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看美国2--总统是靠不住的-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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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联邦检察官所说的，“知道联邦雇员可以在免于政治压力之下工作，这对美国大众很重要。让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公仆是在为人民而不是在为政党工作，这也很重要。”　因此，只要是在联邦政府的建筑物内为政党募捐，都是属于违法行为。　
　　除了“联邦竞选委员会”之外，新闻界也是重要的监督力量。今年大选的“政治捐款门”，就是从美国的新闻界开始披露，逐步掀开重重帷幕，最终引发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会的大规模调查的。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在美国，凡是有关政治捐款的来龙去脉，只要一展开调查，一般总是能够查出眉目来。因为在政治捐款中是不可能出现现金往来的。　
　　同时，还有一些社会监督团体在那里盯着。　
　　那么，这次大选，到底在捐款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呢？先是新闻界揭露，说是民主党接受的一些亚裔捐款，实际上是来自国外的某个商业集团。以此为线索，大选以后国会和司法部门都开始调查，问题越牵越复杂。　
　　我们先回到“收买总统”的话题。一些社会监督团体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工作，以防美国总统被什么人“买走”。这个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向全民宣传公开捐款的状况。这些资料在美国是公众都可以查询的，可是，一般的人不会有兴趣去查。因此，这些社会监督团体，就会搜集整理分析这些捐款材料之后，再向民众进行宣传。这些材料里，除了捐款大户的名单，所捐金额之外，还会告诉民众哪些捐款大户在它所支持的政纲执政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撰文说，在美国有一个酿酒公司，在1992年想把历史遗留下来的他们公司酒瓶标贴上的一句“大量制造”的话，改成法语发音的“查尔马氏香槟制造法”，以完成从当年的“大众酒”，向高档酒迈进的过程。于是他们开始给共和党的杜尔捐款，并使得杜尔说服美国的烟酒火器管理局，作了一些对酿酒公司有利的妥协。最后获准该为“瓶装前再次发酵”。　
　　又例如有一个名叫“社会廉政中心”的社会团体，就在今年这个大选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做“购买总统”的报告。警告民众“大亨们”正在用钱收买美国总统。书中有大量的捐款资料和分析。例如，排出了捐款给克林顿竞选的前五名“大金主”。名列第一的最大捐款者，是纽约投资银行的一个公司，该银行的高级职员们总共已经向克林顿捐了近十一万美元。排列第二名的是纽约州教师联盟，捐款为约十万二千美元。再排下去的三名，捐款额就都分别在五万美元左右。　
　　看了这样的警告性的报告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实际上整个美国社会对于这一类的行为还是相当大的限制，整个社会民众手里的选票也是与大企业利益集团平衡的一个重要力量。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头一号“大金主”，相对整个竞选所需要的经费来说，他所捐的数额实际上占的比例也还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很难说，总统候选人当选之后，就一定能够给出多少利益进行回报。而在美国的竞选捐款透明度和新闻制度下，捐款的状况无法瞒人，而挂了号的“大金主”又始终是众矢之的。总统想回报也会很有顾忌，必须做到“师出有名”。否则，又如何向手里捏着选票的美国民众交代。就象杜尔为烟草公司讲好话，只要略有勉强，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在美国，由于共和党反对政府干预大企业的施政纲领，因而一向是大企业的主要捐款对象，相对来讲民主党要困难得多。当时选票是在平民手里，除了共和党的施政纲领同时也能够吸引普通民众，否则，民主党的克林顿照样上台，有钱的大企业也还是干瞪眼。　
　　从德克萨斯州被推选出来的参议员格兰姆，长期来竞选顺利，能够留在参议员的位置上。从1979年以来，美国的全国长枪协会十七年来一共捐了四十四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以帮助他竞选。这些捐款都是公开的。在格兰姆担任参议员的这些年里，他发起，支持或是投票同意的枪支法案，有十八项之多。他反对枪支管理的态度也是公开的。　
　　如果这一切就简单的理解为，格兰姆其人拿到这些捐款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替这个利益集团说话，这肯定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之所以格兰姆能够这样做，并且依然能够连连当选，在根子上还在于大多数的德克萨斯州的民众是支持放松枪支管理的。所以，这些民众根本不在乎这些政治捐款的来源。对于他们来说，这等于是长枪协会在替大家出钱，支持一个代表他们声音的人进入国会。相反，如果德克萨斯州的民众是坚决主张禁枪的，他们面对一个公开接受长枪协会捐款并且公开反对禁枪的议员，早就在选举中请他下台了。　
