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评论文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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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如下几项主要内容：
　　　　　　

　1。　缩小军队编制和在战争时期急速膨胀的行政机构；

　　　　　　　　2。　将工、矿大企业、银行及对外贸易控制在国家手中；　

　　　　　　　　3。　工业发展面向农业的需要，促使工、农业间建立有机关系。工业生产力必须与劳动人民的消费水平同时提高；

　　　　　　　　4。　组织国家力量，首先推动能源、运输、电气化；

　　　　　　　　5。　吸收外国资本组织合营公司，并租借一些工、矿企业和森林给外国资本经营，从而取得部分利润、生产知识和设备；

　　　　　　　　6。　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集制；

　　　　　　　　7。　允许国内贸易自由，并允许工、农小企业的私有权；

　　　　　　　　8。　组织国家力量，通过经济手段与国内的资本主义进行竞赛，并逐步通过竞赛提高国家干部的知识和能力，把资本主义带上社会主义轨道；

　　　　　　　　9。　为避免资本家、商人和富农对小农的欺骗和盘剥，以及为了建立工、农阶级联盟的物质桥梁，国家支持农民组织商业合作社。　农民可透过合作社摆脱商人而直接同国家企业进行买卖活动，待商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并在机械化、电气化完成、农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之后，再将商业合作社（一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的道路上（列宁全集三十三，422…430页）。
　　　　　　

　新经济政策在获得实施的七年中，不仅使国民经济得到复苏，人民生活也趋于安定。　虽然它于1929年即遭废止，以致于它的长期可行性没有受到实践的考验，但在理论上，它的具体内容毕竟较符合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可惜的是，这个曾经以巨大代价所取得的经验，于1929年即为武断的政治斗争所断送和歪曲，这就使得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国家必须为它缴付更多的学费。
　　　　　　

　斯大林在1925年进行经济理论争执时，曾依仗布哈林的声望和理论知识，向主张高速工业化、从农民身上榨取“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极左派展开论战（斯大林全集十一，15页；对比斯大林全集六，109…121页）。而当极左派被打倒之后，斯大林却抬出极左派的理论向布哈林进攻。　
　　　　　　　　斯大林在1929年向所谓的“右派”进攻时，回避了他自己于1925年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例如，反对干涉农民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反对组织生产合作社），片面地引用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关于小生产问题所发表的一些激烈言论。除此之外，还歪曲列宁对建立商业合作社的主张，将性质截然不同的生产合作社与其等同起来（斯大林全集十二，143页）。　
　　　　　　　　最后，甚至就乾脆宣布新经济政策“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加以废止”（同上，151页）。
　　　　　　

　E。　农业生产合作化是否需要具备物质条件？
　　　　　　

　就物质条件的问题，斯大林于1929年强调，苏联当时已具备了农业机械化的工业基础，依靠这基础，农业生产合作化所需要的农业机械于二、三年内便可得到供应（同上，59页）
　　　　　　

　事实上，即使到了1932年，国家工业仅为国营农场（　4；446个）及集体农庄（211；700个）　提供了148；000　台拖拉机。以当时的农场、农庄平均播种面积为434公顷计算，国家只提供了　
　　　　　　　　0。7台拖拉机。　这数字说明了斯大林的主张纯为夸大和虚构（Richard。　Lorenz；　Sozialgeschichte　der　Sowjetunion　
　　　　　　　　1917…1945；　p。151）。本来，有关“物质条件”的讨论到此就应结束，但由于毛泽东曾于1955年主张“集体化可以创造机械化的物质条件”，此外，这主张至今还继续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共鸣，这个问题就仍有必要提出来做比较具体的讨论。
　　　　　　

　如前所述，俄国传统的农业公社是极端贫穷所造成的结果。　农民在缺少畜牲和工具的情况下，无法凭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劳动力进行耕作，在这情况下就必须集合许许多多的原始劳动力来进行简单协作，譬如说，集合六、七个劳动力进行耕犁的活动。　
　　　　　　　　而当个别农民或农户拥有足够耕畜和由金属制造的生产工具来加强其劳动生产力时，个人或个别家庭的劳动收获或者相当于从原始集体劳动中所分配到的收获量，或者甚至超过由原始集体劳动所分配得的收获量。这时，在简单协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始公社便失去存在的需要，小农经济也就随之而产生。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有资本主义时代的机械化生产才能彻底改变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机械的专门化和分工促进了劳动力的专业化、合作与分工，并使得人们能够有计划地支配、利用自然界。　
　　　　　　　　而当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根本还不存在时，无论用何种形式组织农民合作生产，其成效是极其有限的，否则的话，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就由原始公社完成了。　
　　　　　　　　马克思曾用嘲笑的口吻说：“现在它们（俄国农业公社）连种两、三俄亩土地还缺乏各种必要的农具，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十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马恩全集十九，438页）。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曾根据不同程度的生产力出现过三种农业劳动形式：一是类似俄国农业公社及中国井田制度的原始劳动组合；二是铁器劳动工具广为应用之后的私有小农经济；三是资本主义时代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所应进行的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　
　　　　　　　　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劳动组合的形式，而是生产力的水平及劳动人民根据其利益所做的选择。
　　　　　　

