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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美国2--总统是靠不住的-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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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然可以这样想，那个“交出录音带”的要求本来就是检察官提出的，现在，检察官应该带着他的“球”一起滚出局去了。白宫自然也不必再去上诉，然后胆战心惊地等候最高法院作什么判决了。他们现在可以在固执的考克斯缺席的情况下，和法庭或者考克斯的后任，谈谈新的条件了。
可是愤怒的法官西里卡并不因此屈服。他满怀震惊地眼看着他当裁判的那个球场，居然被告一方活生生地把检察官一方一脚踢出了球场。他也在电视里看到独立检察官考克斯的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封闭的情况，从法官的法律常识来说，这简直就像一场经常在南美国家上演的政变。
就在这时，法官西里卡收到了来自白宫法律顾问的一份书面陈述，说是白宫打算提供由第三者整理的录音提要。这个架式活象是被告给法庭的一份通知，通知法官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盛怒的法官西里卡立即起草了一个命令，要总统出示理由，讲情楚为什么总统这样做就不算藐视法庭。同时他通知白宫律师，他认为总统是在违抗法庭命令，如若星期二还不交出录音带，他将找总统算帐。他打算如果录音带交不出来，他将判尼克松总统每天罚款两万五千至五万美元。
同时，法官西里卡把两个联邦大陪审团同时召到法庭。这两个大陪审团，一个是为 “水门事件”闯入案而建立的，另一个是由前一个案子的案情发展后，导致新的立案而建立的。前者的案子虽然已经起诉，但是，由于最近一系列的发展，仍然需要这个大陪审团存在，并对新发展的案情是否需要调查和起诉作决定。
在法庭上，神情严峻的法官西里卡，向陪审员们重读了他们曾经作过的誓言。他要求他们明白，任何人都不能玩法律于掌股之间。他强调，大陪审团依然存在，依然工作。他对陪审员们说，你们没有被解散，你们也不会被解散，除非本庭在法律的授权之下解散你们。他庄重地宣布，“法律自会处理目前的形势”。
国会一开会，弹劾的动议就无可避免地开始了。
弹劾在美国是怎样的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呢？这是一种属于政府的立法分支范围的特殊刑事诉讼程序。你也许要问，刑事诉讼这类的事情不是属于司法分支的吗？怎么会跑到立法分支的国会去了呢？是的，在刑事诉讼中，弹劾是唯一的例外。它的起诉对象只限于政府官员。也就是说，即使司法分支的机制失了灵，被某位政府权势官员控制或者破坏了，他也休想因此逃避法网，在国会还有一个“法庭”在那里等着他呢。
由于弹劾只针对政府官员，所以，它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很明显，它只是一个制约权力的机制。这个制约机制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法里也有。弹劾的做法源于英国，这曾是当年英国的议会除去国王宠臣的有效手段。当年的英国，弹劾案一旦成立，被弹劾者不仅可以被判处罚金，甚至还可以判入监狱，甚至判处死刑。这种英国式的弹劾，是英国国会长年累月与王室冲突的历史产物。随着这一冲突的缓解和消失，弹劾在英国的使用就日渐衰落。从1806年起，英国就不再使用弹劾诉讼。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的弹劾，与英国有极大的不同。美国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由民主程序产生政府各个分支的国家。因此，它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历史重负和社会转型的严重政治冲突。美国人借用弹劾这个程序，只是用它以防万一，只是相当于在制约政府权力的“收银机”上，再加上一重保险机制。因此，美国的弹劾也没有必要呈现杀气很重的面貌。在美国，如果一个弹劾诉讼成立，也就是判定被弹劾对象撤职，没有更重的处罚。因此，美国的弹劾更少“法庭”的味道，而更多一些权力制约的意思。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很少发生弹劾案。也许，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官员产生方式的缘故，使得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和民众很少发生无法解决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收银机”设计比较完善，也就很少发生非得动用这个“保险机制”不可的时候。因此，在美国的历史上，虽然宪法规定对政府官员有弹劾程序，但是事实上极少使用。在尼克松总统之前，历届美国总统中，被国会提出弹劾动议的，只有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一人，他在最后一刻还是以一票之差被宣告无罪。因此，对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弹劾动议，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二次对总统的弹劾程序的启动。
弹劾的动议一开始，就如大家预料的一样，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和党人也并不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在美国的国会里，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国会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表态，或是投票表决的时候，他们很忌讳“党性”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议员们不会仅仅根据自己的党派归属，就作出表什么态，投什么票的决定。因为美国的普通民众，是非常鄙视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党性”的。他们要求他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论他是哪一个党派的，他们在国会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应该是人民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的立场。否则，他们要这样的议员干什么呢？
