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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金枝玉叶-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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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有着和平,积极,努力,淳朴,还有适时的浪漫情怀。这是一支著名的歌曲,许多人来到北海公园,租了小木头船,坐上去,看着绿色的湖水清亮地一层层地荡漾开去,心里都会响起它的旋律来。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影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看到戴西一家在颐和园那与北海差不多同样的皇家湖泊上泛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听到,也想到,也在心里唱过这支歌。
昔日的阳光明亮地照在静姝年轻的笑脸上,她划着木桨,穿着戴西在锦江为她新做的连衫裙,她的样子真的与那支歌很般配。
中正坐在船头照的相,他不光照了欢笑着的姐姐,还有一些北京高高蓝天上浮动的白云,以及绿树和红墙。凡是从上海这样多雾的城市到北京的人,总是会被它那些雪白的、在阳光里几乎是灿烂的云彩感动,我记得我十六岁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时,看着夏天优雅地在天上浮动的白云,几乎要哭出来的情形,心里的感动应该要用歌剧里的声音才能形容。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正也是这样。
戴西的脸,在静姝的笑颜与白云的中间。那一刻,一定有风吹过,她伸出手去拂着水面上潮湿的微风。她带着自己刚刚没有了父亲的儿女,度过一个尽量愉快的假期。她知道静姝为了这样的家庭背景不能出国演出,中正则险些不能上大学。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说过抱歉的话,也没有对自己丈夫的抱怨,但她收起中年守寡的惊痛,让她的孩子看不出阴影和痛苦,这是一个母亲挚爱和保护孩子的苦心。
她欠过身来,成为欢笑着的静姝的背景。躲在玩得正高兴的静姝背后,她正在享受贴着水面而来的风,它带着足够的水汽,十分宜人。虽然没有笑容,但她的脸是柔和的,甚至可以说是放松了的,让人想起一块坚硬的冰在阳光下软成了水。她会在此刻想起那支儿童歌曲来吗?对戴西来说,这歌真的太轻柔了,但也有着它不能质疑的美。
她到底是一个曾用煤火上的铁丝架烤过上司,并享受了它的主人。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家,她不知道会有什么等着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更不知道会让她做什么。一起去的人,全是劳改的对象。她们住在原来的鸭棚里。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我们的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我问别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我像村里的人一样,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我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后来,戴西这样回忆。在这里,戴西度过了第一次异常艰苦的日子,她挖了好几个鱼塘。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不久,戴西接到通知,要求她马上回上海,公安局要找她。于是她搭船回家。在回家前,她接受了难友的忠告,先悄悄通知了波丽,让她知道自己的去向,不至于会失踪。当她离开青浦那肮脏的凹地时,做好了被捕的准备。
戴西回上海坐的也是一条木头船,也是绿色的河水,也有阳光。只是南方的阳光照不透绿色稠重的河水,那些浮满着绿色植物的河床里,据说有着致命的寄生虫。
她坐在行李上,行李下面就是煤渣,小木船缓缓地穿过绿色的田野,周围充满了绿色,还有黄色的硕大的丝瓜花,紫色的紫云英,白色的野菊花,粉红色的喇叭花。她看见一个农家的小女孩,在河边上跳着走路,她把花采下来,戴在自己头上。
在航行结束以后,她就从穿着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的判决书,已经在监狱中去世的吴毓骧被判为现行反革命,他把自己在香港存有的外汇与在上海做生意的外国人兑换人民币,属于非法套汇;他在与外国商人的讨价还价中,允诺要是对方多买,就考虑给对方优惠,是损害了国家利益;他在家中私藏枪支,是图谋不轨。于是戴西必须为丈夫的罪行还清六万四千美金和十三万元人民币。等着戴西的,是抄家和彻底的清卖,她父亲给她的三个钻石戒指,被估价三百元人民币,包括家用的亚麻床单和请客用的瓷器,也被一一估价,然后运走。在所有家产充公了以后,戴西被告知,她还必须代替丈夫向国家偿还十四万元人民币,她并没有被捕,而是成了一个夫债妻还的负债者。
那次在寂静河道上绿色的航行,让戴西一直记得。直到她去世前不久,她还提到那条再也找不到了的小河,她记得它是那么绿,那么静,那么好。还有那个穿着破衣服,头上插满了野花的小姑娘,她那么幸福。
