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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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先后下诏任命他为少府、并州牧，在两次诏书中都明确指令董卓所部人马转归皇甫嵩指挥。这样，在董卓带走三千亲兵后，皇甫嵩的兵力就近四万人，驻屯于扶风（治在槐里，今陕西省兴平市）。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皇甫嵩没有董卓那样的野心，一心一意要做忠臣。董卓又和皇甫嵩不和。皇甫嵩要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未必是对手。想到皇甫嵩的强势，董卓又要忧虑了。更何况，在西部已经有人开始鼓动皇甫嵩为正义一战。此人就是盖勋。盖勋，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人，在西部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在灵帝组建西园军的时候入京，任讨虏校尉，与袁绍结识，共谋诛除宦官大计。后任京兆尹。得知董卓行废立之举的消息，他就上书称董卓是个小丑，并警告董卓别高兴得太早。为此，盖勋行动起来，开始联络皇甫嵩东征。这还怎能让董卓在洛阳城中踏踏实实地待下去啊！　
　　面对西部，董卓愁眉不展。而东部，亦非董卓所有。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1）　　　　　
　　在董卓进京五个月后，新君改元，年号初平（190～193）。新年伊始，东部便已是义旗飘扬，关东联盟宣告成立，袁绍被推为盟主。据传闻，袁绍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起兵，是因为新年号与自己的字（袁绍字本初）有相合之处，认为起兵一定能获成功。但作为周、伍行政所要掩护的“运动”，起兵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统一起兵的讯号已经设计完成，由东郡太守桥瑁向各地发出，即“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所谓“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此前洛阳政变中袁绍与太傅袁隗“矫诏”诛杀宦官党羽，性质雷同。之所以要伪造这份三公的公文，用意有二：　
　　一是，使州郡起兵得以成立。这里可以发现袁绍当年建议何进招募外兵的痕迹。同时也是官僚行政思维的体现。即便是举非常之事，也要“循规蹈矩”，先破除州郡不得随意募兵的障碍，在制度上寻找到起兵的合法性。　
　　二是，把董卓树为国贼，标示出此次起兵是正义之举。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移书”的用语比较含糊，所谓“云见逼迫”，这受到逼迫的对象是三公、朝中名士，还是天子？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移书”的全貌，枉自疑虑而已。可是，这份疑虑并不多余。如果是三公、朝中名士的话，就难言国难，此次起兵，至多是士大夫的自救行为。那么这受到逼迫的对象就应该是天子了。可是，这天子是废帝，还是新君呢？如果是废帝，那么，新君成于董卓之手，亦当成为攻伐之的；如果是新君，起兵就无意义可言，袁绍等人还是回朝面君，与董卓同殿称臣的好。照此思路来看，受到逼迫的应该是废帝刘辩，国难的生成源于董卓的废少立献。而此前朝臣在废少立献之际的默然无语，虽有纵容的一面，要规避的是少帝和太后的还政，但在地方州郡长官这里，却又可得到新解。在太后亡故之后，来指斥废少立献，搬除董卓，少帝重新归位，士大夫自当是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功臣。而此种思维上的周折，的确是汉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后来还将出现，到那时，又将回到对献帝的认同上了。　
　　“移书”发出，州郡响应。参与关东反董联盟的人马众多，按照起兵的地域划分，可见：　
　　1�奔街荨�—渤海太守袁绍、冀州刺史韩馥。　
　　2�辟鹬荨�—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　
　　3�痹ブ荨�—豫州刺史孔伷、颍川太守李旻、陈国相许�‘。　
　　4�毙熘荨�—广陵太守张超。　
　　5�鼻嘀荨�—青州刺史焦和。　
　　6�本Ｖ荨�—后将军袁术、荆州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长沙太守孙坚。　
　　7�辈⒅荨�—西河太守崔钧。　
　　8�彼玖ァ�—河内太守王匡。　
　　另外，还有：刘备，这位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室宗亲，参与了毌丘毅在丹杨的募兵活动，大概是随毌丘毅返京后，被授官下密丞，未就职，后有同曹操前往谯沛募兵的经历，因此得以会盟。关于曹操的谯沛募兵，可能是他第二次募兵，即前往扬州募兵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刘勋，史书上称他作故虎牙都尉，与袁绍一同起事；张杨，曾受大将军何进派遣，前往并州募兵，得千余人，后留在当地讨伐“山贼”，很可能就是和白波军作战，队伍不断壮大，关东联盟成立后，前往与袁绍会合。这样看来，中平六年袁绍献计引外兵入京的八支队伍，半数成为义兵。匈奴单于於扶罗，随张杨归附袁绍。　
