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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4期-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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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漂亮吗？”
他点点头。
“你……还是挺喜欢她的。”说着，泪水又流了出来，“我们不用去看伊措，也不用算羊签了，真的。”
生活这个现实是无理的。
现在，卓茨四十多岁了。独自住在北方父亲留给她的房子里。
她的藏语几乎像母语一样熟练了。她从妈妈的诗里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痛苦，不再抗拒人和世间的任何东西，也不再惧怕任何东西。
她仍然写诗。没有诗，即使给她一座金山又有什么用呢？
她常常站在窗前，窗外再没有了雨季里重重叠叠的云霭，也没有了冬天单调的褐色大山。是一片杨树林，看着这些杨树，她偶尔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脸黝黑，手也黝黑，又黑又浓的头发波浪般向后涌去，他站了起来，那么挺拔，就像这些高高的杨树。
责任编辑 宁 肯
遮脸人
陈家麦
1
我表哥罗成钢，瓦窑镇上的人都说他是个疯子，如果我起来反对，他们会认为我也是个疯子，好在镇上的人大多不知道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我不想给我家人带来麻烦。他离了婚，独自一人生活，省了诸多麻烦，还蛮不错的。
算起来，我表哥快55岁了，可他动作：有力，声音洪亮，像个壮壮的小伙子。他快退休了，其实他一直在等这一天。他属于我们镇卫生院在编人员，院长李有富倒巴望我表哥这么干，可他不干，早退休则意味着少拿钱。在这点上，我表哥寸步不让。也就是说，我表哥成天不工作，却白拿工资，连奖金（拿平均奖）也一分不少。院长之所以肯这样，我想是全院的人都怕他。我表哥下放到我们镇，当过一阵牙医，不久便疯了，院长不让他干了，因为病人都怕他。他的打扮跟常人不同，不管多热的天，头戴了一顶箬帽，从帽檐下挂出一条毛巾，半遮了脸。按今天的说法，他打扮得有点像阿拉伯人。他若是到了医院，就甭说他闹事了，如果他到各科室一转，大嗓门一开，那口带了杭州腔的“什个套（意为这样）什个套”的，整座医院的人都会听到，连病人都吓跑了。从某个方面来讲，院方图的是安生。我表哥刚疯那一阵子，他确实是这么做的，为此院长让他别来上班了，钱一分也不少，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刚开始，我不理解，我表哥这种打扮，加上成天骑了一辆加重型的破自行车到处乱逛，就没别的正经事了？这些年他是如何打发日子的？直到有一天，我慢慢就有点懂了。
他比我妈妈大一岁，外甥比姨妈大，放在今天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据我妈妈说，我出生那年，嫁到杭州的大姨来到我家，我表哥跟在后头，肩挑了两箩沉甸甸的东西，一箩是鸡蛋，上面压了黄花菜、干姜丝；一箩是炒米，上面压了米面、红糖、干虾。那扁担弯弯的，他腰杆直直的，两箩沉沉的月子礼稳稳地放到起坐间。我妈妈是苏家最小的女儿，苏家无子，当中的二姨嫁到上海三姨嫁到宁波。我妈妈常挂在嘴边说，她的四姐妹长得都很漂亮。我外公在桥上街是个远近闻名的箍桶匠，也算是小康人家，我妈妈上头的三个姐姐能嫁到城市里，除了跟她们三人长相好以外，苏家女儿的嫁妆——那漆得亮堂堂的36只桶，街上那些老辈人至今都会啧啧地夸。