1998年秋天,9月24日的下午,离戴西去世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候,我带着玫瑰去看她。在此以前,我与戴西在电话里约了许多次,她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并深感疲劳,他说:〃我只要做一点点事,就要上床休息,我简直是把自己扔到床上去的。〃
那时,从前的茶房松林已经来到戴西家照顾她,静姝两个星期前离开时,对戴西的身体很不放心,于是松林放下嫁女儿的家事来了,静姝这才离开。戴西有一天想要吃小馄饨,于是,她让松林到外面的街市上去买一客小馄饨来,可松林说外面的肉馅太脏了,不可以吃。要是真的想吃,就自己买肉回来做。戴西叹了一句:〃我早就不是从前的少奶了啊。〃可松林还是坚持要自己做干净的。等松林做好了干净的小馄沌,戴西已经没有胃口吃了。
她看到了鲜花,抱怨我为什么又带鲜花去,那太贵了。
我说不贵,秋天的花不算贵,秋天的玫瑰带着一种将要逝去的美。我把花放到她的手里,她的手很凉。
她抱了抱它们,笑了:〃它们真的是太漂亮了。〃
她虚弱得拿不动花瓶,于是她第一次要求我为她做事:在花瓶里装一些清水。水装来以后,她把花束放了进去,整理好它们的枝叶,轻轻地用手背抚了一下正在盛开的白色玫瑰,说:〃我总是喜欢花的,一辈子都喜欢。〃
我真的庆幸自己那天带了花去看戴西,于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了她被细小的美丽的事物牵起的笑容。此刻,我想起从前在华沙旧城的一个教堂门口买的戒指,那是一朵用银子做成的玫瑰花,盛开着。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它的开放,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让它凋零。
1964 五十六岁 沸腾的大锅
Those dark personal feelings mingled with criticism burst out like these wage breaking out while the drainage is suddenly busted。 It might spout very high; as if it were eruptive fountain。
在朋友间流传的戴西落难的故事里,她的苦难好像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或者是我们习惯地这样想,在我自己的印象里,1966年以前全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那些好日子,直到1966年的夏天,才像水龙头一样被关上了,像一个魔法时刻。等到此刻,我在戴西临终前,在中正的帮助下整理她的年表时,才发现事实远不是这样。
事实是,五十年代是一口在柴火上被烧着的大铁锅,锅里的水早已被慢慢加热,从温凉变得烫手,只是大多数人浑然不觉。直到1966年的沸腾,变得不可收拾了,才让人大吃一惊。
在戴西身上开始的,要早得多,人们对他人的仇视和虐待在戴西的经历里,早已开始热身,到〃四清〃运动开始时,已接近疯狂。
按说,在1963,年五十五岁的戴西,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当地从农场被调回办公室,把她放在打字员的位置上,她以为这就是退休的前兆了。可是事情并不这样,过了不久,她又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
她开始是希望退休的,这样可以离开每日对戴西来说已经身心交瘁的〃上班〃。可当党支部书记告诉她马上去业余大学报到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只有服从这一条路可以走。于是她去了业余大学。
她一定也想过怠工的,所以她强调了自己从来没教过书的事实。于是她先被安排到李老师的班上去听课,向李老师学习教学方法。然后,戴西想要好好地教书,于是她小心地吸取了李老师的优点,又加上了自己的长处,还运用了早年学习的心理学知识。这样的教学法很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可是戴西马上就发现李老师对她的痛恨,特别是他班上的学生开始越班来听她的课以后,她意识到,那是一个老师对另一个同科老师的嫉妒。可没有在意。
〃四清〃运动开始时,首先因为戴西大夫的问题,她成了靶子。从北京来的〃四清〃工作组来到业余大学以后,第一个就选中了戴西。他们刚开始一点不了解戴西,于是,工作组利用了戴西丈夫的判决书。他们认定戴西是吴毓骧后面的指使人,男人死了,戴西却因此得到解脱。
不久,我意识到他们深感兴奋的是,他们想要我交代我自己的罪。每个下午,我们系里的两个老师,其中一个是党员,一个还不是,就会把我叫到一间小房间里去,连着几小时对我严加盘问,就像拿我做BBQ 的烤肉。他们告诉我一定要好好交代一切,然后,到傍晚时,我就得把我说的都一一写下来,第二天带着去上班。他们总是要我承认那些我从来没做过的事,要是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说我抗拒交代。这样的情形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有一天我不得不去看医生了。医生认为我已经精神过劳,他很同情我,于是给了我一些药。我吃了他的药,发现自己在下午审讯的时候居然也昏昏欲睡。而后,我再也得不到那些镇静剂了!在晚上时,老师们开会讨论怎么使运动进行下去,我不能去开会,因为很可能他们要讨论到怎么对付我,我被送到小房间里关着,等会议结束以后,我才能回家。有一天,我在小房间里等到很晚,一直没人来通知我回家,原来他们都早开完会回家了,只是忘记我还在小房间里等着!