　　从兵力在洛阳外围分布来看，主要有四大集团：　
　　1�蔽鞅奔�团——进驻河内（治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冀州刺史韩馥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作为后勤保障。张杨、於扶罗则屯于漳水一带。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2）　　　　　
　　2�敝胁考�团——进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的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曹操等部。　
　　3�蔽髂霞�团——进驻颍川（治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孔伷、李旻。　
　　4�蹦喜考�团——进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孙坚部。　
　　西北集团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前锋已经布防于河阳津，隔河与洛阳相望，最早进入临战状态。　
　　中部集团除张超（张超是张邈弟）的广陵兵外，其他是清一色的兖州子弟兵。　
　　西南集团以豫州兵为主，后孔伷部融入中部集团，李旻部并入南部集团。　
　　南部集团的主力是孙坚的长沙兵，战斗力极强。　
　　关东联盟业已集结完毕。作为一个充斥着名士且多是现任的东汉地方州郡长官组成的联盟，使我们的诸多悬疑为之释然：周、伍行政绝非真心要与董卓合作。袁绍等人出逃，与京官外任州郡是联盟成立的前奏。而东汉中后期以来面对皇权的变异，士大夫企盼强臣的出现，渴望武装的支持。然而在剔除了变异皇权的毒素后，却迎来了武人对皇权的践踏，强臣并没有终结政治的败局，却最终促成了士大夫群体的武装化。　
　　既然如此，关东联盟就应该凭借武力同董卓一决雌雄，解放皇权，恢复士人政治。可是事实却与之相背离。　
　　关东联盟成立后，我们只发现有两部人马在主动出击：一是曹操率弱旅战于汴水，虽有张邈的策应，但还是被凉州军打得溃不成军，曹操只能退出战场，前往扬州募兵，以便再战；一是孙坚在南部的孤军奋战。孙坚曾经与董卓共事一场，对于董卓多少有些了解，他曾向当时主持西部军事的张温建议，将抗命不遵的董卓，军法从事。此番与董卓交兵，凉州军并未占到丝毫便宜。董卓就曾叮嘱手下，对孙坚要多加留心。而正是这位让董卓忌惮的孙坚，却受到了自己人的暗算，负责其后援的袁术，不给军粮。没有饭吃，这仗还怎么打？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场景呢？难道关东联盟的诸家牧守们不思进取，是惧怕董卓的武力？　
　　当时尚在朝中、还能得到董卓信任的郑泰就曾经为董卓分析过盟军与董卓军的优劣，大意是讲关东百姓忘战日久，没有战斗力，袁绍等人平日养尊处优，没有将帅之才；董卓就不一样了，身经百战，熟悉军事，手下将士都是天下强勇。结论是：盟军人数虽多，却中看不中用，董卓自然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两军对垒，力量的强弱，是客观存在。如果一味地强调它，也就失去了集合武力的意义。况且，郑泰是士大夫安插在董卓身边的耳目，他的真实用心，无非是再次扰乱董卓的判断，而董卓也确实觉得郑泰是个可用之才，一度想把洛阳军事托付给他。　
　　即便是惧怕了董卓的武力，也不至于断人粮草，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吧！而关东联盟的结而不战，直至最终解散，却另有缘由。要解读它，还需随着董卓的“清醒”慢慢道来。　
　　董卓能够“清醒”，得益于他从西部的忧虑中解脱了出来。白波军没有继续南下，而是转向东部，西部交通还可保持通畅，董卓稍稍舒了口气。而面对要发动东征的盖勋和皇甫嵩，能够帮助董卓的，却不是武力，而是皇权。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明摆着就是要剥夺皇甫嵩的军权。随后，天子诏书发出，征皇甫嵩入京任城门校尉。胸怀忠义的皇甫嵩便匆匆踏上了进京的道路，将谋士梁衍的话置于脑后。　
　　此前，梁衍在看到董卓发来的诏书时，就清楚地指出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能行诛杀宦官之举，但他却不能尽忠国家社稷，滥杀无辜，随心摆布皇权，废少立献，现在又征调将军进京，此次进京，将军凶多吉少，大则会遭遇不测，小则会受到董卓的侮辱。而将军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号令海内，讨伐逆臣，这样，袁绍在东，将军在西，董卓就成了瓮中之鳖，会乖乖地束手就擒的。”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3）　　　　　
　　可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使皇甫嵩能驱动豪勇之气，去拯救国家于危难，也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认可，以免世代忠义蒙上图谋不轨的灰尘。这就是他的愚忠了，他不懂得国家行将不存，空守忠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到头来，只害得京兆尹盖勋陪伴他去走完这条已是荆棘丛生的忠义之路。　
