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焉@sars·come-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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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达摩去了之后，哪有同学们讨论的份呢？他一个人滔滔不绝不紧不慢深入浅出一路说下去，大家还没有听过瘾，两节课就完了。学校有人在后排监听，同学们一致反映，比那个上海小白脸讲得好多啦！又试了几堂课，反应愈佳。那时候，讲文凭还没有讲疯，又是一个企业自办学校，规矩不严，学生都说好，考试能过关，就行。学期结束，达摩就被借调到学校，还是当那个不明不白的“辅导员”。达摩挺满意，不用坐班，有寒暑假，还能在课堂上胡说八道，有一种满足感。
　　那一年，达摩刚好三十而立。在此之前，他当了五年知青，八年工人，读了十几年杂书闲书黄书黑书，学历初中，电工三级。
　　事后，已经在社科院里谋得一职的好友毛子私底下问达摩，你狗日的什么时候学了控制论？
　　达摩笑笑说，哪里正经学过？只知道一点皮毛。现买现卖。
　　那个学生是他一个车间的，平日喜欢听他吹牛，便胡乱举荐了他。举荐之后，立刻给他通了气。达摩正好厌烦了车间的生活，想到职大是一个自在地方，便临时抱佛脚，花了几天时间，找来一堆资料，没日没夜地磨起枪来。头一两堂课混过去之后，心里便有数了。可以说，他是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完成了“三论”的基础教育。
　　也有人对他说，你这样的化学脑袋，当初怎么不参加高考啊？要不现在还受这些窝囊气？达摩说，他怕那些高考题，怕考过了，人也傻了。恢复高考的时候，达摩几乎一点都没有动心。心高气傲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无须将大学文科那一套再学一遍，他读过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文科大学毕业生的范围。只是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个文凭以后会有那么大的作用；更没有想到，他那个又稳当又令人羡慕的企业，有一天会訇然倒闭。当然，还有一个很实在的原因，当时老婆要生孩子。
　　讲了两年“三论”，学校又开文科，让他兼讲世界通史，后来又讲文学史，逻辑学。反正学校已经习惯，什么课缺人就让他去，只要同学说好听就行。达摩呢，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先行半步，开讲之后与同学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给同学们讲完了，这一学科自己也学完了。屡试不爽。后来，他用笔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这种同步学习的教育方法的。其中说，让教师也保持一种与学生一样的陌生感，新鲜感，紧迫感，与学生一起共同探讨，共同获取，是一种新的教育思路。教师只是一个学习小组长而已，那种将自己嚼了几十年的知识呕吐物再麻木不仁地喂给学生，自己也了无激情，学生也了无兴趣，反倒剥夺了学生的自学权利。文章出来，曾引起不小反响，也有多年靠知识呕吐物吃饭的骂他。
　　这种崭新的教育思想最终不了了之。达摩私下说，等我有了钱，自己办一所学校，一个呕吐型的老师都不要。
　　好景不长，没过几年，职大就进入弥留期，没有生源，最终关门大吉。那年头，正是全民皆商连居委会老太太都屁颠屁颠忙着跑信息的时候，达摩教了几年的“三论”，终于有一个词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谁见了谁都会问，有什么“信息”？
