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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宽的马车 作者:孙惠芬-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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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我的生活有了边界，我在想一个具体的女人。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我丢了魂儿似的，没精打采吊儿郎当。为了排解对一个女人的思念，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赶车上镇也不赶车上河套了，而是到黑牡丹的父亲老程头那里打发时光。
老程头，比我的母亲大两岁，七十七了。村里人都知道，在他三十岁那年，他的女人扔下他们的女儿黑牡丹，跟一个盐贩子跑了。他一个人带着黑牡丹过，终生未娶。不是我想从同病相连的命运中寻找尉籍，而是他空落落的家更适合我在那躺着坐着看书看电视。我觉得，我更像是他的儿子，他从来不急不躁，不会因为别人的改变而心动，他的女儿黑牡丹开小店挣了钱，进城时一定要带他走，他却坚决不走。他一个人摆弄着院子里的菜园和院外的地，余下的时间，就是放蚕养蚕。在他家门前，有一棵又粗又大的桑树，一到春天，桑树返绿，就把蚕卵放到树叶上，到蚕作了茧，再把它们收回来，年年如此。因为他年岁已高，又没人给他洗洗浆浆，他的屋子像个狗窝，充满了蚕茧的臊味和汗泥混淆的臭味。一年中，除了我，没有人愿意到他家里坐，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味道都比母亲的叹息好受，要是大姐之类还要偶尔回家唠叼，这臊味臭味就是心里最想要的了，至少，它让你觉得还有一些属于光棍的空间。
老程头很少跟我讲他的女人，据说她是他从大东港海边领回来的，她是一个戏班子里的旦角，父母被小日本打死后，她流落街头，被一个掌鞋的收养。她怎么就变成了他的老婆他从来不说，村里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母亲倒是讲过那女人的故事，说她一天要上河套洗三遍衣服，无论冬夏，头上都戴一朵花，冬天里没有野花，就用棉花染上鸡血戴在头上，让全村男人都不得安生。但她正派，从来不跟村里的男人说话，她打扮，不过是上台唱戏打扮惯了。可是有一天下来一个挑担子的盐贩子，用盐换各家的大米，那盐贩子走的第二天，这女人就不见了。一九五七年的一天，居然有人抬着棺材把那女人送了回来。那个盐贩子，曾经是她的恋人、老师，他扮一个盐贩子把她从乡下找了回去，不久赶上反右被揪斗，他的老师居然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她，使她在临死之前，告诉人们她要回歇马山庄。不知道这个故事里埋藏了什么样的东西，老程头跟我在一起，只重复说一句话：“蚂蚁为什么要上树，不为什么，就是为了活着。”我尽管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可我喜欢它，因为我常觉得我就是一个蚂蚁，一个懒得只能在家门口爬来爬去的蚂蚁。
有时，他这么说，会让我想起他的女儿黑牡丹，她有一句著名的话：“一条懒虫只吃一棵树上的叶子，吃光了不把自己瘦成肉干。”她可是一条勤快的虫子，吃过三棵树，往家招过三个男人。第三个男人跟她
