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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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耐心地说着。
　　　　“可是他们推翻了一个朝代，建立起一个新的朝代还不是一样统治别人，最后也忘记了老百姓。搞来搞去，还是少数人占便宜得利，大多数人吃亏。”高敬亭又提出新的问题。
　　　　“但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在推动历史发展，社会就要前进一步。而今天的共产党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领导穷人革命，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消灭阶级，铲除压迫和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让大家人人平等。这是跟过去任何朝代都不同的。”梅光荣耐心地说，高敬亭认真地听，不时地点头。接着梅光荣又说：“要推翻统治阶级，就要担风险，甚至要牺牲生命，用少数人的牺牲，换来更多人的幸福。因此，要革命首先就应不怕死，怕死就不要革命。对不对？”他俩像从前上学时一样争论不休，不知不觉地到了深夜，高敬亭留梅光荣在家里休息。
　　　　不几天，梅光荣又领着高敬亭到方进贤家里去拜访。方进贤对他们热情地接待，并介绍了箭场河地区农友在吴焕先的带领下掀起了农民运动，人们都叫吴焕先“七相公”。
　　　　高敬亭回到董家店后，立即打着防匪保家的旗号，办起了“红枪会”，二三十名青年农民都来参加。他率领红枪会学员每天夜晚练枪习武，还让妻子给会员们做夜饭吃。会员们越学越带劲。
　　　　1927年贝回月，南昌、秋收起义之后，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著名的“黄麻起义”，一举打下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工农民主政府。高敬亭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起义，但他第一次看到了农民革命的胜利，农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排山倒海，风雪激荡。
　　　　12月5日，黄安城得而复失，重被国民党政府军占领。起义的农民被迫撤至黄安北方，后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转战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这时，梅光荣、傅梅臣等共产党员已经在董家店地区开展起秘密的革命活动，高敬亭的家就成了他们写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的联络点。
　　　　一天，麻城县乘马区的民团，在一个姓范的团总唆使下突然闯进董家店，先去捕捉傅梅臣扑了空，后来又同新集的民团勾结闯入高敬亭家里。他们在高家搜到一些“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传单，就以高家私通共产党为名进行残害。当时高敬事出外卖猪肉没被他们抓住，他们便将高敬亭的父亲抓走了，带到了泅店。董家店的父老兄弟闻讯后，立即推选代表去商谈保释。而范团总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将高敬亭父亲带到乘马岗河滩上活活打死。
　　　　高敬亭回家看到房子被烧毁，妻子王氏也被反动分子杀害，不满一周岁的儿子下落不明。伯父、伯母们也都逃难去了。他又听说父亲惨遭毒手，反动民团扬言还要挖他家的祖坟。二十一岁的他眼望一堆废墟，仰天长啸，嚎啕大哭。悲伤过后，他愤然从破屋基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杀猪刀，在磨刀石上擦了又擦，拭拭刀锋，舞动两下，满怀仇恨和怒火，带领十几名叔伯兄弟和“红枪会”队员走上“逼上梁山”之路。
　　　　柴山保之夜是个难忘之夜。胆大心细的高敬亭把张国焘安排在山头上的土地庙里，特务队布置在唯一的山道上，虽然只有一夜却万无一失。四月的深山，乍暖还寒，高敬亭给张国焘搞来一只火盆，放在屋子中间，首长喜欢晚上加班，他又找来坐凳，底下烧着温火，可以烤着屁股，这是山里的“特产”，那时候给首长享受一下，也是最好不过了。
　　　　张国焘看跑前忙后的高敬亭，眼睛有些潮涩。“敬亭同志，你也该歇着了。”
　　　　“呵呵，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人都是这样子。”
　　　　“我看以后不管干部大小都不可以吃鸡。”张国焘还想着今天他吃上了一只鸡，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今天是例外，我也是借花献佛。那只鸡是乡妇联主席自家养的。”
　　　　“那位主席叫什么名字呀。”
　　　　“她叫张宗杏。”
　　　　“张宗杏，一只红杏出墙来，好同志哟。”
　　　　张国焘也不是没有一点人情味。高敬亭、张宗杏后来都成为苏维埃政府不可多得的高级干部。当然他俩也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并不全是张国焘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说这一对夫妇的死与张国焘有关的话，那就太冤枉好人了。
　　　　“敬亭同志哟，我在想，山里的群众生活这么苦，以后苏维埃政府和党政机关是否提倡每天喝两顿稀饭，与群众同甘共苦，你看如何？”
　　　　“可以，可以。”
　　　　“敬亭同志，你说说，吴光浩他们是怎样找到柴山保的，这块地方真不错。”
　　　　“首长，说起来话长了。”
　　　　“不妨，不妨，你说，你说。”
　　　　高敬亭被大首长这种诲之不倦的精气神所感染，就势蹲在火盆旁，张国焘眯缝着细眼，两人各点起一根烟卷。
