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看美国2--总统是靠不住的-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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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被撤职的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所属司法部指控两项盗用公款，而被转到法院时，不论当时的白宫是否真有陷害他的动机，不论他们推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当他们把一切送交法院，组成大陪审团之后，根据美国宪法，他们和被告戴尔就不再是“官兵捉强盗”的关系了。美国宪法保护被告的条款，使得他们从走进法院的大门开始，他们就处在同样平等的地位了。司法部的检察官当然可以向大陪审团呈交他们的证据，被告戴尔也同样由律师向大陪审团提供证实自己无罪的证据。在法官主持的公平听证之后，一切只待大陪审团做出判决。　
　　在美国，象这样由政府发难的案子，都会受到大陪审团格外认真的审核。不论这些陪审员来自何方，鉴于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他们都深切理解，个人在政府机构的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之所以美国人民需要他们今天出现在这里，首先就是为了防范个人权利被政府侵犯。　
　　在这场令人注目的官司里，民众和白宫都焦急地等待大陪审团的宣判。我们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中已经介绍过，起诉之前的大陪审团听证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在听证期间就没有什么消息透露出来。在漫长的听证结束之后，大陪审团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核议，就宣布，检方提供的证据不足，免予对被告提出起诉。这样，司法部收罗证据辛辛苦苦把戴尔送上法庭，大陪审团一挥手就把他给放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我坐在图书馆里看完有关“水门事件”的资料，掩上书卷之后的万般感慨。　
　　我想，对于“水门事件”，我最能理解的大概就是象李迪这样极端右倾的狂热分子了。这样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行为，看上去十分符合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我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象前任司法部长米切尔和尼克松等等这样一群上层人物了。因为这样一些明确的违法行为，似乎不符合这样一个阶层的行为逻辑。　
　　可是后来，我还是想通了。在那里，终有一个欲望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权力是诱人的。权力会诱使一些人逾规使用权力，也诱使他们以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在一个扩展权力欲望的上层集团面前，却时时站着一群象征美国人民的普通陪审员。　
　　你一定还记得，在“水门事件”法官西里卡受到阻力最困难的时候，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能够给予他支持的，就是象征人民的大陪审团了。　
　　当我在那天看完所有的“水门事件”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的明亮的大厅几乎没有什么人，窗外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一丛丛紫罗兰色和白色交融的花朵，浅灰色的大玻璃幕墙柔和了阳光，时间和空间仿佛静止下来，化为一幅朦朦胧胧的风景画。可是，当我终于从“水门事件”中走出来，骤然回到一个夏日静谧的时候，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曾经隐隐中感觉到这些资料中好象缺少了什么？就在我掩卷抬起头的一刻，我终于醒悟到，我一直在盼望的，是能够从这些书中看到介绍陪审员的资料，可是居然没有，我无法从任何一份材料中，找到我想知道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什么也没有。甚至那些陪审员的姓名都不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突然明白，也许，这就是陪审员制度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们是在履行一份美国公民的公民义务。他们是最普通意义上的美国人。不论在哪一个年代，美国都有许许多多普通人，来到这样一个陪审团席位，毫无表情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履行完他们的职责，他们又默默地回家去，继续他们平常的生活。不论是他们一个个的个体，还是他们的历史总和，都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力量，两百年来持续有效地阻遏了有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美国史。他们维护着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他们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在书本中你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陪审员。　
　　我想，前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么，在他被白宫以刑事案被告的身份送进法院的一刻，他不会轻易就认输放弃。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他不必认为既然自己是被如此强大一个对手告进法院，那就一定必败无疑。事实又一次被证明，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的大陪审团是独立的。站到大街上，这些陪审员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不堪一击，然而，站在法庭上，他们甚至能够阻挡总统和白宫。这就是一个机制的作用。　