离婚之后，她又把小卖店卖掉去了城里。她在村子的时候，小卖店里最招男人，买一包烟一盒火柴的由头，会让男人在那里呆上半天，因此在歇马山庄她是女人们的天敌。她继承了她母亲的名声，人们暗中也指望她继承她母亲的命运，常听女人私下里嘁嚓，说，没准哪一天，就会有人抬着棺材把黑牡丹从城里弄回来。言外之意，是说她妈临死还有男人要，她死了连要她的男人都没有，只有送给她爹。我不喜欢树上树下爬来爬去的人，我嫌累，可是，那天，在想念许妹娜的时候想起她的话，想离开歇马山庄这棵老树的想法在一点点冒头，关键是，我的压在肚皮上的手已经感到我身体的消瘦。
我在消瘦，这是谁都能看出来的，我原来的宽脸瘦成了窄窄一条，我的眼窝在深深下陷，村长刘大头大街上看到我居然说：“你怎么像抽了大烟。”气得我恨不能上前给他一拳。他从来不屑和我说话，我也从来不想正经看他一眼。他，还有三婶家的吉成大哥，我和他们，压根就不是一块地里的谷子，我们同在乡下，却属于两个世界。一个被权力和金钱充斥的人，永远不会为情憔悴。我只能错过身去，看都不看一眼。可是我的二嫂我却不能不看，她大街上见到我，老远就喊：“吉宽怎么啦？是不是觉得二嫂不心疼你？”
我可爱的二嫂，冬天一到，她基本就猫在家里不怎么出屋，因为再有个八月，二哥就回来了，她需要提前积攒热情，打扫卫生，饲养年猪，磨各种米面。她把我的消瘦归结到她转移了热情，我忍不住想笑。因为许妹娜的介入，我跟二嫂曾经的默契已经不在了。不过，腊月将近的时候，我还是去了一趟二嫂的家。
我上二嫂家，是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吕素娥家里来了一帮邮电局的人，为她
家装电话。在歇马山庄，电话已经有了两部，儿子是镇汽车修配厂厂长的倒置房三婶家，再就是村长刘大头家。吕素娥虽然不是厂长也不是村长，可人家女儿嫁了有钱的小老板，帮她装台电话实在不算什么。说意想不到，是说那个下午，当我的二嫂在大街上大呼小叫，说电话通了，她都听到许妹娜娇滴滴的声音了，我感到了心口受到了剧烈震动，仿佛那装在许家的电话线，一下子爬在了我的心里，而就在这之后不到半小时，我的大姐和吕素娥又吵了起来。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关于小老板蹲过监狱的事，大姐一直没有传播出去，心里有些不甘，见兴师动众地装什么电话，她终于按捺不住脱口而出。看光景的人中，迅速就有人把话传给了吕素娥，吕素娥就在邮电局的人走了之后找到大姐。吕素娥找到大姐，不是强调她的女婿没蹲过监狱，而是十分肯定地说：“对，俺女婿蹲过监狱，可是又怎么样？他有钱！他比你强，你嫁个窝囊废倒是老实，还不是急得你一趟趟往人家里跑？”
一向低声低调的吕素娥，可是和从前截然不同，她仰着头，手掐着腰，高亢的声音仿佛坐监狱是多么荣耀的事。我知道吕素娥所说的窝囊废不是指我，而是指我的姐夫，可是守矬子不能说矮话，尤其在我心里响着她女儿娇滴滴声音的时候。我几乎想都没想，一高跳过墙头，跳到大姐的院子，大声冲吕素娥喊道：“窝囊也比蹲监狱光彩！”
我的疯狂完全出乎我的预料，要知道我从来就没想站到大姐的立场上。我被自己惊呆了，愣愣地站在那里。我愣住，不光是我喊出了那样的话，而是在那句话喊出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念头，一个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念头，顺着电话线爬上了我的心窝：我要让许妹娜看看，我不是窝囊废。
二嫂家住在东山岗最后边的山坡上，独门独院。我们家第一次分家，还是文革后的人民公社时期，把大嫂和二嫂分出来，父亲分文没给，只用赶马车的特权给他们在东山岗上拉了五十车黄泥，让他们联手盖了这把泥房。大哥娶的是知青媳妇，八十年代知青返城，大哥跟着一起进城，三间草房就独属二嫂。二嫂见我，脸腮一下子红了，她的脸上，无论冬夏，永远包着一条花围巾，好像那是她在大地舞台上永远的妆束。我能猜到她为什么脸红，她以为，我会把传话的事想到她身上，我来她家，是为了指责她不该成为这样的人。