当然，在一些本来就和党派观点密切相连的问题上，国会的投票结果会和各党派所占的席位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民众也是理解的。他们在选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已经充分了解了他的观点。但是，在一些与党派观点无关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国会议员的立场时时表现出他的“党性”，这个议员将很快被他的选民所抛弃。
眼前的这个尼克松总统弹劾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会仅仅因为尼克松是共和党的推出来的总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出来反对弹劾。因为这个弹劾案所涉及的观点是，你是否认为总统可以高于法律。这是一个涉及美国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不是象是否支持堕胎，如何进行福利改革等等这样涉及党派观点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实际上“党性”很强，他也会望尼克松而却步。
在众议院的弹劾程序开始以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共和党人站出来支持尼克松，到最后，由后来被替补为副总统的福特，代表众议院中的共和党员表示，他们同意此事授权给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按程序处理。也就是说，只要尼克松不交出录音带，他们也不会支持尼克松。
就在这同一天，已经被解职的前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在司法部的大厅里，面对电视记者召开了一个告别会。当然，尼克松们一心指望理查德森乖乖地离开，不要再多嘴多舌。可是，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和从来就无权无势的平民，新闻媒体，这是社会保留给他们的唯一的讲坛。这个讲坛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
理查德森没有多说什么，一切似乎还算平静。只是在最后，他对着电视机前的民众说，如果他是考克斯，他也会这样做。他希望还会出现另一个尽职的特别检察官。当他被记者问到尼克松是不是应该被弹劾的问题，他回答说，这应该是由美国人民来考虑的问题。作为前司法部长，他强调说，“我没有理由认为总统就可以违抗法庭的命令。”
司法部指定的检察官和所调查的对象白宫高阶层官员发生矛盾的话，白宫是上级，检察官是下级，水门一案所暴露出来的这一漏洞，引出了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此法案规定司法部长在发现行政部门高官有违法行为时，可以要求由联邦法庭来指定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从事调查起诉。这个法案保护了特别检察官的独立性，因为他或她不是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任命，而是联邦法庭任命。司法部长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撤除这一任命，这一保留给司法部长的权限以显示起诉权限的原本归属是行政分支。这一法案使得行政分支高层的犯罪容易被起诉。不过这些已经是水门一案的后话了。
尼克松已经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必须再一次考虑何去何从。
法官西里卡规定的期限到了。星期二下午，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法官西里卡照例坐在上面，面对着法庭的较量双方。在法官对面，一侧坐着白宫的律师们，另一侧，独立检察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的十一名助手全部到场，坐在检方的位置上。
法官西里卡宣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肯定了地方法官西里卡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的命令。然后，他转向白宫的律师，问道：“总统的律师是否打算现在就代表总统答复法庭的命令？”
这位律师走到话筒前，回答说“法官陛下，我没有打算作出一个答复，不过，我被授权声明，美国总统将完全执行上诉法院8月29日的命令。”全场静得只能听到人们的喘息声。法官西里卡威严地阻止了那些想悄悄溜出去发表头条新闻的记者。然后，他几乎是不相信地问道，“你将服从我的决定？”律师又一次回答说，“不折不扣，全部执行。”
迫于美国人民的压力，尼克松总统终于承认了不可阻挡的大势。他作为美国政府权力三大分支之一的最高长官，按照美国宪法制约与平衡的原则，承认了司法分支的监督权。他不仅同意了让刑事司法系统取得有关他的证据，同时，面对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压力，不得不又任命了一个新的特别检察官。
这名新任检察官叫加沃斯基，他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也曾经是纽伦堡法庭审判纳粹时的军事检察官。他是一名民主党人，却一向对尼克松十分友好。因此，看上去，尼克松似乎是在这个位置上除去考克斯之后，安排了一个对他更为有利的人选。但是，尼克松应该很快发现，他所遇到的麻烦，几乎与“人选”问题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尼克松所遇到的麻烦似乎是随同独立检察官这个职位而来的。作为一个独立检察官，身负重托站在全美国民众目光的焦点下，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几乎都会本能地忠于职责，不循私情，也不会愿意接受来自被调查方的干扰。如果尼克松早一些对独立检察官的这种“职业禀性”有所了解，他也不必在检察官的问题上触犯众怒了。换一个人选，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加沃斯基上任之后，大家很快看到，他所表现的独立性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差。同时，他还继续任用了考克斯留下的全班人马。