　列宁于1921年总结了苏俄的几年建设经验后，一再向其国人提醒，只有在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全国电气化、工业能够向农业提供足够的机械化生产资料之后，才算是具备了农业集体生产的条件。
　　　　　　

　1921年　4月14日列宁对高加索共和国说，高加索共和国，同俄罗斯比较起来，更加是农民的国家，因此应该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更加有步骤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高加索共和国不要抄袭苏俄的策略，应善于实行不同的策略（列宁全集三十二，305…307页）。不难想象，类似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不加思索地去模仿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已堪称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而如果在1958年时，还要在组织规模更大、所有制层次更高的人民公社方面，同赫鲁晓夫进行竞赛，就更是让人不敢想象，这场竞赛会给人民造成如何不幸的后果了。
　　　　　　

　除此之外，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在类似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广大、各地物质、文化条件悬殊的国家里，执行任何单一的、由上而下的农业政策，其后果更是灾难性的。　
　　　　　　　　因此，无论是赞助农民组织简单的、原始的劳动协作，或是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或是更高一级的机械化生产合作社，都必须考虑到各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和愿望。　
　　　　　　　　一个单一政策的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永远不可能使社会整体得到稳健的发展。
　　　　　　

　F。　农民应向工人缴付“贡税”吗？
　　　　　　

　农民应向工人缴付“贡税”，是斯大林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所提出的理论根据之一。　虽然就绝大多数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政策实践结果看来，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效果并不理想，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资金不能从农业生产中得到积累，因此不得不采取低消费政策。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多数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重工轻农的政策，及这些国家每当处于经济不景气时对农民提出的刻薄要求，便能发现，直到今天视农民为二等国民，并向其要求提供？“贡税”的思想仍然是极其普遍的。
　　　　　　

　就农民缴付“贡税”的理论依据方面，斯大林当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找不到共同点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一再强调小生产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时长久以来，农民就受到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社会之存在也长久靠小生产的劳动果实来维持，因此社会有义务在“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他们（马恩全集十九，438，441页）。
　　　　　　

　斯大林回避了所有列宁关于巩固工农联盟、工农平等互助、互通有无及协助小生产的论述后，幸运地找到列宁关于“贡税”的论述。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多次谈到苏俄的工人阶级应向帝国主义透过贸易缴纳贡税，以便取得技术和设备；工人阶级应向资产阶级专家透过高薪聘请缴纳贡税，以便争取到他们的协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于是斯大林便说：“我们是工人阶级政党，既然对工人阶级可以说应缴纳“贡税”，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斯大林全集十二，49）。当然，依照这种逻辑，所有人、所有阶级就都具备了缴付“贡税”的资格，并且，一定会导致“一般性低消费”的结果。
　　　　　　

　实际的情况正是如此，一方面仓促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社会提供大量物质援助，一方面社会又要求农业合作社提供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每当这工业与农业间的矛盾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显得不可调合的时候，遭牺牲的自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毫无代表权、发言权的农民。　
　　　　　　　　农民的利益和积极性一旦受损，农业生产停顿不前，“贡税”自然也就无从募集。　采取低消费手段固然可筹得部分资金，但要求劳动人民放弃消费，为生产而生产，似乎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宗旨既有所抵触，同时又不能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达到持久的经济成长。　
　　　　　　
　　　　　　

　G。　使私有小生产集体化便能消灭官僚主义吗？
　　　　　　

　这个中国特有的观点曾一度流行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派抬出这观点的目的，不只是要维护其农业政策，甚至还拿它来影射中共领导阶层里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者”。　
　　　　　　　　按照这种观点，只要私有小生产在社会上存在一天，就会给官僚主义提供滋长的土壤。　因此只要贯彻集体化政策，官僚主义便可消除；或者，只要官僚主义被排除，资本主义就失去了政治靠山。　
　　　　　　　　就此，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谈论官僚主义的。
　　　　　　

