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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三国前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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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到中平六年的夏季。何进要杀宦官，是因为宦官中有一个异己分子——上军校尉、小黄门蹇硕，他手中有兵权，他与董后结盟，他还希望皇子协做皇帝。蹇硕被除掉了，何进要杀宦官的动力也就没有了。但是，杀宦官可不是何进自己的事，说不杀也就不杀了。袁绍等人害怕何进变计，才建议引外兵进京。何进之所以会答应，是因为何进想借此给宦官提个醒，而袁绍却另有打算。
在袁绍献此计之前，他满脑子里全是建宁元年事变，窦武、陈蕃要杀宦官反被宦官所害，症结在哪里？除去北军失控的因素外，还有什么可以引以为戒的？当年陈蕃与外戚大将军窦武能够合作，是因为窦武具有士人的身份，一旦肃清宦官之后，大概可以避免重走外戚专政的老路，太后也许会因为陈蕃有恩于己，以及父亲与士大夫的亲密无间，还政与臣。可是，袁绍面对的何进，是个“屠家子”，士大夫不会发自内心地去接纳他。何太后对士大夫也没有丝毫的好感，即便是借助何进的力量剪除了宦官，也不知士大夫能否从中获益。既然存在未知，而何进又在诛除宦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旦何进变计，就会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为防患于未然，还是有所准备的好。而应对突变，拥有武装是最佳的选择。
当时对引外兵入京持反对意见的陈琳、曹操和郑泰只看到了消极的一面，是站在了何进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却未想到外兵可以为己所用。
我们已经知道此次要进京的外兵共有八支，除毌丘毅一支难以查明外，其他七支的向背是可以推断出来的。桥瑁，是灵帝朝太尉桥玄的族子。桥玄，是位能臣，可以说位“称职相”，只是后来因为对政治丧失了信心，甘愿引灾异自劾。桥瑁作为名公之后，他的郡国兵理应站在士大夫的阵营中。王匡、鲍信是和伍孚一样的侠士，诛灭宦官，他们岂能畏缩？再说丁原、董卓，他们与袁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则秘密后来由公孙瓒揭示出来。那是在公孙瓒与袁绍交恶的时候，公孙瓒向天下公布了袁绍的十宗罪，在当时，凡是这样的文字不仅要写得漂亮，而且还要有实际的内容，要做到揭露隐秘，直刺敌人的最痛处。在公孙瓒的记忆中，袁绍犯下的第一宗罪就是：“何氏辅政，绍专为邪媚，不能举直，至令丁原焚烧孟津，招来董卓，造为乱根。”（《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典略》）由此可见，丁原、董卓的行动实际上是要听命于袁绍的指挥。而张杨、张辽二人，原本就是丁原的部下，与丁原共进退也在情理之中。后面我们要谈及的由袁绍主盟的关东联盟中，还会遇到桥瑁、王匡、鲍信、张杨等人，这也证明了袁绍完全可以驾驭外兵。
除外兵外，京师中能够明确的亲袁武装有虎贲中郎将袁术统领的虎贲卫士、典军校尉曹操所部，并且袁绍还秘密地招募了千余人，埋伏在洛阳城外。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以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要放弃何进，一旦何进变计，也就是士大夫动用武力之时。
何进对此也有所觉察，虽然他同意了袁绍的建议，但几乎在同时也免去了袁绍的军职，让他去做了司隶校尉，名义上给了他很大的权力，让他“专命击断”，实际上是对袁绍的防范。而对于外兵进京，何进也做出了纠正，前面我们讲到何进派种劭宣诏阻止董卓进京。单就何进选派种劭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何进要放弃引外兵入京的计划。为什么这么说呢？董卓抗命已经不止一次，诏书对于他的制约很有限。但是，持诏者是种劭，这就不同了。董卓曾经接受过种嵩的辟召，是种嵩的故吏，而种劭是种嵩孙，按照东汉的官场规则，故吏视举主为君，钱穆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两重君主的观念”，吕思勉先生认为这是“封建的余习”心理在作怪。故吏对于举主的后代都要礼遇，不能有丝毫的造次。并且，种嵩在西部的威望很高，在他死的时候，“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后汉书》卷五六《种嵩传》）。有了祖上的恩德，种劭却兵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何进阻止董卓进京的决心可见一斑。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3）
但种劭并没有阻止住董卓的进军步伐，董卓进入了河南境内，何进已经失去了对董卓的控制。其间有一个董卓上书的问题值得深思，而史书记载则较为混乱：
1《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说：“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并密令上书。”
2《后汉纪》卷二五“中平六年秋七月条”：“董卓到渑池上书。”
3《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卓得召，即时就道，并上书。”