我晚上回家,就用我的打字机把交代打出来,准备明天上班的时候去交。有时候我真的想反抗,我不想再写了,但是中正总是说:妈咪,你还是要写的,去写完吧。于是我就咬紧牙,写啊写。中正总是帮助我的,就像从前我劳动打石头的时候,他来帮我把我搬不动的大石头先砸碎。
由于有了戴西这块靶子,〃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在业余大学展开,全校都停了课,每天各系老师们都要在一起开长会,每个老师都要发言批判戴西的罪行,哪怕是从来不认识戴西的老师,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说些什么。要是不说,就会被认为是和戴西一伙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找出话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对那个时代的人用通常的德行尺度来衡量,那让人感觉残酷。因为在压力下,绝大多数人都力图自保,然后才能想到尽量不伤害别人。那些老师,绝大多数也是这样软弱的人。然而,对这样的软弱,今天人们表现出来的谅解,其实深深地污染了后人的心灵,也污染了德行的尺度。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只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清白这样做,还有的人,是出于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和对自己平时无法伸张的私心的满足,而攻击戴西。那个曾被戴西抢去学生的英文老师,他每次都发言,每次都能把一件件小事演绎成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大事,惊心动魄而且栩栩如生,将批判会推向吸引人的高潮。一个人对他人的妒忌心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将对手推进无法还手的失败境地,使其再没有机会与自己抗衡。
于是我们知道了,一些在批判会上慷慨激昂的脸后面的私心,也许可以化为群众的革命运动中的极大动力。
那些阴暗的私人感情夹杂在批判中迸发出来,像在管道里默默流淌的污水,在限制它的管道突然爆裂时,会喷得很高,简直就像一眼喷泉。
一次,学校召开了百人大会,那是一个为了谴责我的罪行而开的大会。我坐在大家的面前,人们在我面前站起来发言。他们谴责我的那些事是那么充满了想象力,以至于我开始想要听他们说的了。
有一个人说的事甚至让我觉得想要笑出来。一个女老师说,从前我到永安公司买东西的时候,我总是直接就上五楼的办公室去,那些售货小姐会把我想要买的东西带上来,那些东西都被放在一个个托盘里,她们端着托盘依次走过我的面前,我靠在皮沙发上,一只手拿香烟,一只手端一杯茶,要是我看中什么,就点一点,她们就把那东西留下来。而我从来就不付钱。
我想我这是在听阿拉伯故事了,这哪里是在我的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可在那时,有多少这样的事发生。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这时我明白过来,人的妒忌心有时因为是同行,有时是因为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在一个人不可能是郭家漂亮的小姐,但他对那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心存向往,常常在不肯启齿的向往和异想天开的想象里,会夹着嫉妒的怨愤。常常心头这些难言之隐导致了激烈的虐待,它们利用了一场堂而皇之的政治运动,而所有的一切,其实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像被虐待的人那样拥有。
有时,貌似纯洁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非常脏的个人背景。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要夹起尾巴做人,尽量不要得罪任何人。那些教导过我的人,常常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苦的人,现在回想他们长相不同的脸,我发现他们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种非常谦恭的表情。但要是仔细看他们,会发现他们那恭顺的神情,全是百宝箱的盖子。此刻我渐渐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懂得了对别人任何不经意的冒犯,包括自己天分上的长处,都会在某种时刻成为杀身之祸。他们所跋涉的世事,常常是崇高与卑鄙泥沙惧下的。
而戴西经受这一切的时候,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两年时间。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戴西又开始了她清洗女厕所的工作。在许多共产党女干部的回忆录里,她们也写到了自己被迫清洗厕所的往事,带着被侮辱的愤怒。戴西非常理解这种愤怒,她以为,清洗厕所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们将你与厕所联系在一起,与臭的、脏的联系在一起,井强迫你去做,这才是对人的侮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戴西一度离开资本家的连队,与靠边的女干部们一起劳动。她还是必须每天把盛满粪水的木头马桶,从女宿舍里端出去倒掉,并清洗干净。虽然大家都不是得意的人,女干部的地位与戴西还是有微妙的不同。那时戴西已经独自端不动沉重的马桶了。于是,每天有一个女干部帮她一起把马桶抬到粪坑边上,别的事,由戴西一个人完成。许多女干部也曾是〃四清〃工作组的一员,只是那时,她们是迫使别人情洗厕所的人。
我不知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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