　　一些老师调走，一些老师退休，一些老师回到企业另做了一份工作。
　　学校成了一个空壳，要几个人留守，达摩是留守者之一。留守人员有几百元工资，没有多少实事可做，看管图书仪器办公用具，处理租赁教室业务，联办补习班，发放相关人员的各种费用……后面这几项，多少有一些油水，是大家都想做的。达摩却一眼就挑中了当看管员。
　　图书室有几台电脑。前些年，他就是在这里对着当时那唯一的一台386完成了他的电脑入门教育。九十年代初，中国开通教育网，达摩最早的网络教育也是在这里完成的，那时还是电话拨号。达摩至今还记得，初上网时的那种兴奋。折腾一番之后，那只“猫”叽里哇啦一阵乱叫，浏览器上出现了一个网站的页面，那时网速很慢，看着那页面从上至下一点点显现出来，就好像一个孩子，一点点从产道里面露出来一样，头发，脑袋，胳膊，身子……终于，一幅有图片有文字的页面全打开了。那时互联网管制还不严，各种消息，各种言论，与传统媒体相比，又大胆又新鲜，就像刚刚有了汽车，还没有交通规则一样。
　　现在这几台老机器还在，蹲在图书室一角，落满灰尘。网络上，这一类设备叫做骨灰级设备，这一类网虫，叫骨灰级网虫。到了后来，发展就相当快了，再回过头去看看当时那几台硬盘不到一个G的机器，就像看一百多年前的蒸汽火车头。

　　这个城市里最正宗的平民（2）

　　这样的清闲日子过了两三年。达摩看起来极平和，其实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高到有些不求进取。这两三年对达摩来说，几乎是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神仙日子。上了班，四处一转，便钻进图书室，读书上网喝茶打字。可惜好景不长，接着厂子就整体给卖掉了。给了两三万买断钱，达摩和上千人一起，从此与这个企业永别。这时刻，正好遇上女儿读高中老婆动手术。眼见得那几万块钱一点点薄下去，达摩才知道读书上网不能管饱，骑马找马地混起差事来。
　　09
　　达摩的家，属于这个城市里最正宗的平民。父亲卖了一辈子茶叶。当年定成分，组织上给了一个“店员”，说是和工人阶级只差那么一点点，几乎就是工人阶级了。
　　达摩爱读书，是被茶叶店熏陶出来的。
　　多年来，店里除了那些高级听装茶叶，其余的都有自己印制的包装袋。三年饥荒时，纸张突然紧张起来，店里的茶叶袋就断了来源。连达摩的课本作业本，都是那种又黑又糙的回收纸做的，一写字，笔划就洇得粗粗的，笔尖在纸上停留的时间稍长，就是一片墨迹，像山水画。纸面上还有没化完的旧字迹小疙瘩，用手摸去，像盲文一样。上课时，达摩抚摸书页，觉得不舒服，就一粒粒抠它们下来，有时候是一截草梗，有时候是一团棉絮，还有一回竟是一只小甲虫的尸体。这些东西倒是抠了下来，书本作业本就露出了一个个小洞眼，让人非常沮丧。明知道会把书本抠破，达摩依然禁不住要去抠，不抠掉难受，最后将书本抠得百孔千疮。达摩后来读心理学的书，知道那叫强迫症。
　　茶叶店买来一些废旧报纸书刊，粘成纸袋装茶叶，十六开的刊物纸，每页装二两，三十二开的书纸，每页装一两，半斤以上用质地较好的画报纸或对开报纸。
　　茶叶是雅物，字纸也是雅物，这两样达摩儿时最早接触的雅物，让他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子弟沾染了许多儒雅之气。他喜欢到父亲的店里去，闻着茶香，似懂非懂地看那些尚未拆散的报纸书刊。到了六十年代，许多书刊外面已经看不到了，父亲的茶叶店还有。五十年代的，三四十年代的，各色各样早已消失了的人和早已消失了的文字，不时都可以看到。对于茶叶店来说，那只是商品包装；但是对于达摩来说，却是学校里得不到的“非法信息”。有一次，他见到一本多年前的国语课本，就是后来的语文课本，发现十多年前的语文，竟是这么有意思，要拿回家去。父亲说，这里的一张纸，一片茶叶，你都别想带走。父亲是那种最本分最清高的店员，因为干了这一行，他一辈子不喝茶，全家都不喝茶。直到今天，达摩烟酒都会，就是喝茶不会，喝也喝不出味道来。达摩拿了那本国语课本便坐下来读，读到父亲下班。第二天放学后，继续来读，又读到父亲下班。