那时候，我没记亿，等到我有记忆时，三位姨妈都亡故了，这倒有点像古书上所说的红颜薄命。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立夏，橘花满街飘香。我表哥第二次来，从杭州坐了长途汽车到我们镇上。我妈妈带了我到车站（现为老车站）来接。这回是他一人来的，穿了一身涤卡料子的藏青色中山装，上衣袋插了3支锃亮的钢笔。见了面，我妈妈眼圈红红的，跟他谈起了我大姨不幸病故的事。接着，聊起了高兴的事儿。他是来相亲的，那年他快30岁了，在那个年头算是个老大难问题。好在他是省城的城市户口，又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女方叫张慧贞，也上了点年纪，那个年头也算是老姑娘了，两人相差6岁，是东风大队（现恢复了旧名叫水门村）人，离我们镇上有十几里水路。这门亲是我妈妈做的媒，我妈妈在我们街上做媒是出了名的，我们家一年四季总会有人来谢媒，我跟弟妹们都盼望这一天，因为他们会让我们一家能吃上油乎乎的猪蹄，外加一坛香喷喷的老酒。老酒是我爸爸最喜欢的，我妈妈也有点贪。
坐了一个多钟头的小汽船，我们三人才到水门村。表哥两手各拎了一只大网兜，里面装了南北货奶糖铁皮罐头之类的紧俏货，这些东西在我们镇上的国营商店也很少见，就是有货也得凭华侨券才能买到。我想那时我喜爱上表哥，是因为他带来了奶糖，我分到了6粒，还加1块巧克力，再说我小时候是个闲不住的人，哪儿有热闹必少不了我来轧，何况我是陈家的独子。在这点上，我妈妈拿我可没办法。我是听说相亲时有好东西吃的，才缠了我妈妈。
上了水埠头，是一条机耕路，两边是绿油油的橘树，在金黄色的阳光下，一群蜜蜂嗡嗡地叫，漫天飞舞，它们似乎都很忙碌。花香浓浓的，我表哥长了个大鼻子，张开了鼻孔，似乎要把香味深深地吸进肺中。
一路上，我妈妈不时跟行人打听张家，那些行人除了好奇，都很热情来指点。按行人提供的信息，我们三人走到两口池塘相交的石板路，接着拐到一块晒谷场，再往西，从一丛橘园中现出二三户人家，飘出淡蓝色的炊烟。
就在那一次，我表嫂的样子就深深地印进我脑子里了。她坐在一栋三间相连的木屋前，小院子里放了一个绣花架，她穿了一身月白蓝的衣裳，双手戴了洁白的纱袖套，正拈了一枚针往头皮上蹭了一下，拖出一根红丝线，跷起兰花指，拿针往花架上的白布穿刺，那手轻盈得就像蝴蝶在花丛中飞。刚开始，我们三人不知道，她就是张慧贞。我妈妈向她打听，弄得她霎时脸色绯红，就像一枚红鸡蛋，是那种染在剥了壳的蛋白上的颜色，白的更白，红的更红。那时，我觉得这么一个标致的女子，将嫁给长得有点粗鲁的我表哥，简直就像孩子不小心打翻了一瓮白米饭……
那次的相亲，我妈妈就像居民小组长做调解工作那样，这方说—下，那方说一下。我从工字形的窗格子中偷看，又听到屋里的张慧贞在嫌我表哥，意思是说他的相貌不够整齐。张家兄嫂在一个劲儿劝说，那意思说她是个老姑娘，又是农村户口，能找个大城市人，很不错了。张家做主的似乎是张慧贞的大哥和大嫂，有点急于把大了的妹子推出张家的味道。我表哥在那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见他把张家大嫂端出的鸡蛋酒，那碗里的6只鸡蛋，一眨眼工夫，呼呼地消灭了。我妈妈临行前嘱咐过他，说是依照乡下风俗，男方吃下女方的6只鸡蛋，则表示同意这门亲事；要是相不中，只吃下3只鸡蛋就行了。要不是我也能吃到鸡蛋酒，要不是表哥分给我的奶糖和巧克力，我才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现在想想，陪表哥相亲出来，我肚皮胀胀的，脑门热蓬蓬的，出来时连步子都有点飘，还真不错。
