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三国前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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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件事发生在中平五年（188）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杰之士，他们是：陈逸、许攸、周旌、襄楷等人。陈逸，陈蕃之子，在陈蕃罹难之后，得到陈蕃友人的保护，逃匿民间。许攸，前面已经做过介绍，是“奔走之友”的成员之一，他在冀州的出现，莫非是有使命在身？周旌，事迹不详。襄楷，这是一个与早期道教和佛教东传都有关联的人物，善“天文阴阳之术”，也正是基于他对天文变化的预测，“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才使得王芬等人决计乘灵帝北巡之际，废灵帝立合肥侯，并以地方盗贼横行、侵扰郡县为名，募集到了一支兵马。后灵帝取消北巡，刺杀行动流产，王芬自杀。　
　　在这三件事中，窦武要控制北军，张玄看重的是张温手中兵权在握，王芬要募集郡国兵，思路基本一致，就是以武力为依托，消灭控制皇权的势力，乃至废旧立新。看来，武装已经成为解决东汉政治难题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窦武的失败，张温的不作为，王芬的自杀，又使得武装能否为士大夫所用成为问题。　
　　而桓灵以来，名士任侠蔚为风尚，士大夫出现武人化的倾向，使得武装必将成为士大夫的囊中物。　
　　先来看名士任侠，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前面讲“奔走之友”中就有“力能兼人”的侠客伍孚，那位党人名士张邈也是侠肝义胆。伍孚后来作为海内名士进了何进幕府，在那里他并不孤单，同气相求者有王匡、鲍信等人；王允也是文武兼修，“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还有那洛阳公子的任侠仗气，这洛阳公子中不仅有袁绍、袁术兄弟，还有日后将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曹操。仗气是年青人的性格特征，无需深究。而任侠，就要有些功夫了，所以韩非子会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这里举曹操的一个例子：一次曹操偷偷摸进大宦官张让的房间，被张让发现，曹操就展示了一下他的武艺，“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于是，就有人评价他说：“才武绝人，莫之能害。”（《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此外，任侠者多权谋、喜兵法。袁绍为何进出谋划策，引外兵进京勤王，是一例；曹操汇集诸家兵法，编成了《接要》，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又是一例。　
　　这些任侠的名士们，后来大都要与军事结缘，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军旅生涯。像袁绍，担任过西园军将领；曹操，要比袁绍更早地接触到武装，他曾经作为骑都尉，率部进入颍川，与黄巾作战。后来也进入西园军，任典军校尉。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能够为“国家讨贼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袁术，从折冲校尉做到统帅宫内卫士的虎贲中郎将；王匡、鲍信等回到家乡招募兵马，有了自己的武装……　
　　担任军职，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进程；接触武装直至控制武装，使得士大夫在理性行政之外，又有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强有力工具。窦武的覆辙不可重走，张温的不作为成为过去，更不能像王芬那样被逼上绝路，武装最终要为士大夫所用，中平六年宦官斩杀何进，使得士大夫的武力得以释放，外戚、宦官两亡，京师的武装理应置于士大夫的掌控之中，他们也要为东汉的政治前途作个选择了。　　　　　　　　　　　　
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4）　　　　　
　　但是，时间却不容士人仔细去研判得失。从洛阳的西北方向杀来一支令人生畏的凉州军，于是，一切情理之中的事情就由此被打乱了。　　　　　　　　　　　　
*武人崛起　　　　　
　　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　　——《后汉书》卷二二范晔论　　　　　　　　　　　　　　　　　　　　　　　　
武人的士人化：有功无名的尴尬　　　　　
　　东汉安帝以来，西部边事不稳，羌人的袭扰，足以牵动帝国的政治神经。对羌战争开始不断升级，边地武人在军事上随之崛起，名将辈出，“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就是他们的代表。　
　　边地武人能够在沙场上冲锋陷阵，斩将夺旗，为国家立功边境，但要在朝堂之上有话语权，把军功转化为政治权力，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也让他们很苦恼。路在何方？他们在思考，他们在摸索。　