　　这样的一种设计，最终还是来自一个简单的“收银机”原理，那就是，总统是可以靠不住的，但是，制度是必须靠得住的。　
　　与此同时，克林顿的白宫又开始了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与国会调查的周旋。其中包括援引行政特权，拒绝向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交出调查所需要的有关文件。　
　　行政特权也是权力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行政分支被分割出来之后，就必须维护它处理行政事物的独立性，保证它的正常工作不受其它分支的干扰。不仅行政分支是这样，其它分支也是如此，它们的分割和独立是“平衡和制约”原则的基础。所以，尽管其它两个分支对行政分支有监督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随意调阅白宫系统的文件。所以，凡是白宫在国会调查中不想拿出来的文件，白宫律师出的第一招肯定就是“援引行政特权。　
　　但是，自从“水门事件”之后，这块挡箭牌一般也就是暂时抵挡一阵，拖延一些时间，很难真正地起到“挡箭”的作用。因为，关于国会对白宫调查中，凡是有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方法，都已经在“水门事件”中轮番操练过几回了。　
　　那么，“旅行门事件”影响今年的大选吗？当然是有影响的。　
　　因为，就在今年大选最火爆的日子里，国会对“旅行门”调查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并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白宫在“藐视国会罪”的威胁之下，还是交出了对白宫十分不利的两千份打字文件和手写笔记。这些文件是有关白宫旅行办公室人员解雇时，以及白宫顾问弗斯特自杀时的处理经过。这些文件还同时向新闻界公开，记者们兴冲冲地挤在白宫的旧行政大楼，在一堆大杂烩一样的文件里觅宝。　
　　在这批文件被公开之后，国会不仅宣称他们发现了白宫阻扰调查的证据，还宣称它们发现了关于第一夫人希莱利插手“旅行门事件”的有力证据。而这一点，以前一直仅仅是外界的传闻。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总统夫人按照惯例相当于总统的私人秘书，这个秘书不拿工资，重要的是，她并没有行政职位。所以，如果她不当地卷入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免，当然这可以说白宫的权力被滥用了。“旅行门事件”之后，换上去的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之中，有一个还是总统家的近亲，更让人觉得“形迹可疑”。　
　　此时，克林顿在一次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意外地碰了一个钉子。当他兴冲冲地走进白宫玫瑰园，想在选战犹酣的时刻，借着经济成长的好消息展示一下政绩的时候，一名电视大台的记者，突然问他是否会“信守诺言”，支持国会一项法案，补偿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法律费用。　
　　我想，这名记者一定是搞错了。克林顿是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只是外界一直传闻克林顿会支持这项法案。一般情况下，克林顿会只做一个纠正的澄清，因为，为了自己的形象，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在公众面前对记者发火。　
　　可是，这一次，一瓢冷水不仅浇灭了他的好心情，也终于浇灭了他的耐心。他在电视录像机前拉下了脸，发了脾气。当即，各家电视台的头条新闻都是克林顿在发怒的镜头。尽管克林顿事后为此道歉，并且解释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是过度疲劳了。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克林顿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解雇了七个小职员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国会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照常举行了有关“旅行门”的听证会。有关国会听证会的形式，你也一定已经在“水门事件”中熟悉了。这一次，前白宫旅行办公室被解雇的七名雇员，全部被传到听证会。这真是今年大选之际，克林顿最不想见到的场面之一：这些衣冠楚楚，当了几乎一辈子白宫雇员的公务员，在向全国人民转播的听证会上，以身材高大的戴尔为首，齐刷刷地举起手来，宣誓说，他们下面讲的都是真话。接下来，他们似乎终于　
　　到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大吐苦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甚至说，他坚信“行政分支一直不肯放过我”。　
　　国会对“旅行门”的调查还没有了结，国税局的稽核还没结束，克林顿的律师也一再质疑大陪审团对戴尔的无罪判定。所以应该说虽然戴尔被宣告无罪了，但是，这个事件还没有最后定论。但是，克林顿在记者会上的那番怒火，使我第一次真正怀疑他明白自己是错的。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恼羞成怒”的感觉。个人的感觉当然是不可靠的，可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写一下自己的感觉，就是想告诉你，这就是民众判断的方式之一。所以，这也就是对大选的影响之一。　
　　不管怎么说，前旅行办公室雇员在听证会上宣誓的照片，马上被登上了各家报纸的第一版。大选之际，还有什么比这更刹风景的呢？　
　　可是，克林顿更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在后头，一个“旅行门”居然还捎带又拖出一个　“档案门”来，而且好象麻烦更大的样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旅行门”的过程中，又发现白宫在开除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几个月后，向联邦调查局调阅戴尔的机密背景档案。随着这条线索拖下去，发现白宫安全室在此期间，超越白宫权利，从联邦调查局调阅了四百零八份前共和党政府官员的档案，其中十七份在事情爆发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归还。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的材料，也被白宫调阅。这个消息一见报，马上引起一阵哗然。　
