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锄头-乔叶-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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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就比国产的那些杂牌好。小牛皮黑得纯正，滋腻，沉静细致的水波摔纹闪着一道道幽幽的暗光，如一只只暧昧的眼睛。扁圆的拉链头由拉孔开始呈坡面加厚，凝聚在拇指下的感觉，如一滴丰盈的泪水。这么小的细节都设计得简约不俗，让人叹服。作为年过半百的成功人士，李忠民觉得自己现在是得注意这些细节了。再不能像那些二三十岁的郎当小子，拎着个百把元的旅行包就可以到处晃悠。拖沓的底气是青春。他只能堤内损失堤外补。这是没办法的事。幸好，他还有得补，也补得还算漂亮。
　　他拿出一支烟。其实他没什么烟瘾。可想到又要上飞机，他还是觉得应该抽支烟。他要去杭州参加一个食品行业的年会。昨天晚上他刚刚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说有科学数据统计，飞机失事的危险性其实很小，约为三百万分之一。以一九九八年为例，全世界的航空公司共飞行一千八百万个喷气机航班，运送人数约十三亿人，失事也才仅仅十次。李忠民用三百万除了一下三百六十五，得出结论，即使是他每天都坐一次飞机，那也得连续飞上八千二百年，才有可能会不幸遇到一次飞行事故。而仅就去年而言，李忠民刚刚看过报纸，他所生活的这个人口大省，公路死亡人数就已经达到两万一千人，约为自有喷气客机以来四十年里全世界所有喷气机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看来人们对飞机的恐惧心理其实是一种直觉错误。也就是说，从统计概率的角度来讲，最需要防患于未然的恰恰是他天天使用日日信赖的汽车。
　　这么多年，李忠民每周至少要坐两趟飞机，早已经成了空中飞人。这些道理其实他早就明白。不过，明白是明白，每次坐飞机的时候，他还是略略有些紧张。他觉得自己的紧张是有道理的。以往没碰上，不能保证这次也碰不上。谁知道那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是排在三百万的第七次第十次还是第七十次？无论碰上哪一次，对他可都是百分之百。另外，即使从统计概率来看，他的紧张也有道理。要知道他是准备乘车去机场，也就是说，他面临的是一道数学题：汽车风险概率加上飞机风险概率，和总是大于任何一个加数。这也是李忠民要抽烟的理由。
　　这么算计来算计去的时候，李忠民知道自己已经有些老了。
　　一支烟抽完，李忠民又燃了一根。时间还早。
　　这套公寓是去年刚买的，四室两厅两卫，一百七十平方米。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个镂空窗扇，窗扇后一抹小白墙，上面挂着一幅斗方，“素心若雪”。自然是名家手迹。这是玄关处的用心。转过玄关，右手是一个小小的衣帽间，墙上镶着四扇玲珑剔透的木屏风，在屏风的间隙错落有致地贴着几个木制的雕花挂钩，屏风下是两条褪了漆色的红春矮凳。转过衣帽间就进了客厅，两米宽的大飘窗让整个客厅的光线豁然开朗。一对枣红色的太师椅和高脚茶几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是围着电视的几组沙发。沙发粗看很一般，细看就觉得有趣：纯木镶起了三面挡板，然后放上厚羽绒垫子。那纯木挡板是原色上了一层清油，厚薄还不一样，很糙。和电视墙边放的鱼缸交相辉映。那个鱼缸是个石槽子。石是青石，有不少的凹陷，凹陷里静着淡淡的灰尘。灰尘很薄，似乎用手轻轻一抹就可以抹掉，但等你真的去抹时就会发现，那石头原来很干净。灰尘只是灰尘的影子。