　　董卓得知皇甫嵩已经离任，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心腹之患消除了，再来看看沸沸扬扬的洛阳周边，他根本就没有把盟军的刀枪放在眼中，也许是他认为摧折这凶猛的兵锋，实在是举手之劳。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除“内奸”，割断盟军与朝堂的联络。周毖、伍琼丢了性命。　
　　第二件事，军事上转入进攻。董卓先是派兵在盟军控守的河阳津正面摆出进攻姿态，暗自却将主力渡河绕到盟军背后，趁其不备，发动进攻，盟军被击溃。洛阳西北压力得以减轻；在洛阳南部，董卓军与孙坚的长沙兵陷入拉锯战中，一时胜负难料。　
　　第三件事，政治上点中盟军的“死穴”。董卓叫郎中令李儒拿着鸩酒去见废帝弘农王辩，告诉他：“把它喝下去，会驱除邪恶。”业已成年的刘辩又怎能不知道这其中的杀机。但，他又能做怎样的抗争呢？“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在凄婉的歌声中，十八岁的弘农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弘农王的死，极大地冲击了盟军的心神。原本抱有否定董卓废帝行为的关东联盟，顿时失去了前进的坐标。毕竟，否认废少立献，就意味着要恢复弘农王的皇统。而弘农王一死，摆在盟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承认献帝皇统，听任武人的摆布；二是另立皇统，与洛阳现政府彻底决裂。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联盟中部大营中的州郡长官们在酸枣宣读了一纸盟辞，大意是说：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盟辞写得慷慨激昂，闻之倒也令人振奋。国难中展现臣节，印证的是士人舍身取义的价值观，是值得褒扬的行为。但较之此前的三公移书，就不难发现，在这里国难已经变更，新国难成于“毒杀弘农”，献帝仍旧没有得到尊崇。就此点而言，盟军也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可惜的是，只想以死抗争，“粉身碎骨”了，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天子，终极的政治目标就没有找到，人们无所适从。　
　　而在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俨然谁登坛场，灾难就将降临似的。最后主盟者却是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的，盟辞发自功曹之口，究竟能代表哪一方的意愿呢？而袁绍、袁术、韩馥、王匡等尚在各自营盘中，对此表现淡然，缺少了他们的会盟，酸枣会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是要分割士人刚刚积聚的武装，以酸枣之众去面对凶残的董卓吗？　
　　这一切都不是，没有政治目标的酸枣盟辞只不过是应时的文章，它不具有丝毫的约束力，至于盟辞所郑重言及的对毁盟者的制裁，只是闪过耳边的咒语，又有几人会相信它的效力呢？之后的日子里，酸枣诸军悠闲地屯扎在营地中，诸将们则日日在高歌纵酒。　
　　而西北集团的袁绍和韩馥却在另一条道路上寻找着可能的转机，那就是拥立新帝。他们选定的是幽州牧刘虞。虽然二人在拥立的事情上竭尽心智，但却并非是为了给联盟树立起一个终极的政治目标，来凝聚向心力，二人各有主意。而刘虞这位忠厚的长者，对此则大为气恼，认为是“逆谋”，玷污了他的名声，坚决不做这个新皇帝。拥立的路也就走不下去了。　　　　　　　　　　　　
不思进取：兴兵赴国难却因势利散（4）　　　　　
　　盟军仍旧在聚而不战。但是，这一局面不会再维持多久了，没有了政治目标的关东联盟很快就要离散而去了。曹操在《蒿里》一诗中这样写道：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这里曹操描述的是关东联盟从一开始的同心协力，到后来的分崩离析的过程。其间曹操提到的“势利”，无疑就是导致联盟解散的关键所在，它告知我们：关东联盟的分化是在有目的地进行着。这层意义还要从“自相戕”中得以揭示。这里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先来看看中部集团中的兖州刺史刘岱，这本来是个讲“孝悌仁恕”的谦谦君子，却对东郡太守桥瑁有了偏见，杀了桥瑁，派人接管了桥瑁的地盘；他还给冀州治中刘子惠去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刘岱杀性已起，杀了桥瑁还不算，还要杀韩馥。　
　　再来看盟主袁绍。他要取代冀州刺史韩馥的位置，韩馥手下人不答应，就劝韩馥断绝袁绍的后勤补给或直接与之兵戎相见。在袁绍实现了与韩馥之间的权力交接后，鲍信则认为袁绍实际上就是又一个董卓，他与曹操商议要“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三国志》卷一二《鲍勋传》注引《魏书》）。这时的袁绍似乎也已经是暴戾无比，张邈因为好意劝说他几句，他就不顾多年朋友的情谊，指使曹操去杀掉张邈，这件事因为曹操的反对而作罢。　
　　还有那位孙坚，吴主孙权的父亲，在进军的过程中，先杀了刺史王睿，后杀了南阳太守张咨。　
　　……　
　　之所以会出现联盟成员之间的不谐和，乃至仇杀，就是“势利”惹的祸。要知道，地方政治单元一经形成，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