原来考克斯的这一套班子，也曾担心这个新上司和白宫的关系太近。但是他们很快看到，他是一个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尽管黑格再三向加沃斯基暗示，要他以“国家利益” 为重，要“爱国”。然而，这个新任独立检察官一边和黑格周旋，一边从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同时，在吸取了他的前任考克斯的教训之后，国会对加沃斯基进行了职位保护。此后，如果没有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党派的一致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开除这个独立检察官了。
然而，事情并不因为尼克松同意交出九盘录音带就结束了。首先是，尼克松的律师在回答法官，他们将“不折不扣，全部执行”法庭命令之后，交出的录音带本身就是有折扣的。一方面是有两盘录音带不知去向，另一方面，交出的录音带中，有一盘被擦去了十八分钟。为此，法庭展开了冗长的听证调查。白宫的有关工作人员都被传到法庭作证。这些被传来的证人中，官阶最高的就是当时的白宫幕僚长黑格了。
对于那已经消失的两盘录音带，各个证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有的说可能是录音带用完之后没有及时换新带造成的，也有的说，有时一些高层官员借去听，没有很健全的记录制度，所以也可能是被谁借走了没有归还。总之，这两盘录音带再也没有被带上法庭。
至于那消失的十八分钟，是一名白宫女秘书在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擦去的。她跟随尼克松做了几十年的秘书。她原来以为，她擦去的那一段不在交到法庭的那些带子里头，因此，在法庭上态度十分傲慢。当检察官问她，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录音事故时，她答道，“用我的头脑。这是我唯一可以用的东西。”，“我认为我还没有愚蠢到要人家一遍又一遍教我怎样倒带，怎样放音。”
可是，当她再一次被叫到法庭上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被她擦去的录音带已经在法官手里，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她最后不得不自己请了一个律师。而且，这位秘书是所有的证人中，唯一要求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自己的。你一定还记得，在去年给你的信中，我详细介绍过这一条。就是说，根据“第五条”，法庭不能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所以，在法庭上，如果一个人遇到必须回答对自己不利的问题时，就可以引用“第五条”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这位秘书说，她是在无意中造成了录音事故，“不小心”擦去了一段。她最终也没有被起诉。但是，这十八分钟消失的录音和那两盘不知去向的录音带一起，成了永久的秘密。人们至今无法消除心中深深的疑惑。
不管怎么说，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法庭手里总算有了一部分录音带。即使是这几盘不全的录音带，都使检察官在按下放音开关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毕竟，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起诉者，猜测总统有可能涉及犯罪和听到证人指证总统犯罪，是一回事，因为这都是有可能不是真实的。但是，现在亲耳听到总统的犯罪罪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检察官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宁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要死死保住那几盘录音带。前白宫顾问迪恩在国会的证词，现在都被录音带的出现所证实了。他们不仅听到尼克松在录音中与亲信谈到要搞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对于将来法庭上的宣誓作证，尼克松居然就赤裸裸地对海尔德曼说，“你就一口咬定，我不记得了，我回忆不起来，我没法想起来。就只回答我想不起来了。”
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听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脸涨得通红说，“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合众国的总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居然在教他的手下人如何做伪证！”听完录音之后，作为一个以前曾经在长时期里支持过尼克松的法律工作者，加沃斯基最后沉痛地说，我以前也料到，此案将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我也料到会面临许多困难的决定，但是我想，这些都还不至于要动摇总统。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总统深陷于这个案子，已经无法自拔了。”
已经是接近1973年年底的时候了，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特地带着总统的一盘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里，尼克松谈到要筹集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他约见了黑格将军。也许，他想让这个并不知道全部内情，却显得十分自以为是的白宫幕僚长清醒过来。但是，黑格还是坚持认为尼克松是清白的。加沃斯基面对执迷不悟的黑格，只能请他代为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他再一次对他说，你错了。“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也许真的因为是蒙在鼓里，表现得糊涂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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