　　父亲见他这般痴情，于心不忍，便去和柜长商量好，凡有儿子喜爱的书刊，算成双倍的重量来换。茶叶店的秤小，几两几钱都称得出来，那时候，老百姓买茶叶，常是一两二两地买。还有一样东西，达摩印象很深，店里专门为那些爱茶又喝不起的人，备下两种特殊品种——从茶叶里剔除的茶叶梗和筛落的茶叶末，价格极廉，泡一泡，也有茶叶味道，特别是那种茶叶末，比茶叶出味还快。数十年后，大宾馆用的那种袋装快冲茶，其实就是茶叶末。
　　达摩一点一点积攒着自己的图书库。他早年的那一批书刊，许多封皮上都有重量记载，三两七钱、半斤、一斤一两……也有五六斤、七八斤的，那是一摞书刊的总重量。五花八门优劣混杂，后来足有上百斤。父亲说，你这上百斤，就是我的两百斤，一毛六一斤，三十二块钱哪！是你妈一个月的工资。一直到了文革，那些藏书万卷的人家开始烧书了，达摩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攒书。平民人家，也有独享特权的时候，谁会关注这样的一个孩子有什么书呢？达摩后来说，在那一批书中，居然有当时省军级才能读到的那种黄皮书、灰皮书，如《托洛茨基回忆录》，《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有的读来像天书，有的终于没有啃完，有的读了等于没读。他也没想到，当时根本没有注意的那个哈耶克后来竟得了诺贝尔奖，还成了数十年后中国一批思想家的精神教父。可惜那书后来借丢了，不然拿了这本封皮上写着“六两五钱”的“善本”，可以冒充一下中国的哈耶克权威，比那些八十年代后靠哈耶克红极一时的专家们，资格老到天上去了。
　　达摩另一个无意间的收获，是学会了读繁体竖排本。他无师自通连蒙带混地硬学会了简繁转换，学会了那种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读法，这一点，在那个主要依靠阅读获取信息的时代，达摩得到了比别的孩子多得多的东西。
　　10
　　说到达摩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不能不提到一个人。
　　达摩父亲工作的茶叶店，店名叫“陶陶斋”，是一家百年老店，古色古香的，大门两侧有一对木刻楹联，褐底绿字。一边是：琴里知闻唯渌水，一边是：茶中故旧是蒙山。店名和楹联据说都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父亲说，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呀！什么讲究，他也没说明白过。字是清代一位名士写的，所以落款上有道光多少年的字样。
　　文革初期的一天，突然得知革命小将们沿街一路横扫而来，远远已经听得嘁哩咣当的打砸声拆卸声，接着就有浓浓的烟火在街那头升腾起来。店里几个与店铺共存数十年的老职工情急之下，赶忙去拿了大红纸，写上一副对联，将那百年楹联严严实实地蒙上，一边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一边是：五洲震荡风雷激。那块牌匾则贴上：毛主席万岁！还抬出一大桶好茶水，一旁竖上一块标语牌：革命小将辛苦了！请喝一杯革命茶！店里一干职工都站到门口，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侥幸躲过一劫。深夜，几个老职工偷偷潜来，费尽气力将楹联和牌匾拆下，用油纸包裹好，放到仓库货架上，当作货架的底板，一放十多年，差不多给忘了。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说要恢复老店名的文件下来，才记起当初这一壮举，可惜当时的几位当事人，除了达摩的父亲，其他全都谢世。达摩的父亲也已退休数年，报社的记者还专门找到家来，向他采访当年人民群众抵制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这一动人故事。那天达摩的父亲一边兴奋不已地念着那篇文章，一边抹着老泪。文章还配发了一张照片，达摩的父亲站在重新挂上的楹联前，指着上面在说什么。这是他老人家七十多年来第一次上报。没想到达摩在一边笑着说，爸，你也不想想，那时有四人帮吗？那个王洪文当时还在上海滩当个虾米保卫干事呢。一番话，弄得老人多少有些扫兴，嘀咕说，我管他四人帮五人帮呢，这东西保了下来，总是个好事吧？