以上三种史书所记载的上书内容又与《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中的内容大有出入，《资治通鉴》和清人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则把它们混为一谈，实不知董卓在进京途中有两次上书，一次是在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西），一次是在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东）。而“上书”则是解决董卓失控问题的关键。
首先，“密令”上书系渑池上书，即《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和《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所录内容，与何进无关。这是因为：渑池上书的内容，突出了以张让为代表的宦官扰乱政治是董卓进京的条件，张让等宦官与何进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反而对何家有恩。处于犹疑之际的何进，不会指使董卓在上书中把张让定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将张让树为自己的仇敌。另外，种劭持诏却兵，与董卓会晤的地点就是渑池，如果何进“密令”董卓上书的话，则与却兵相抵触了。而张让等却是党锢之祸的制造者，与士人势同水火，不能两立，“密令”想必与袁绍有关。为防何进变计，在种劭出京的同时，袁绍也派人密令董卓上书，将国家大义搬出来，化解却兵诏书，这可是一招妙棋。
其次，董卓在置种劭宣诏止兵于不顾后，在进军途中，再次上书，这是新安上书，即《典略》所记载的内容。董卓在新安上书中是这样写的：
臣认为天下之所以会出现大逆不道的人，原因就在于黄门常侍张让等人侮慢天常，篡夺王命，他们父子兄弟霸据州郡，凭借一纸文字就可以获得千金的利益，京师附近数百万的肥沃良田都被他们霸占去了。这一切使得怨气充塞，动乱不绝。我前一次奉诏讨伐於扶罗（按：董卓就任并州牧的使命之一就是讨伐於扶罗。於扶罗，南匈奴单于，活动在河内、河东一带）的时候，将士们又饥又乏，不愿意渡河作战，都要求先进京杀阉宦，为民除害，向朝廷讨要军饷。臣加以安抚，军队已经行进到新安。常言道：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肉；及溺呼船，悔之无及。
董卓虽然仍旧把阉宦作为讨伐的对象，但他却只字未提士大夫或何进的意愿，而是把手下将士摆在最为显要的位置，是有了他们的请求，才会有董卓的进京。在这种因果条件下，使得董卓在对待这场以清除宦官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既不依附于士大夫，也不听命于何进，而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群体——凶猛的武人，并使其负有了政治使命。董卓撰写的不同于“密令”的上书，无疑就是他政治独立的宣言书。有了它，董卓就可以摆脱一切束缚，为那崇高的“道义”而战。董卓就此解放了他自己。他不必再去理会什么却兵的诏书，催动着三千亲兵继续东进，急切地赶往洛阳。
此前董卓两次上书拒命，对却兵诏书置若罔闻，渑池上书，直至新安上书，皇权在董卓那里没有了威严，他可以随意加以否定或更改，之所以如此，余英时先生提出的“边境中国人蛮夷化”、“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7、468页），似可对这位“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卷六《董卓传》）的边地武人行为加以诠释：“蛮夷化”的董卓、缺乏对中国文化传统认同的董卓、出身行伍的董卓，不会像那些从小就读书诵经的士人那样，服膺纲常名教，其与皇权的对抗，是可以理解的。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4）
但还应该看到的是：董卓从做郡吏，到入司徒府为掾，做羽林郎，一步步成长为东汉帝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他还是汉官，他还要为国家利益而战，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皇权对其军功的认可，以维系其在政权中的地位。但越是与政权接近，董卓就会更加真实地感到以“凉州三明”为代表的前辈武人的苦恼，“凉州三明”虽然军功显赫，但他们要在政权中立足，还要有所依附，像皇甫规、张奂对士人认同的向往，段颎对宦官的逢迎。况且，他们也看到以军功立足于政权的局限性，还要试图通过“士人化”来去除其武人身份。
而在灵帝末年，董卓的强大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了，他和皇甫嵩被认为是“安危定倾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董卓所掌握的军队，其主体是湟中义从和秦胡兵，他们不同于中央禁军，有畏惧宦官的心理和效忠东汉皇权的意识，而是董卓豢养的一支私兵，唯董卓旨意是从，“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郑泰就曾说：“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后汉书》卷七〇《郑泰传》）被视为天下强勇的六支力量中，董卓就拥有三支，有如此实力，又有“凉州三明”的经验作为借鉴，具有轻视皇权倾向、发布了“政治独立宣言”的董卓，势必要在渐趋安寂的洛阳政变中再掀惊天骇浪。