　　这个家平素没别人来。偶尔有客来的话，总要对这两样东西格外好奇，李忠民任由他们猜。当然从没有人说他老土，只有人说他前卫，酷。闹够了，他才告诉他们：“沙发架子是牛槽，金鱼缸是马槽。”然后把客人引到餐厅，给他展示另几样东西。于是客人会惊异地看到，在一面特意造出的红砖墙上，几片黑瓦檐儿下，挂着一顶草帽和一把锄头。草帽自然是旧的，像是被雨淋过很久，泛着些霉黑。原本白色的带子也有些发黄，但是细看就发现每一个纤维毛孔都很清爽干净。锄头自然也是旧的，有些锈，斑斑驳驳地露出些钢的寒光。手把着的那块木柄起明发亮，一副历尽沧桑的样子。于是有聪明人就会问他是不是当过知青，李忠民呈现出赞许的微笑，道：“是啊。十七岁那年。”
　　也有不够聪明的人会想到别的。一次，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看到了这把锄头，没问什么，也没说什么。过了两天，给李忠民送来一幅名家的字。李忠民打开一看，居然是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人要他把这幅字配在锄头边儿，还得意地问李忠民自己的悟性如何，李忠民只是宽容地笑：不错，不错。
　　他当然没有把那幅字挂起来。配他的锄头？嗤！
　　他到杏河的时候，是夏天，干的第一样活是给豆地锄草。这种活不大，在庄稼活里是个零头，但对他来说，也是一门得好好学的技术。首先要分清草和苗。这不难。大豆地里的杂草是细长的，在大豆叶中很容易分辨，只要眼睛好使就行。第二就是锄草了。教他锄草的青年汉子是个本地农民，给他示范了一下，他眼看着那人直着腰，锄头在豆苗里很轻巧地左挥右舞了几下，就把所有的草都铲掉了。示范过后，那个人就三下两下地跑到了前头，只留他在后面慢慢地跟着。慢，质量还低，挥舞锄头却总铲不掉草，却铲伤了豆苗，最后只得弯腰用手把草拔掉。沉甸甸的锄头在他手里是一把钝剑，一根根杂草如同仙女，他的剑常常不仅够不着仙女，有几次还差点儿砍上自己的脚脖。休息的时候，他向师傅请教，那汉子笑着说武器不行打不好仗，他恐怕得换个锄头。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汉子的武器，果然发现他的锄头比他的小，而且磨得又快又亮，光可照人。师傅告诉他，小锄头锄草最得劲，不会伤到豆苗。收工之后多磨磨锄头，一定要把锄头磨亮，这样干活的时候不粘泥。锄头一粘泥还叫锄头么？成榔头了。
　　他听了师傅的话，第二天，就换了一把小锄头。果然好使。闲下来的时候，他就一遍遍地擦锄头，把锄头擦得赛镜子。就这样，锄头成了他知青生活接触到的第一种农具。亮光光的锄头就这么照着他在乡下呆了六年。去年，他衣锦还乡，回杏河省亲，特意从师傅家找寻了牛槽马槽草帽和锄头这几样旧玩意儿。马槽是石的，不用动。牛槽已经破得不行了，他让人照着做了一个。草帽和锄头也是原版，他只是让人做了一下消毒和清洗，然后就摆置在了小家里。每当他在餐桌边坐下，看着那把锄头的时候，就觉得吃到嘴里的饭显得格外香甜。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坐在这里，抽支烟，想些往事。

　　2

　　四十二岁的郊区农民石二宝站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道拐角，眼看着李忠民出了门，噔噔噔地下了楼。李忠民路过他身边时，他忙不迭地往边上靠了靠，压低了头上的假耐克运动帽，很有一些卑怯的样子。这帽子是有一次他收废书废纸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免费给他的。质地不错，只是帽圈周围有点脏，他洗了洗，就戴上了。