　　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联邦竞选委员会”和不断在进行修正的“联邦竞选法”，正是因为有了政治捐款的来源公开，新闻监督和类似“社会廉政中心”这样的民间组织，更重要的是全民直选总统这样的制度，才使得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活动，在涉及金额如此之大的活动经费的时候，还能够基本维持正常状态，而没有触发普遍的民怨。　
　　因此，虽然共和党候选人杜尔，在共和党接受烟草公司大量捐款之后，曾经十分勉强地为香烟辩护。但是，在遇到民众的普遍反感之后，终于在竞选后期，承认“抽烟也是有害的”。企图挽回民众的影响，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平衡力量和制约，如果一切都成为私下操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总统被什么利益集团悄悄“买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看到，如克林顿竞选时的捐款大户，他们的捐款金额与所需要的资金相比，还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政治捐款的来源必须是非常多的。这也就是这些党派会在全国范围广发征集捐款的信件的缘故。就连我这样与任何政治活动都没有关系的新移民，都会莫名其妙在信箱里找到一封征集捐款信。　
　　于是，这些政党就出现了一些专职募款人。这些人完全可能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可是他们自有办法为政党和竞选活动募来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政治捐款。这些自己一毛不拔的募款人，可以因为他们的募款能力，换取一些连出钱捐款的人，都根本得不到的利益。克林顿的“政治捐款门”的问题，一开始就是出在几个华裔政治募款人那里。　
　　亚裔在美国人数比例很低，也一向没有作大量社会捐款的习惯。但是，在今年克林顿竞选的时候，在民主党内却出现了几个亚裔的政治募款明星。为此，华人在这里的报纸还一度作了正面报道，非常欢欣鼓舞于亚裔开始“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也许正是这几个人的突出表现，似乎超出了亚裔一般的捐款习惯和水平，才引起了一些疑问，使得一些新闻记者进行深入调查，并且终于引发了一个“政治捐款门”的事件。　
　　这样的大案件，调查程序将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是，从已经暴露出来的部分看，确实有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事情一出来，在美国的亚裔几乎是一片声援的声音，又一次开始提起与种族偏见有关的话题。但是，随着新闻界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亚裔也很少再表示声援，因为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些人。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在美国政坛为亚裔争得一席之地，然而，似乎他们最先争得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些商业和政治的利益。更何况，他们的募款过程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确实大有可商榷之处。　
　　例如，一名在克林顿故乡的中餐馆华裔老板，由于克林顿去吃过几次饭故而相识。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他就竭力利用这样一个关系。当克林顿无力支付“白水案”的法律诉讼费用而成立了一个“白水案法律辩护基金会”，向社会上的支持者募集捐款的时候，他分两次向这个基金会送了近六十四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钱被收下的话，它相当于这个基金会成立两年至今总共募得款项的三分之一。　
　　但是按照规定，所有的捐款人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明确说明自己的身份，每年不得捐款超过一千美元。这样，这六十四万美元就必须至少来自六百四十个美国公民。但是，这位募款人送来的支票和汇票虽然出自不同的姓名，但是，开票的笔迹却是一个人的。结果被该基金会退回。　
　　而另一位在这次大选中为民主党竞选募得五百多万美元的亚裔募款人，又和一些国外的商业公司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所募来的捐款，有很多说不出明确的来源，或者来源可疑。当正式展开调查之后，民主党募款委员会开始一批批几十万，上百万美元地退款。这些退回的款项大多数都来自那几名亚裔的“募款明星”。象这样十分明显地违法募款，一般来说募款人应该是非常顾忌的。　
　　因为涉及数量如此之大的违法募款和捐款，在刑事判决中如果被确定有罪，将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次涉及的几名亚裔，之所以会这样做，与他们的文化背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们对于总统的接近，使他们本能地在感觉上模糊了事情的严重性。然而在美国，总统和权威在法律面前都不能成为什么人的保护伞。我们已经从克林顿遇到的种种麻烦中看到，如果总统被法律找上门来，他连自己都护不住。　
　　这个政治捐款风波，到底会到什么程度，直至今年选举日的这一天还很难说。因为这个事件出来得很晚，事情刚刚一露头，选举已经要开始了。所以对今年的大选，影响也不是很大。　