二嫂错了，我当时最关心的不是她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我自己。我刚刚坐下，就开门见山：“二嫂，过了年俺想出去，俺想，想到外面去干点什么。”
二嫂的惊讶是可以想见的，她挑了挑眉头，那上边有一圈一圈深灰的斑点。
“俺想让你照顾妈，还有那匹老马。”
这是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这话之所以重要，是说，关于我的母亲，是一个焦点，这涉及到养老和房子的关系，二嫂照顾老人，自然不会要我和老人的房子，可是不管怎样，都要得罪四嫂。还有，我走了，扔下那匹老马，也等于扔下了上镇赶集的女人们，扔下了二嫂。
二嫂眉头耷拉下来，甚至头也一点点低下来，用手绞着怀里的围裙。绞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说话。二嫂说：“俺知道俺错了，俺不该告诉吕素娥那句话，俺是觉得，咱家大姐不能破坏许家名声，你想吕素娥熬到这一天容易吗？就是不好，人也嫁出去了，说又有什么用？”
我曾经的判断真是没错，二嫂早就知道小老板蹲过监狱，她不说，不是觉得这不算什么，而是觉得说也没有用，也没法改变。她话的意思，是说即使知道前面是个火坑，也只有往下跳。在此之前，我来找二嫂，确实因为受了吕淑娥刺激，萌生了想进城的想法，可是此时，在二嫂说出那句话之后，这想法居然突然上升，变成不可动摇的决心。我说：“二嫂，就这么定了，过了年俺就走。”
十四
第四章 告别
9
在一条虫子决定去吃另一棵树上叶子的时候，那些在另一棵树上呆了大半年的人们在陆续返回。他们是鞠广大父子，厚运成兄弟，还有许妹娜的父亲许冒生，还有我的二哥三哥和四哥。他们吃了另一树上的叶子，一个个却面黄肌瘦，我的二哥，刀鞘脸皮包骨头不说，肚皮差一点贴到后背，蒙上纸都可抱着哭上一场。这是可想而知的局面，在那个搅拌机隆隆作响，钢筋林立水泥飞扬的工地，疲劳和饥饿无时不在消耗他们的体力，而与此同时，还要承受对家、对老婆孩子的思念，还有身体的饥饿。在他们陆续返回的日子里，女人们往日动辄就聚在大街的身影一个个消失，除了零星上学的学生，甚至院子里的鸡鸭也没了动静。那情形，仿佛这些饿了大半年的虫子再也忍不住，要将他们的老婆鸡鸭统统消灭掉。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赶车离家，到河南岸的槐林里，去听土地在寒风中如何被一点点冻结，去看槐树在寒风中如何摇晃着枯枝。土地在结冻时咔嚓咔嚓的，就像有什么在断裂，枯枝在飘落时哗啦哗啦的，就像有什么在碎掉。不是我多么喜欢这种声音，而是我希望在这破坏性的声音中，将自己身体里的某些男人的东西破坏掉，一如那在结冻的大地，那被摇落的树枝。在那样的时候，我往往袒胸露怀，僵躺在我的马车上，或者，匍匐在结冰的河面，把嘴唇贴在冰上，让喉口里哈出的气迅速与冰汇合，之后感受身体被冷气一股股灌入的痛快。然而，不管我怎样想让自己冻住，二嫂的身影，二嫂在二哥身下扭动的样子，都像冰面上被风扫过的花纹似的，映入我的眼帘，让我在冰面上一阵阵窒息。
现在，映入我眼帘的不再是二嫂，而是许妹娜，这个替换让我喜悦又忧伤。我喜悦，是我真的拥有过，她的身体就在我的怀抱里，带着滚烫的温度，不像二嫂的身体那样虚无；我忧伤，是这并不虚无的身体不能真正属于我，她属于另一个人，一个蹲过监狱的人。在那个寒冷的时光里，我的心不但没有被寒冷冻结，反而一阵麻酥酥的疼，仿佛落在大地上的树针一齐扎向了我。
