态，她又欲盖弥彰地补充道：“公众场合，别人看见了多不好！”　　　　
　　　　“过来！”阿新命令道，“老子今晚非要你给我暖脚又怎么样！”　　　　
　　　　阿萍怕再发生其他什么事情，只好脱了鞋，两人挤在一张床上：“别折腾了好不？我就在这头给你暖脚，行吗？”　　　　
　　　　阿新叹着气没有吭声。　　　　
　　　　对于阿新和阿萍来说，这一夜好长好长。　　　　
　　　　阿新原本是宝安小铲岛附近的一个渔民，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