　　陶陶斋店堂很大，进门后，迎面一排齐胸高的柜台，黑大理石台面永远擦拭得镜子一样，光可鉴人，上面镶嵌着一排碗口大小的白色大理石，据说是专门给客人察看茶叶的。店堂左右各有一张八仙桌，隔着木窗棂，可以看街景。一道屏风后面，又各有两套茶几座椅。外面是给普通茶客歇脚解渴的。很长时间里，店堂里都设有免费茶水，冲泡好后，倒入一只棕榈包裹的洋瓷桶中，放在一只矮几上，旁边置有一盘白瓷茶盅，墙上钉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茶水免费。屏风里面大都是一些老茶客，一些宾馆酒店政府机关的采购，来了也在里面坐，一样样品过，歇过，聊过，然后再一样样采买。没人的时候，达摩就常常在屏风后读书，渴了，可以喝那免费茶水。
　　达摩的父亲为儿子的好学苦读欣喜，又觉得长此以往打搅了店里，所以常让达摩帮店里干一些活，搬搬拣拣，或粘粘茶叶袋之类。店里老职工多，卖茶叶又是一桩温和雅致的生意，所以大家都喜爱这个孩子。

　　这个城市里最正宗的平民（3）

　　解放前，陶陶斋是那种前店后场楼上住家三位一体式的。后院有几间作坊，将购进的新茶再作加工，有些秘技，只有一两个当家师傅才能知道。茶叶店有四层楼，当年在这条街上，也算很气派的。二楼办公，三楼住老板一家和账房先生一家。店里的几个贴心老职工，住四楼，达摩家也在其中。公私合营后，住家的人就从后门上楼了，与公家分开。但对达摩来说，依然方便，下了楼从后街绕到前街，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
　　11
　　文革前一两年，一日，达摩正在店堂一角读一本旧杂志，进来一位四五十岁的清癯长者，高个子，穿一身灰色四口袋干部服，不合体，松松垮垮，常洗又从未洗干净的样子，脸庞瘦削，鼻梁上架一副近视镜。达摩知道他是一位常客，和店里人都熟，大家叫他卫老师，说是附近一家中学的。那家中学很普通，连一中二中这样的编号都没有，而是以街为名。这样的中学，在达摩看来，该是等而下之的中学，是那些成绩不好或出身很坏的学生才去的地方，所以并未特别注意他。只听大家说，此人有一怪癖，只喝特级香片。香片分六等，特级香片每两两块多钱，可以买五号香片一斤多。那年月，大多数人的工资都只有三五十块钱，不吃不喝也只够买两斤。
　　多年来，到店里买特级香片的，大家大多熟识，除了前面说的宾馆酒店政府机构，私人买的，无非是些还有点家底的旧时有钱人，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大干部，再就是偶尔买上一点待客的。这位卫老师，从他衣饰打扮看，不像有钱人，每次一两二两地买，也不像有钱人。但是他只要特级香片。几次，店里人对他说，其实，特级与一号差不多，就那茉莉花讲究一点，可价钱便宜一半呢。卫老师只是谦和地笑笑说，天壤之别天壤之别。即便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卫老师也决不降格。父亲说，有一次，这个卫老师身上只有一块多钱，却硬是只要特级香片，结果给他称了五钱。在不知道卫老师身份之前，店里人私下都叫他“特级香片”，猜不出这个怪人究竟是何方神仙。直到有一天，他一个毕业数年的学生在店里碰上他，听他们聊天，才知道是一位中学老师。那个中学隔了陶陶斋几条街，他们附近就有几家茶叶店，不知为何他总要舍近求远，跑到这里来买。后来问他，他也只笑笑，不语。
　　那天，达摩读的旧杂志是一本民国刊物，叫《中学生》，有白描插画，还有一些旧时广告，雪花膏、鱼肝油、肥皂洋火之类，广告上都是那种烫了头发、抹了口红、穿了旗袍、光着大腿的摩登女郎。那时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