　　这个调阅档案事件，一出来就立即被称作了“档案门”了。因为，这太叫人联想起　“水门事件”了。人们当然首先要问，白宫调这些档案去，是为了什么用途呢？原来负责调查“旅行门”的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克林格，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和其它的共和党人马上宣称，白宫调阅这些档案的行动，如果往最好的方面想，可以说是克林顿行政分支行事不当和愚蠢的最新实例。要是往坏的方面想，这就是一种企图找寻共和党政敌不光荣资料的阴谋行为。　
　　既然调阅这些档案是越权的违法行为，那么，如果它真的是以竞选为目的的对共和党的“侦探”行为，那么，它和橇门溜锁，私闯对手党办公室的“水门事件”，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如果当年尼克松手下的一班人，能够通过联邦调查局就轻松搞到他们所要的资料，他们何至于还要采取风险那么大，结果那么狼狈的“水门行动”呢？　
　　难怪“档案门”一出来，共和党人的反应如此强烈。当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翻船，给共和党带来了历史性的奇耻大辱。现在民主党克林顿的白宫居然棋高一着，直接就利用联邦调查局违法获取对手党资料，这也太忘乎所以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马上在公开场合，把这一事件比作是尼克松在七十年代搜集“政敌名单”的邪恶行为。　
　　事情一出，大家马上就看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两相情愿”才做得成的。当年尼克松之所以搞出自己的一套“管子工”之类的“白宫调查机构”，就是因为联邦调查局基本不配合白宫的违章运作，被逼无奈的结果。所以，与其说这是白宫方面出了问题，还不如说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都有了什么问题。　
　　作为白宫方面，克林顿马上作出道歉，并表示他作为总统愿意负全部责任，但是他负的是什么责任呢？白宫表示，这是“无心的行政疏失”，总统愿意“为管理不当而负责”。后来，白宫进一步宣布，从现在开始，审查背景必须经过被调查者的同意。　
　　而联邦调查局的反应几乎可以说是“以攻为守”。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佛利，不仅很快摊出了白宫“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违规调阅档案的数量，日期及一些细节，并且还指责白宫“过度侵犯隐私权”。局长佛利在声明中还表示，是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优先提供档案给白宫。但是这个制度的前提是白宫的“诚实和荣誉感”，他认为，“不幸的是，联邦调查局和他本人都成了受害者。”对于联邦调查局未能有效看管档案，以防“疏忽或有意的滥用”，局长佛利当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将采取广泛的改革，以免重蹈覆辙。他信誓旦旦：“我向美国人民保证，在我监督之下，此事不会再发生。”　
　　在“水门事件”里，我们已经提到过，联邦调查局是所谓的“联邦独立机构”虽然说，按照线索去牵的话，它还是白宫下级的下级，它在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但是，并不是司法部或者是行政分支的最高层白宫，想要设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就可以自己宣布设立的。　
　　这一类的“联邦独立机构”在权力构架上都是比较特殊的。它们的“出生证”都是由国会签发的。在他们“出生”的时候，都由国会给它们制定了章程，这些章程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同样，也只有国会，才有权签发它们的“死亡证书”，宣布解散它们。因此，它们的命脉是掌握在国会手中的。　
　　当然，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库，本来就是一个信息中心，是供各个机构必要的时候查询的。但是，不论是哪一个机构，哪怕是白宫也好，都无权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调阅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更不用说这样大规模地调阅对手党成员的档案了。　
　　其原因就是，在美国，众所周知，行政分支的大忌就是白宫和联邦调查局走得太近，因为这是美国人和国会最担心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一旦产生，在他们看来，美国成为一个危险的“警察国家”就只是事件早晚的问题了。所以，作为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如果要想在他的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他的要决并不是迎合他在行政线索上的上级，如司法部或是白宫，而是他必须严格遵守国会给它立下的章程，保持和白宫的适当距离。　
　　这样，你就很容易理解联邦调查局局长在“档案门”出来时的表态了。他所作的努力，就是在试图在大家和国会面前，显示他和白宫这种距离。　
　　对于“档案门”发生的原因，白宫的说法显然是一个临时抵挡的招数。事情已经出了，不出来表态肯定不行，不管别人信不信，总得先出来挡一把。我想，克林顿的白宫肯定知道这样的表态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就算是“行政的无意疏失”，为什么，偏偏调阅错了的都是共和党人的档案，而且数量又那么多。至少，共和党就绝对不会满足于克林顿和白宫这样的解释和道歉。　
　　“档案门”甚至都不用花费国会的额外时间，去讨论和通过是否需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和举行听证会。因为，“档案门”是在“旅行门”的调查中捎带出来的。原来的国会众议院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