一路上，我妈妈跟我表哥叽叽呱呱的。看起来，我表哥相中了，女方也同意了。两人商量着送彩礼的事。我妈妈回过头来，发现后头的我落下了—段路。我妈妈等上我，说我的脸色红得好吓人。我说，是鸡蛋噎了我，老酒醉了我，肚里盘了一股好大的气，老不出屁。她数落我是个馋鬼，做客人也没样子，丢脸。气得我蹲在小河边的抽水机上，不肯走。我妈妈来拖，我表哥来拉。
我妈妈哄我说，再不走，表哥表嫂结婚那天，不给我喜酒喝。
我立时急了。我让表哥答应我，到时候要送我6对红鸡蛋，外加10粒奶糖。
表哥爽快地应了。我这才站了起来。我眼里似有一粒粒金星，在阳光中纷纷地掉。
2
结婚前—个月，我表哥就疯了，院方给他下的结论是，武斗的前夜，天空中传来一声声炸雷，在电光中，罗成钢同志五官扭曲，一声声大叫。他疯了。
当时，我表哥参加了总派，跟了现在的院长李有富，他是总派的小头目。联派的小头目是许广顺。两派斗了的结果是，李有富取代了死了的许广顺的院长之位。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李有富当了这么多年的院长，职位一直没动，为此还受到上级的表扬，说他甘愿扎根基层一辈子，精神可嘉，还年年被评上先进工作者。后来，我调到了我们县报做记者，为他写过长篇通讯，加上3幅图片，凑成了1个版面。为这，他送了我一竹篮大闸蟹，算是谢我哪。
对于我表哥从省城调到镇卫生院不久变疯的事，我总觉得里面有点蹊跷，然而我也说不清楚。这些年，始终有个谜团盘在我脑海里。
我表哥跟张慧贞大约过了两年，两人无小孩，离婚时，我和我妈妈作为男方的唯一亲人去了法庭，记得那年我在读初二。我有点左右为难，吃过表嫂家的鸡蛋酒不说，表嫂挺疼我的。再说，表哥结婚那天，他答应给我的红鸡蛋和奶糖—样也没少。我向老师请假，说了一次谎，我有点耳热心跳的。法庭中，陪张慧贞的只有她哥哥，才几年工夫，她哥哥变得像小老头似的，脸皮起皱，抽着烟，不时双手抱了胸在咳。
没多少人，双方只占了一排凳子，左右两边隔开，中间留了一溜空位。我坐在我妈妈一边，不时偷看表嫂，我觉得我的立场不稳，有点像做叛徒似的，好在轮不到我这个小毛孩说话，我也不想说。我不太听懂大人的辩论。我表哥耷拉着脑袋瓜，似乎在打瞌睡。我妈妈担心疯了的他会暴跳如雷，可他在那天却出奇的安静。轮到表嫂申诉，倒是她站了起来，停顿了一会儿，很快像课本上的刘胡兰面对铡刀一样，昂首挺胸。她一开口就说表哥是个神经病，这话没引起人们多少兴趣。接着她说，他非但得了神经病还得了阳痿病。我妈妈就有点坐不住了，屁股底下像蜇了蜂刺儿。前几天，法庭来人送来了离婚书，附了空白答辩状副本，我妈妈让我念给她听听。我那时对阳痿这词有点朦朦胧胧的，也不好意思问我妈。法庭上，当表嫂出示医院证明，说她仍是处女时，我马上明白所谓表哥的阳痿一词是什么意思了。我妈妈双手捧了脸，像个怕羞的小姑娘。
庭长宣读判决书，我表哥打了一激灵，似乎醒了，他站了起来大步地往门口走，说好了吗好了吗，只听见大厅里发出嗡嗡地叫，上头的天花板在晃，天花板下的吊灯咝咝作响。那震荡的回响还没落下，我表哥就在门口不见了。庭长似乎惊魂初定，嗯哼一声，接着念判决书。我妈妈一把拉了我手，追了出来。
出大门口，是台阶。广场那头，飞来一群灰鸽，落下雨滴似的白东西，大概是鸟屎。我表哥抹了下脸，一步跨上加重型永久牌自行车，像匹烈马，冲进灰蒙蒙的人潮中。
我妈妈跺了—脚说：老娘我做过的媒从没霉过，这回霉在自己亲外甥头上了，打儿今往后，老娘我就是在家里数腿毛，打死我也不做媒了！
表哥调动工作的事，我记得是这么搞定的。因为，要把农村户口的张慧贞调到省城比登天还难，所以，只能是罗成钢同志往下调。这是我表哥当下的工作中心之一。而且，他在张家相亲时是许过愿的。
立夏到端午前，我爸爸开在街口的裁缝店生意是最清淡的，所谓“春衣上了身，夏衣勿要紧”。那一阵子，会点小洪拳的我爸爸常到乡下教拳，从徒弟那儿弄点钱来补贴家用。