　马克思及恩格斯谈及欧洲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时说，官僚主义的存在是为了统治互相孤立、文化低落和不能代表自己的小资产者和农民。　维护人民群众的愚昧和落后也就是维护官僚主义自身的存在。　
　　　　　　　　因此在资本家兴起的时代，封建官僚主义很快地就变成了资产阶级难以忍受的束缚，因此，资产阶级不得不摧毁这个“目空一切，吹毛求疵”的官僚机构的势力（马恩全集四，61…62页）。　
　　　　　　　　而资本主义时代所需要的官僚政治是保护商品的等价交换和流通，及商业契约的执行。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还有义务协调各个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一个“人为的阶层”。
　　　　　　

　从这里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官僚主义问题虽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但阶级社会的每一阶段（无论是奴隶、封建或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不同的官僚主义表现形式和存在目的。　
　　　　　　　　列宁在1920年之后也曾强调苏俄的官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他认为，苏俄的官僚主义的根源来自封建社会里小生产的分散性、散慢性、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普遍存在、工农间缺乏流转、联系和协作。　
　　　　　　　　列宁还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包围状态”使工、农流转堵塞，因而产生了更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　因此列宁呼吁共产党不要试图去包办一切、垄断一切，试图去设计一个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经济计划，等于是“官僚主义的空想”（列宁选集四，526…527页；列宁全集三十五，473页）。　
　　　　　　　　列宁还建议恢复贸易自由，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治疗官僚主义和对付小生产。　列宁以上的论述说明了苏俄的官僚主义问题，既来自文化、经济的落后，又来自错误政策的实施。换言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可能是“封建遗毒”，也可能是国家领导人不根据科学、胡乱行事所造成的恶果。
　　　　　　

　不言而喻，毛泽东派对官僚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列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推行和加强不只是脱离了物质条件，也使得商品、劳动力、文化更加难于流通，同时为了巩固这种原始的劳动组合，更加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因而给这一错误的纠正带来更大的阻力。
　　　　　　

　H。　结论
　　　　　　

　就对待小生产的政策而言，无论是经典理论家或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人员都认识到小生产的局限性，因此，将小生产最终引导上合作生产的道路，也是为所有人所赞同的。

　　　　　　　　小生产问题至今迟迟不得解决，原因主要来自许多人没有考虑到，将小生产引导向合作生产之前，必须具备某些客观条件（诸如：先进的农业机械、水利灌溉、交通等）和主观条件（农民的意愿、经预先培训的、足够的科技人员，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方案等）。　
　　　　　　　　在这些条件没有具备之前，列宁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是一个值得参考的选择。
　　　　　　
　　　　　　

　长期以来，新经济政策不受重视，除了受斯大林意识形态干扰外，似乎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客观地看，工人与农人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譬如说，工人希望得到更廉价的农产品；而农民则希望取得更多物美价廉的工业品。　
　　　　　　　　当工农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同时农民在国家机关里又缺少代表自己的利益的力量时，农民便往往成为牺牲者。　一个站在领导地位的工人政党如何持平地协调工、农两大阶级间的矛盾，在实践中显然不是一件易事。　
　　　　　　　　尤其是当工人阶级本身还处于文化低落、经验缺乏且需要由易于变质的职业革命家来代理政务的情况之下，就更显得列宁式的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和执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2。　许多人往往忽略小生产在社会上所发挥的正面作用。　大工业生产方式不过是近两百年来的“新生事物”，在此之前，几千年的小生产早已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即使在今天，我们只要观察发达工业国家里的小生产的灵活性和顽强性，以及在一些完全无效率的政府统治下的国家里，数以千万计的小生产者仅凭着个人的智慧和勤劳，为社会解决了大部分的就业问题和提供了大部分的生活资料。　
　　　　　　　　因此，除非某一个社会的某一种经济环节已强大到可以取代小生产的服务的地步，任何违背小生产意愿的合作化措施都是多余和有害的；
　　　　　　

　3。　无论是出于建国时保卫祖国的需要，或是由于一个长期错误政策的影响，多数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因长期得不到工业的反哺，并受到一些不合理的价格政策（如偏低的农产品价格，和偏高的工业品价格）的危害，而处于日益贫困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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