　　　　1928年4月，鄂豫边形势起了变化。盘踞在黄麻起义地区的敌十二军教导师，与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该师奉命撤回河南，鄂豫边界暂时成为军阀割据的空隙地带。这时，戴克敏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一个大队，趁机从木兰山转回到老区，于4月7日歼灭了紫云区上戴家“清乡团”，缴枪二十余支。坛树岗团匪也闻风逃窜。接着，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全部返回黄安北乡，吴光浩和曹学楷也回来了。就地坚持斗争的吴焕先等同志，立即领导农民群众配合工农革命军，向土豪劣绅和“清乡团”发起了新的进攻，革命斗争烈火很快又燃烧起来。群众兴奋地把这一胜利称之为“二次暴动”，到处都唱起了新歌：游击转回还，黄陂到黄安。先打“清乡团”，一心要“共产”！谁敢来抵抗，叫他狗命完；急得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
　　　　5月间，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同志就近在坛树岗以西的清水塘举行会议，决定在柴山保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以黄安。麻城、光山边界的摩云山、羚羊山、光宇山为活动中心，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找到了一个“边”（鄂豫边）、几座“山”（摩云。羚羊、光宇山），试图立足生存、发展壮大、开创新的斗争局面。至此，黄麻地区的一支弱小的农民革命队伍，便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对于后来创建鄂豫皖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不动声色，慢慢地吐出一个烟圈，突然说出一个“好！”字来，把蹲在火盆旁的高敬亭骇得站起身来。张国焘想，柴山保，这一新的开端，乃是中国革命转入武装斗争时期的共同特点，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她不逊于“朱毛”的井冈山！
　　　　柴山保之夜，给予张国焘一种启示。他也在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中共“六大”以后，由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创的红色割据和武装革命的斗争形式，日益受到共产国际的赞许，朱德和毛泽东这两个没有参加“六大”的红军领袖，倒成了“六大”以后中共党内的真正传奇式的英雄。在瞿秋白的城市起义和李立三的“全国总暴动”失败之后，朱德、毛泽东以武装割据发展苏区壮大红军，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似乎正被共产国际肯定为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于王明一伙“新进”，张国焘内心是瞧不起而又厌恶的。但这伙人现在掌了中共大权，又受到共产国际庇护，他不与之“妥协”，就在党内站不住脚。然而张国焘写篇文章吹捧“陈绍禹同志”可以，要他一直受王明指挥，成为后者的“前驱”，却为自己一向“特立独行”的心性无法接受。张国焘还明白，即使共产国际让他回了国，他身上仍然背着“老右倾”的政治包袱。随着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建立，中央机关也准备移往江西中央苏区，与王明等人在一起，他的前途看上去根本不会“光明”。前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就不同了。在那里他是第一把手，不仅鄂豫皖苏区，而且整个长江以北半个中国的党组织都归他领导（虽然后来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但当初中央却是这样规定的）在这里，他才有可能相对不受束缚地“大展宏图。”
　　　　1931年4月，中国共产党事业看上去并非很有胜利的希望，和张国焘同时期入党的人们有的躲进了沙龙、书斋，有的投靠了看上去更有希望的蒋介石，张国焘虽连遭挫折，仍没有退党，仅此一点就说明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依旧是一个情绪激烈的革命者。张国焘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在做一个革命者的同时他还深信自己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却又缺少必备的深邃的哲学和历史眼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维与实践能力。张国焘出于做一个独当一面的中共领袖，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要角”（他的话）的欲望，如愿以偿地成了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也就同时把他的梦想和人格缺陷一起带进了这块土地。因为来了张国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就不可避免地给大别山带来悲剧。
　　　　1931年4月张国焘走进鄂豫皖苏区时，他对自己在党内的处境的认识可能是十分清醒的：他并不是一个深受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成的中央信任的人，而是一个贴着“老右倾”标签、受到深刻怀疑的人；在苏联党内越来越残酷的斗争风气影响下，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风也日趋狂烈，今天王明等人能将他扶上马，明天也就可以将他拉下马。王明背靠的是共产国际，他背靠的是王明等人掌权的中央。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就必须“忠实地”执行“四中全会路线”，这一点既是他肩负重任进入鄂豫皖的前提，也是他重新获得的权力的基础。张国焘明白，从他进入鄂豫皖苏区的第一天起，就有许多双眼睛在望着他，他越是“左”，越能洗刷“的右”嫌疑。这是另外一场战争，他个人的战争，他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才能真正受到莫斯科的器重，在中国革命的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张国焘就这样来了，带着他的历史包袱、信仰与思考、热情与梦想、他的才能和人格缺陷。张国焘是带着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四中全会路线来的，是带着宁“左”勿右的心态来的，是带着比所有原苏区领袖都要丰富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来的，因此，以曾中生为代表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于鄂豫皖苏区的大好局面的结束就是必然的了。大别山红色根据地的历史，便与张国焘的历史纠缠在一起，突然变得曲折复杂起来。