　　这次大选，越是接近选举日，形势越是清楚。尽管在募款能力上，民主党远远逊于共和党，但是，在选民的支持上，情况却恰恰相反。在1996年的竞选中，共和党所募到的捐给政党的政治捐款超过民主党上亿美元。共和党拥有的捐款大户也要比民主党的多几乎一倍。可是，这并不能保证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因此而进入白宫。美国大选的主角毕竟不是少数的有钱人，而是普通民众。　
　　共和党竞选人杜尔到了最后，提出的口号都是非常讨好选民的。比如，大幅度的减税承诺，但是，民众依然无动于衷。自从经历了里根时代，美国人吸取了不少教训。他们对于政府冗员浪费极为反感，当然人人都希望减税。然而，他们也知道，突如其来的大幅度减税，可能就是政府赤字大幅上升的前兆。最终还是要大家承担后果。在美国，有一个小党，他们的党纲一直是根本不交税，但是支持者寥寥。　
　　越到后期，杜尔越使人有一种气急败坏的感觉。一开始，双方基本上还是以正面竞选为主，尽量宣传自己的理念，而不是攻击对方。但是在后来，杜尔这一方负面竞选的比重越来越大。宣称要对克林顿“不客气”。可是，对于克林顿的攻击依然没有奏效。并不是美国民众相信克林顿，而是他们相信这个制度。既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定论，他们依然把克林顿交给这个制度去继续调查。因此，他们还是每个人根据两个政党的政纲所表现出来的理念，以及能够带给他们的利益去作正常的选择。　
　　为了竞选，杜尔辞去了参议员的职位。他已经七十二岁，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决定，离开原来的国会职务全力投入一场总统竞选，当然有过相当大的期望。在竞选的最后关头，杜尔似乎真的是乱了章法，他先是暗中要求除了两大党之外的第三党退出竞选，以便集中选票。结果遭到公开拒绝。然后，他开始指责新闻媒体，认为是“自由派”的新闻记者帮了“自由派”的克林顿的忙。他大声呼吁，“美国属于美国人民，不属于纽约时报”。他无论如何想不通，人民何以有可能选择毛病百出的克林顿，却背弃他而去。因此，他甚至开始指责美国人民是“盲目”地支持克林顿。苦口婆心地疾呼，要人民　“醒醒吧，醒醒吧”。可是，民意依然自有民意的逻辑。在美国，这是最基本的认识，是人民在那里选公仆，你只能根据民意反省和调整你自己，使自己适合选民的需要，而不是相反。　
　　在竞选的最后96个小时，杜尔整整四天四夜不休不眠地连续奔走于东西南北作最后的努力。最后，他过度疲劳，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只能由他的妻子代为演讲拉票。他最后对选民说的话是，“我也许不能再发出声音，但是我将信守我的诺言”。在私下他终于对自己的助手承认，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在公众面前，直至最后一秒钟，他依然保持一个必胜的乐观姿态。这个时候，我真是对72岁的杜尔充满同情。　
　　共和党实际上也早就承认了在总统竞选中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开始把方向转向保住国会的多数议席。这个时候，对于民众的最有效劝告，就是提醒他们“平衡和制约”的原则，共和党开始在电视中打广告，呼吁民众千万不能在克林顿连任的时候，再让他有一个以民主党为多数的国会。同时，在民意测验中，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表示，他们确实会在国会选举中考虑到这一点。　
　　事实上，如我们以前已经提到过的，美国的政党是一种理念的集合，在组织上是极为松散的。所以在这里，没有什么党纪处分，更没有什么人被开除党籍的，因为进来也没有任何手续。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受法律约束。所以，即使是一个政党的人，也只是相信一个基本理念，还是可以有很大的差异。在每个议员候选人在各个州竞选的时候，也完全不必与他们所属的党步调完全一致。　
　　因此，在今年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共和党候选人也是根据各个州，以及各个选区的不同情况，宣扬不同的主张。在今年议员选举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共和党国会议员竞选人，宣称他们和杜尔以及人心尽失的众议院共和党议长金格里奇并不一样，甚至有人干脆宣称他们的主张如克林顿那样，比较稳健。　
　　在大选的那天，克林顿回到自己的家乡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投票。他和家人留在那里等候选举结果。在那里，整个晚上一直在举行音乐晚会。虽然选举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是一片喜气洋洋了。而杜尔在家乡投完票之后，回到华盛顿。他知道，今天晚上他还有最后一件事情必须完成，就是在克林顿当选之后，向他表示祝贺。　
　　大选终于揭晓了。没有什么意外。克林顿总统顺利地得以连任。在这一刻，杜尔表现得相当有风度。他说，“在选举中失败是会感到痛苦的，然而，我应该继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继续打漂亮仗”。在向克林顿表示祝贺以后，他再一次宣布，“我在竞选时一再说过，总统是我的对手，不是我的敌人，我祝福他诸事顺利。”他还针对自己辞去参议员而一心投入选举的决策，自嘲地说，“在我走下台阶的时候，我就在想，明天将是我这辈子第一天无事可做。”顿时引起大家一阵哄堂大笑。就在这一阵笑声中，我觉得杜尔一下子放松了。不再是政治旋涡中那个咄咄逼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恢复了一个普通老人的轻松心情。这个时候起，杜尔变得可爱得多了。　
　　这次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也如大家预料中一样，相当的低。尤其是选情如此明确，大家在大选之前已经觉得大局已定，多自己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