　　他来城里收废书废纸已经三年了。三年来，他对这个行当越来越满意。他家住在离城三十里地的郊区。这些年，城市的版图就像他婆娘擀的烙馍，越来越大，眼看着就擀到了他们村口。他们村的地就卖得越来越多，分到他们手里的地就越来越少。从人均两亩五分到一亩九分再到一亩七分，现在只剩下一亩一分了。谁都知道这么减下去，种地只能勉强吃饱饭，儿子女儿的学费是一点儿也顾不住的。村里的人乌鸦般地涌到城里打工。他是个恋家的人，本不想出来，先是只在镇上摆了个修锁配钥匙的小摊儿，没想到生意不行。小镇人少，本来活就不多，两三天就和周边的人又混成了一家，东西就叫不上价，白搭个工夫。没办法，把摊子一收，就来到了城里。换了几样活计，末了就定了心收废纸。收废纸利润确实不错，收是六毛五，拉到收购站是七毛五，一斤能挣一毛。再加上主顾们搭送点，自己秤上再瞒哄点，一斤挣个一毛五毫无问题。一天最少收个两百斤，保底儿也能挣三十块。而且，他还能顺手干点儿别的……
　　这个刚出门的男人一看就是个不错的茬。住在这个小区里的人都有货——他们村的人都管有钱叫有货——这没的说。他四五十岁的样子，头发有些谢顶，肚子有点儿坡度，更是有货中的有货。还拉着拉杆箱，一看就是要出远门的样子，可没有送他的人，那证明是家里没人。不然像这种顶梁柱似的男人，好歹总会有个人送出门口道声再见的。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个人走后，他可以进去干一把。
　　李忠民走了二十分钟之后，石二宝从三轮车的废纸堆下拿出一个小工具箱，工具箱里装着小铁锤，老虎钳，宽胶带，棉线，细铁丝，剪刀，弹簧刀，螺丝刀，创可贴，还有四五根三米长的尼龙绳，外加一件“小高开锁，低价五元”的黄马甲。这些行头足够他使的了。他提着工具箱，来到三楼，换上黄马甲，在李忠民的防盗门锁眼儿里鼓捣了五分钟，外强中干的铁将军被很顺利地打开了。进了门，石二宝先在衣帽间的春凳上静静地坐下，屏着息听了一会儿，除了冰箱的嗡嗡声，没有任何动静。然后他站起来，迅速地把每个房间都浏览了一遍。果然没有一个人。他松了口气。重又在春凳上坐下。他决定按照老规矩，先翻卧室，再翻客厅，接着翻厨房和卫生间，最后翻书房。
　　他不得不承认，会一门手艺真是不错。自从干这种捎带的生意以来，他还没有失过手。总结成功经验，倒有这么几条：一，他主次分明。既然定位是捎带干的业余工作，那就不能把活做太多。做得少了，被发现的几率自然就小。二，事前准备工作充分，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三，收尾干净。凡是做过活的那块区域，半公里之内半年之中他决不再踏进半步，彻底杜绝后患。这三条里第二条尤其关键，要讲究的地方很多。可以包括好几小条：比如，之前要观察仔细，尽量不遭遇人。不遭遇人叫入室盗窃，遭遇了人叫入室抢劫。性质不同，罪也有轻重。按抢劫算最少五年，按盗窃算多者三年，区别大着呢。他在收废书的时候，特意留了一本《刑法》，对这一部分仔细查过。又比如，如果真的不幸遭遇了人，尽量找个借口混过去。所以他准备有开锁公司的黄马甲。再比如，如果实在混不过去，就尽量安全逃跑。如果没有把握安全逃跑，就给自己创造条件安全逃跑。还比如，在创造条件的时候，尽量不伤害人。如果万不得已要伤害人，不要把人害死。总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轻犯我，我轻犯人；人重犯我，我重犯人；人死犯我，我死犯人。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最基本的职业原则。他常常告诫自己说：石二宝呀石二宝，没人看着你，你可得自己看好自己。你要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决不能疏忽。你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进监狱。你要心底儿清亮啊。
　　幸好，他从业以来，干了十三起了，还没有遭遇过一次人。
　　每干完一次，他都要先洗个澡，吃三天素。吃素的三天里，他每天都要给自己饭桌上的观音菩萨上一炷香。这尊菩萨是他用五块钱请的。上香的时候他从不说话。其实他是想说点什么的，但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3