因为下定决心离开歇马山庄，前后街院子里鸡鸭咯咯呱呱吵起来时，我开始了我很少有过的串门。有人在院子里走动，鸡鸭才不停地吵叫，在他们饥饿的身体暂时填饱，搅得院子里终于有了活气儿的时候，我的串门并不显得不合时宜。我第一个去的，毫无疑问是我的同学鞠福生家。我和鞠福生属同龄，老天给我俩的东西却完全不同，他脑袋聪明，人长得又好，要说我见到的人当中真有谁洋气，那就是他了。他不但白净，鬓角往下，还生着一脸络腮胡子，简直就是一个爱迪生。可是这个看上去像个外国人的鞠福生却连城里人都没做成，最终和我一样，高考落榜回了歇马山庄。与我不同的是，在我死心踏地赶着马车在乡道上转的时候，他被木匠父亲逼迫学了木匠，结果，他不但自己做了木匠，还娶了一个木匠的女儿。倒是那木匠女儿对他百般的好，没有哪一年不是在父亲的打骂下才跟媳妇离开，没有哪一年不是在回家后跟媳妇家里家外形影不离。我来看他，并不是想从他那里获得信心，比如，某一天，会有一个女子也和我形影不离，不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根本不敢这么想。我来看他，不过是想年后进城时和他搭个伴儿。可是，偎在被垛上看电视的他见到我，一高从炕沿跳下来，扬着他那张不但不白净，反显得脏兮兮的脸跟我说：“凭什么咱们不能对缝当老板，吉宽你说凭什么，明年，咱也对缝，咱再也不吃木花了。”
我无法清楚地知道他在城里经历了什么，但显然许妹娜嫁了小老板的事对他影响很大，是那种不必出力就可赚大钱的影响。说真的，在吕素娥指着大姐骂窝囊废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依我这样一个有脑瓜的懒人，搞对缝再合适不过。话语投机，胡乱地瞎泡一气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人肯放弃美美地过了一把老板瘾的机会。
从鞠福生家出来，我又上了二哥家。一辈子只相信出大力的二哥，不会赞成任何胡思乱想，我也根本不会向他露出一星半点。我来看他，纯属无事可做。老远的，就看到二嫂头上的花头巾。我能想象，那被花头巾包住的小脸儿，会像那天一样红，但同是脸红，这红和红的质地却不会一样，那曾经的红，没有底色，生生的浮在表面，是瞬间的冲血，而眼下的红，深沉而浓厚，来自某种深远的地方，是经历了持久的渲染和挥洒。可是迎我进门，在堂屋蒸汽云雾一样往外奔腾的屋檐下，我看到，二嫂的脸不但不红，且是白生生的有些黄，上边还淌着泪，我问这是怎么啦，二嫂说：“俺和你二哥吵嘴了。”
我想，一定是二嫂央求二哥不让再出去，我走了，她不能让二哥再走。可是我错了，二嫂告诉我，她确实央求二哥了，但不是求他留在家，而是求他想想对缝的事，不能老出大力。就这一句对缝，把二哥惹火了，二哥不但骂骂咧咧好几天不理她，还扬言叫老大英伟也去城里当小工。
二嫂显然是后悔了，像上次一样，她一遍遍绞着手里的围裙，她说：“俺也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是说说罢了，可这个倔巴头子，根本不容你还口。”
我没劝二嫂，不是我了解二哥的倔犟，知道劝也没用，而是我早就感到二嫂的变化，这一天迟早要到来，就像依我对二哥性格的把握，他迟早会让英伟下学当小工一样。
和鞠福生不同，二哥没有偎着被垛看电视，对于那些常年在外的民工，炕头上偎着被垛看电视是他们最重要的盼望，一如他们对夜里奋力挥洒的盼望。二哥戴着歇马山庄没人再戴的狗皮帽子，在猪圈里往外出粪。对于二哥这样满眼都是活，认为只有出大力才是庄稼人应有本分的人，像我一样的懒人是最不可思义的。不过二哥从不训我，父亲去世，大哥在外，他在家中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对我的懒从不多说一句。然而，那天，二哥在猪圈里看见我，却突然冒出句：“怎么？想出去？也想对缝？”
我没有回答二哥，我们之间不需要语言，就像有一些父子之间不需要语言一样。但我能感到，当时，要是我说是，是要出去对缝，他会从猪圈里跳出来撵着打我。因为在我就要离开他家的时候，他后边跟了一句：“去问问你四哥，去当小工。”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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