我妈妈倒忙了，这是她眼下要办的一桩头等大事，何况是替我表哥办的。后来，因我表哥离了婚，气得她生了病，不到半年就埋人黄土垅中了。她为我表哥调工作的事成天张罗。天知道，她这个会做媒的人，是如何托人找上镇卫生院院长许广顺的。我妈妈给许家一家大小都做了一身新衣裳，包括许家爷爷奶奶的寿衣。许院长总算答应我表哥调动工作的事。许院长的口气，像我们校长作报告—样，说罗成钢同志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支持乡村卫生事业，我们举双手欢迎！
的确，罗成钢同志扛起背包，胸戴大红花，从杭州到我们镇卫生院正式报到那天，在大门口，许院长带领宣传队同志敲锣打鼓。当晚，我表哥的先进事迹，在我们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后，接着，县广播站播发了这条重要新闻。裁缝店里，那只破木匣子嘶啦啦地响，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只听到许院长回忆起自己的光荣历史。解放前，他是第五纵队中队长，上山打游击，吃掉了与国民党勾结的一股股残匪……在这条新闻中，他的革命史才屁大的工夫就给卡掉了。我读小学时，听过他作的长篇报告，他的话半洋半土，官话加本地话，坐在底下的我好生难受。
很快，我在批斗会上看到他了，他给造反派戴了高帽子，胸前挂了打红叉的牌。我看到调到卫生院的我表哥，跟在宣传队队长李有富的屁股后面，举着语录本带头呼口号，数他喊得响亮。为这事，我妈妈曾跟我表哥谈心。结果，我妈妈被我表哥当做没政治觉悟，反给教育了一下。我爸爸教拳回来，累得少说话。他只说他成分不好，就听我表哥说的，没错。我想，主要是杭州的大姨父出身于工人阶级，踏过黄鱼车。在这点上，我爸爸有点自惭形秽。他的地主成分，是我爷爷这个破落地主传下来的，又传给了我，连我都抬不起头来。虽然我爸爸每回让我填表格时，写上小手工的成分。我放学回来，跟屁虫一样，常夹在我表哥这些造反派当中，情绪高涨，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能脱胎换骨。
在东风和西风压来压去后，眼看要真枪实弹了。卫生院的全体人员必须要分成两派，不是联派就是总派，不站派就算保皇派，谁愿意不见分晓就弄顶帽子戴戴？当联派的小头目李有富从总派手中抢走许广顺时，总派的人到处查找李有富下落，跟鬼子扫荡一样。到了街上，我才明白，卫生院的两派只不过是一小撮分子，真的是掉进汪洋大海中了。也就是说，我们镇上有总派和联派的两个司令部，卫生院的派系分属于两个司令部，两派的人在街头肉搏过许多次了。末了，两路人马到县武装部抢了武器弹药，在街头巷口筑起了沙袋包，高楼上架起了重机枪、高射炮，分抢各制高点。我们学校停课了，我到这派看看，那派瞅瞅，真比看电影里的打仗还热闹。
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一方下了宣战书，另一方送了应战书，明天凌晨，两派人员要正式开仗。大街小巷，到处是传单，闹蝗虫一样地飞。
当晚，雷声大作，像要把整个大街小巷炸裂。在闪电中，不料，我表哥变成了疯子。他没能成为第二天的勇士，我真是太扫兴了。我妈妈接到这个坏消息时，是武斗后的第三天。战斗结束了，总派被联派赶出了城，我跟小伙伴们满街乱跑，忙捡弹壳，比谁捡的弹壳多谁的大。我妈妈一把拽了我走，到卫生院，发现未过门的表嫂守在我表哥病床前，我表哥在挂针，偶尔说一两句胡话。我表嫂双眼红肿，像一对胡萝卜。从宣传队队长刚提到院长的李有富大声说，没事的，小罗同志很坚强。
几天后，我表哥能回答大人们的一些话了，只不过像换个人似的，嗓音有点夸张。我妈妈决定给我表哥冲喜，结婚就放在职工宿舍。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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