　　　　柴山保之夜呵，是个不眠之夜！
　　　　　　　　　　　　　　　　　　　　　　　　　南下之争与“皖西事件”
　　　　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初期，给人印象还不至于那么坏。他是中共党内众所周知的“大人物”，却待人温和，文质彬彬。他很清廉，和机关一块喝稀粥，老婆杨子烈不在身边，也不想另娶，而且终生就只一位。他不像那些红军将领都有一匹骏马；他却固定一副“抬子”，出门时有时坐坐抬子。他大概不会骑马吧，谁也不敢说，可能有人在心里想。当地那些土生土长的干部很快就捕捉到一个事实，这位“大人物”很会发现问题。久战过后，苏区内村村寨寨一片断墙残垣，田地荒芜，生产凋零，粮食十分紧缺，只要红军数日不打仗，军队就没饭吃，老百姓也跟着饿肚皮。张国焘由鄂豫边苏区南部，一路向北走，一路对各地苏维埃的头头说：这样不行啊，地还是要种的，不然会闹大饥荒。现在插秧已经晚了，种点南瓜之类的菜蔬怎么样？总能充饥。言语虽不多，却很受务实的基层干部拥护。至少在鄂豫边苏区，因为张国焘的到来，普遍种起了南瓜。党政机关也纳紧裤腰带，一天喝两顿稀饭。
　　　　1931年5月12日，经过多日筹备，鄂豫皖特委会议在新集召开，史称第一次“新集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中央分局委员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等十一名正式委员和十五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任书记；改组鄂豫皖特区军委，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七人为委员，张国焘任主席；对红四军作了调整，旷继勋为军长，曾中生任政委。曾在莫斯科反对过王明等人的原四军政委余笃三改任红十一师政委，军参谋长徐向前调任新组建的红十三师师长，在双桥镇负伤致残的蔡申熙任军委下属的彭杨军政干校校长；成立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陈昌浩任书记，受共青团中央直接领导。由于会议的内容此前大家已经知悉，会场上的气氛是平静的，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权就在这种平静的气氛中完成了交接。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皖苏区的推行和张国焘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从6月28日到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就不同了，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在会议上高举“四中全会路线”的大旗，猛烈指责以曾中生为首的原鄂豫皖特委在三中全会后“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特区各级苏维埃“包藏许多富农分子、地主豪绅”，“一切建设工作，无从谈起”；指责红四军“无所谓红军的领导”，“遭受严重的失败”。结论是“四中全会的决议，虽然到了苏区”，“整个路线上的转变依然不能看见”。会议号召苏区党和红军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将苏区各项工作纳入“四中全会路线”的轨道。会议进而决定对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进行全面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造”。会后不久，全区八个中心县委的书记被换掉了七个，除曾中生外，徐朋人、舒传贤、陈定侯等苏区初创时期的功臣，分别受到批判，其中徐朋人被开除党籍。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具体成果，中央分局决定在原有的十一名委员中组成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等七人的常委会，实际上剥夺了另外四名委员曾中生、旷继勋、蔡申熙、舒传贤参与决策的权利。至此，老谋深算的张国焘真正完成了对原苏区领导班子的“组织改造”，并让自己坐到了审判者的席位上。
　　　　这次扩大会议的另一结果是鄂豫皖苏区党、红军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于“四中全会路线”的“完全接受”。四中全会决议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盲目认为蒋介石的统治正在“加速崩溃”，“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死斗争已经列上议事日程”，红军应采取“坚决进攻策略”。这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比它走得更远，它将军事战略与“路线问题”搅和在一起，声称“如果认为目前只应反攻而不应进攻去扩大苏区，那就是畏缩退却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党和革命的最大危险。”从此，这种不顾敌我力量对比，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的策略，不仅成了鄂豫皖红军的作战指导原则，甚至还成了苏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其次，会议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粗暴地否定了鄂豫皖苏区过去的土改政策和成果，认为它“保护了富农”，决定重新划分土地，“贫雇农分好田，中农田不动，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由于“左”倾气氛浓烈，在以后的执行中，又规定“凡是当年有余粮的就是富农”，从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