　　索性武人不做了，放下剑戟，做个读书人，看这样做行不行？皇甫规做了十四年的私学经师，沉下心来，精研《诗》《易》，教授门徒多达三百余人；张奂曾拜当时经学名家朱宠为师，专修《欧阳尚书》，对《牟氏章句》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撰写了三十余万字的《尚书记难》；段颎也“折节好古学”。但是，战事一起，就有人坐不住了，要毛遂自荐，要请缨出战，而且在朝臣眼中，你再饱读经书，也还是个武人，不去打仗，还能做些什么呢？　
　　或者在情感上与士人沟通一下，凡是士人所痛恨的，也是自己所不睬的，希望他们真心地把自己当作一家人来看待。像皇甫规不与外戚大将军梁冀为伍，说他是尸位素餐之徒；党锢之祸的时候，还要上书附党……但是，到头来还是“虽为名将，素誉不高”（《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再说张奂，学问做得不错，功劳也不小，终于进了朝堂，却糊糊涂涂地掉进陷阱中，成了宦官镇压窦武的爪牙，“扬戈以断忠烈”（《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范晔论），这可怎么能让士大夫接纳他啊！　
　　或者做个“识时务”者，盘结权贵，像段颎那样，甘愿为宦官卖命，去缉捕太学生；投天子所好，花钱买个太尉。但，最终却落个人财两空，身败名裂。　
　　可见，武人要正常地出将入相，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凉州三明”那里还做不到。　　　　　　　　　　　　
忠君：皇甫嵩的底线（1）　　　　　
　　不过，东汉政治在桓灵时期的急转直下，羌事未息，黄巾又起，国家武备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异常地壮大起来，可以拥兵征伐的将军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前辈所无法实现的愿望就在眼前。新武人的代表皇甫嵩（皇甫规的侄子）和董卓在不同道路上寻找着转化的机关。　
　　而启动机关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皇甫嵩之侄皇甫郦就曾明确地说：“朝廷失政，天下大乱，能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人，只有叔父和董卓了。”　
　　但囿于大丈夫要为国家立功的忠良思想，皇甫嵩并没有在政治的路途上比前辈走得更远。　
　　中平年间，皇甫嵩在与黄巾的作战中，屡建奇功，做了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声望已经达到了巅峰，民间的歌谣这样颂扬他：“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要知道，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对于大名，可是日思夜想，煞费心机。可是，皇甫嵩并不快乐，他曾和他的部下阎忠做过一次长谈，表明了他的思想。而在那次谈话中，阎忠则充任了一个异常激进的角色。　
　　阎忠说：“这世上难以得到又最容易失去的是机遇，机遇来了而没有错过，这就是机会。圣人都要等待机遇而有所行动，聪明人也是因为有了机会才有所表现。现在将军您已经有了难得的机遇，而要白白错过，这可怎样保全您的声誉呢？”显然，阎忠是要借机遇和声誉来引导皇甫嵩做出某种选择。　
　　进而，阎忠又说：“天道不会无缘无故地袒护哪一方，百姓只认同有能力的人。现在将军拥兵征伐已获大功，朝野上下都已经知道了您的威名与功德，即使是汤武在世，也无法超越将军您啊！既然这样，您又要一心一意做臣子，这怎么可能呢？”阎忠的愿望已经呼之欲出。　
　　皇甫嵩却对阎忠的质疑大不以为然，他说：“我一心为了国家，忠心耿耿，心安理得。”　
　　阎忠显然不希望自己的一番努力就此功亏一篑，话不说不透，他拿出汉初韩信作例子，劝告皇甫嵩说：“韩信当初仅仅为了那一点点的恩遇，就舍弃了三分基业，人家都把利剑放在他的喉咙之上，他才悔恨叹息当初，想法错了，机遇也就丢掉了；现在的皇帝没有刘邦、项羽那样的权势，并且将军所拥有的武力已经超过了韩信，您只要振臂一呼，征集冀州精锐，调动七州兵马，宣布起兵，渡漳河，饮马孟津，诛除宦官，消灭群凶，大功告成，便可天下归心。然后请命于上帝，南面称制，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现在的政局，小人当道，主上昏庸，将军建立了不赏之功，已经受到了别人的猜忌，如果不早有所行动，后悔就来不及了。”阎忠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让皇甫嵩千万不要走韩信的老路，应该当机立断，抛弃衰败的汉家王朝，拥兵造反，自己做皇帝。　
　　阎忠的激进，并不是他个人的奇想。如果说名士张玄鼓动张温起兵，还摇摆于锄奸与造反之间，那么冀州刺史王芬等名士要密谋刺杀灵帝，就已经将士大夫信仰中至高无上的皇权视为无足轻重的玩物，士人的忠君思想已处在飘摇动荡之中。只是身处变革，时机尚不成熟，形势还不明朗，能够为之欢呼雀跃的士人还很少，曾得知王芬之谋的华歆、曹操就拒绝参与。曹操就认为王芬等人废旧立新，与历史上伊尹、霍光所作的事情不可同日而语。伊尹忠诚坦荡，德高望重；霍光是国家重臣，有太后的支持，有大臣的呼应。而王芬等人只是看到了人家成功的一面，却没有考虑现在的实际情况，这就很危险了。华歆则认为王芬不能断大事，不会取得成功。　
　　这样看来，变革就在于时、势所向。那么，阎忠所鼓吹的机遇，是否能在皇甫嵩那里成立呢？　
　　而士人要变革，要完成对变异皇权的否定，需要经过自身武人化的过程，要实现与武装的结合，获得变革的工具；而武人，重兵在握，只需一声号令，晃动手中的刀枪，就可以实现变革，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为与不为的选择。　　　　　　　　　　　　