　　三十五分钟后，李忠民又回到了家门口。他记错了日子。走到半道上，他听见交通台在播报天气，感觉似乎有些不对劲，连忙拿出机票对了对，又向司机求证了一下，原来是他把今天当成明天了。他随即让司机调头，打道回府。以前出门有小青在，他从没有犯过这种错误，这次小青去北欧还没有回来，他自个儿收拾自个儿，就有些前后不搭了。
　　小青就是他的小。这个房子就是他买给小的一件大礼物。想起小青，他就想笑。这是男人一种不能说出口的美妙。比起很多他这种身份的男人，其实他一直觉得自己算是很规矩的了。有头有脸这么多年以来，他只有小青这么一个正经八百的小。所以这小也并不小，是另一个意义的大。他不会亏待她。就像不会亏待老婆。
　　他是一九七二年下的乡，一九七八年底返的城，一起下乡的三十五个人里，他是返城的最后一批。回城的指标每一批都很少，人人都张着大嘴，看谁有本事抢到食。之前他也没少想办法：冒充风湿性关节炎、肺穿孔，或者体检前喝上一点儿碘酒，希望查出胃溃疡。他给自己定的理想就是胃溃疡。在乡下，胃溃疡是知青们最常见的病。他们三十五个人里头，真真假假的胃溃疡就有二十六个。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是瞒不过医生。要买通医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医生见的鬼怪多了，供品少了不行，供品多了他拿不出。管体检的医生还每年都换，就这么一年，一年，阴错阳差到了最后。还好，终于还是回来了。回来之前他去做了最后一次体检，真的患上了梦寐以求的胃溃疡。
　　回城之后他进了街道的食品加工厂，工作内容是把饼干装进纸箱里。一天，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大妈说要给他介绍对象，其实前天他刚见过一个姑娘，听说他没有房子就把脸阴下来了。他有些心灰意冷，不想见。可大妈说那姑娘不会嫌弃他什么，也是知青刚返城。他就和对方约了在人民公园门口见面。见面的时候，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对襟褂子，翻出一道白底儿红碎花的崭新的衬衣领。他穿的是一件旧绿军装，也翻着一道白色的崭新的衬衣领。不过这领子也只是一道领子，是假领子。那时候流行假领子，只做到领子下面第二枚扣子那里，胳膊那儿留两个圈，往里一套，领子往外一翻，跟真的一样。
　　他匆忙地打量了一下那个姑娘。皮肤有些粗糙，但脸还好，没有像和他一起下乡的那些女知青那么黑。进了公园，他给她买了一支冰棍，问她在哪里下的乡，她说在茶店。她又问他，他说在杏河。茶店在省北，杏河在省南，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她说她到知青点时是立冬时节，他们干的第一样活就是去挑河。那真是个下马威啊。从河里挑出了淤泥，再用小车推到坝上。每车都五百斤以上，她力气小，推不了小车，就抬荆条编的大筐，一筐三百斤，一条扁担两人抬，一个往返一里路。几天下来肩膀又红又肿，戴上垫肩，但垫肩也很快被磨破了。然后，河越挖越深，运距越来越远，坡越来越陡，因为越往下挖，淤泥的含水量越大，抬的分量也越重，脖子上用来擦汗的毛巾从早湿到晚，汗水还是顺着身子往下淌。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开始流血水，滴答滴答流一路。和汗水搅在一起，咸腥咸腥。
　　他给她讲的是扯秧头。杏河和湖北交界，属于亚热带，农作物一年两熟。收过麦子就该种稻子，下田插秧就是必修课。扯秧头则是必修课之前的必修课。如果秧头扯得好，秧苗头就是疏松的，拿在手上，一个个就能朗朗利利地站到了田里。如果秧头扯得不好，就成了乱麻秧，像扯牛肉一样难掰弄，所以他们也叫这“牛肉秧”。“牛肉秧”最是误时费力，在水里站半天还不能分出一棵。他学了很久也没把秧头扯好，插秧苗的时候就吃亏了。那些手快的人把好秧头都挑走了，剩下的就都是“牛肉秧”。于是插得快的人挑走了好秧，如虎添翼，插得慢的人只有用赖秧，雪上加霜。更气人的是快的人插一会儿，歇一会儿，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