在董卓新安上书的同时，洛阳已经成了血与火的海洋。短短的四天时间里，何进被杀，宦官被士大夫诛绝，帝国朝廷在飘摇动荡中，渴望着安宁与和平。
非常之举：废少立献（1）
要恢复洛阳的政局，就需重新安置皇统，条理士人政治的脉络。但士人对此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朝中的重臣还在缄默不语。是因为何太后与士人原有的隔阂依然未得到化解，还是因为衰败的政治实在是无药可治了呢？也许是士大夫还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中，无暇他顾……
历史显然在这里出现了空白，在未知和无序中，已是中平六年八月辛未的夜间，洛阳政变接近尾声的时候，董卓率部出现在洛阳郊外。此时，董卓正在迅速地调整着他进京的目标。关于董卓现身洛阳郊外，史家的记载不尽相同：
1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三国志》卷六《董卓传》）
2（八月）辛未，公卿以下与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А逗杭汀罚�
3卓适至，屯显阳苑。闻帝当还，率众迎帝。（《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献帝春秋》）
4帝望见卓兵涕泣。群公谓卓曰：“有诏却兵。”卓曰：“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
5（八月）辛未，帝还宫，公卿百姓迎于道。并州牧董卓适至，闻帝在外，单骑迎于北芒上。（《后汉纪》卷二五《孝灵皇帝纪下》）
6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上述史料虚虚实实，似乎很难辨别真伪。但细加推敲的话，可以看到：既然是董卓已经探明了“少帝在北芒”，那么他对洛阳政变的结局，就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董卓在朝中亦有眼线，董卓弟董旻时任奉车都尉，在洛阳政变中也是一个活跃的人物，他伙同何进的家将，杀掉了何苗。如果是董卓与公卿一同“迎帝”，就不会出现“有诏却兵”一幕。因而董卓进军北芒（现称北邙山，位于洛阳以东，属秦岭崤山余脉，此地为东汉、魏晋及北朝的皇陵所在地）的可能步骤是：董卓已经知悉洛阳政变的结局，在得到公卿大臣已前往北芒迎帝的消息后（通风报信者大概就是董旻），随即率军前往。而董卓进京的前提是清君侧，诛灭宦官，这不仅是当初引外兵的用意所在，也是“密令”赋予他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董卓自己在新安上书中获得自我解放的依据。但是，洛阳政变的结局却是宦官、外戚两亡，董卓进京的前提不复存在了。那么，董卓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在新安，董卓既然已经把自己视为外戚、士大夫之外的第三支政治力量，他昼夜兼程赶来，不是为了无功而返；寻找战机，见机行事，才是武人的本色，也是董卓的拿手好戏。当董卓来到北芒，看到还处于惊慌中的汉天子的时候，战机显现，进京的目标随之更改，他要插手政变之后的皇权安置。上引《典略》所载董卓在北芒同公卿大臣的对话就是证明。那话外之音恐怕会让公卿大臣们为之一震吧，“匡正王室”只有他董卓才能办得到。
还是在北芒，董卓就已经有了“匡正王室”的办法，《后汉书·董卓传》作了这样的描述：
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陈留）王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少帝的眼泪和他的一言不发已经无关宏旨，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一个小娃娃，就足以让董卓想入非非了，“贪孩童以久其政”的道理便活灵活现地摆在董卓的面前。他要单方面认亲，而陇西董氏和河间董氏是否亲族，谁又会跟这位武人理论一番，辨析个清楚呢？成了“外戚”的董卓，就有责任来完成董太后未尽的事业，并且可以用董后的亡魂压制何太后可能的复兴，从而扶立“聪明”的陈留王为帝，这就已然成为董卓调整后的进京目标。
废旧立新，听起来倒是熟悉，那是名士想做，却没有条件做到的事情。董卓能做到吗？刚刚清除了朝堂污秽的士大夫会坐视不管吗？
非常之举：废少立献（2）
而董卓自有他的办法，士大夫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做为武人，初来乍到，董卓最为关注的是：京师中的军事力量是否能够对他形成威胁？比较之下，董卓有些害怕了。中央军、原属大将军和车骑将军的家兵、执金吾丁原所部并州军、司隶校尉袁绍的私募武装以及已经回京的鲍信、张辽募集的兵卒……董卓以区区三千人马要想行事，控制政局，显然是痴人说梦。但混乱之际，武力松散，又为董卓的冒险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他就来了个瞒天过海，摆起了疑兵阵。具体的做法就是：夜间悄悄把兵马调出城外，白天就敲锣打鼓，旌旗蔽日地再回到城中，还要在行进过程中，散布着“凉州军又来了”的消息。每隔四五天就来这么一次，人们被凉州军的“强大”折服了。受此蒙蔽，群龙无首的何进、何苗家兵归顺了董卓；吕布杀了丁原，率并州军投入到凉州军营中；在此带动下，张辽也没了选择，所部千余人步了同乡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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