忠君：皇甫嵩的底线（2）　　　　　
　　皇甫嵩身为名将，世代忠良，只因为阎忠的一番机遇说，就让他的思想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现实。因此，在听完阎忠激昂慷慨的话语之后，他也表露了自己的心声：“非常之谋不适用于当今这个时代。要建立功绩，怎么会是我这样的庸才能够办到的事情？……现在人们并没有忘记皇帝，老天也不会保佑叛逆。如果虚假地去创立不切实际的功绩，就会很快招致灾祸。不如尽忠于朝廷，恪守做臣子的节操。虽然现在有小人散布谗言，但对于我来说，最坏的局面不过是被流放或者被撤职，可是我的声名就可以流芳百世。你的见解，我实在不愿意再听下去了。”皇甫嵩坚持要做完他的忠臣之梦。　
　　但是，对于同样握有兵权的董卓，情景就大不一样了。他决心尝试一下皇甫嵩所不愿意做出的非常之举。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1）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先是作过州郡吏，后来在段颎的推荐下，得到司徒种嵩的辟召，成了司徒府中的属吏，这也就给了他一个金色的前程。因为在东汉，成为三公府的属吏，升迁的机会特别多，在短时间做到二千石的大官都有可能。但是，他似乎还是没有摆脱武人的宿命，朝廷看重的是他六郡良家子的出身，让他做了羽林郎，目的就是把他培养成为名将。所谓六郡，大概还是沿用了西汉的政区概念，指的是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南部、宁夏、山西西部和内蒙古北部。六郡为汉帝国的西北边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记其民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所谓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非百工，便可纳入良家的范围。董卓膂力过人，可以上马骑射，还有谋略，做一名职业军人，倒也适合他。　
　　事实证明，董卓在军事上还真有些天分，然而他并不是一位常胜将军，到了东部，和黄巾交锋，他败了；到了西部，尤其是在凉州，他就能建功。于是，董卓就成了安定西部边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那次张温作为总统西部军事的汉军主帅讨伐凉州边章叛乱时，董卓随营效力，却不服调遣，孙坚（三国吴主孙权的父亲）就劝张温杀掉董卓，以肃军纪，张温却无可奈何地说：“董卓在西部声名远震，今天杀了他，以后战事一起，就没有依靠了。”　
　　鉴于董卓在西部的强势，朝堂之上也就有限制董卓的呼声。在董卓再度出任前将军，统军两万平定三辅之乱后，这种呼声已经为灵帝所重视，他也不希望在西部出现与自己分庭抗礼的军阀。于是一纸诏书从洛阳发出，征调董卓出任少府。东汉的少府位列九卿，算是高官了，但所掌管的只不过是皇家的琐碎事务，董卓自然不会看中它，况且离开了军职，他就成了无源之水。于是，董卓公然抗命了，他在上书中说：“凉州现在还动乱不安，此时正是臣为朝廷效命的时候。而且臣的部属因为要报答臣对他们的旧恩，纷纷阻拦臣的车驾，使得臣实在无法上路。既然这样，就让我暂且行使前将军的职权吧！我一定会尽职尽责，杀敌立功。”董卓因为部属的阻拦而不能赴任，这是一个能让朝廷信服的理由？此时的董卓已经要挣脱约束，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了。　
　　天高皇帝远，加之此时的朝廷也无心对这位实权派人物做出更严厉的惩治，只能委曲求全，惟一的希望就是解除董卓的兵权，对于董卓的抗命可以不再追究。第二纸诏书便又发了出去，这次是任命董卓出任并州牧，把一州的军政大权交给他，并且并州亦属边地，董卓曾经做过并州刺史，看来朝廷此次的任命较之前次是动了脑筋的。面对诱惑，董卓有些心动了。但他依旧清醒地认识到凉州对他的重要。在凉州的土地上，他要将有将要兵有兵。一旦脱离了故土，董卓虽为州牧，想有作为，恐怕还要从头做起。显然，他又不希望失去这次机会，怎么办才会鱼和熊掌兼得呢？　
　　董卓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再次上书朝廷，对于出任并州牧一职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即就任并州牧可以，但他要带上他的亲兵。这对朝廷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为臣子的竟然敢明目张胆地同皇帝做起了交易。凭此举，就可以拿董卓问罪。可是，皇帝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国家疲弱，实在无力对这样的强臣做出处置。只要他能交出兵权，他有什么要求，就听之任之吧。　
　　董卓便得意洋洋地率领着三千亲兵上了路，前往并州赴任。　
　　与此同时，洛阳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灵帝驾崩，帝国政治一度处于真空状态。新皇帝要登基，士人要解决多年来与宦官的积怨，宦官要寻求生存的空间，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使得国家政治在焦虑中等待着未卜的将来。对于这位“悠然自得”的并州牧似乎已经忘记了。　　　　　　　　　　　　
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2）　　　　　
　　但外戚大将军何进却听信了袁绍的建议，要征调外兵进京，以此逼迫太后做出诛杀宦官的决定。这种迂回的做法看似画蛇添足，毫无意义可言，但对于被征调的一员，董卓却看到了新希望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