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古文观止-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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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如明）　
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
　　（曹光甫）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宋〕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众史，而自李缭纮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名而镵之东壁。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事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三司副使官署中，以往不记录历任副使的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冲之方才开始查考各种文献资料，终于查明了从李纮以前直至第一任度支副使查道的姓名，以及杨偕以前历任度支副使的官阶品秩，从郭劝以后，又查清了历任度支副使任职的年月，于是将他们的姓名写在石上并且刻在度支副使厅的东壁上。
　　能聚合天下之民众的是经济，治理天下经济的是法令，执行天下法令的是官吏。官吏不好，则虽有法令而不能贯彻；法令不当，则虽然经济形势很好而无从管理。经济形势很好而不妥善管理，那样连一般富商豪民都会有操纵市场的势力，获得垄断各种物资的利益，来与皇帝争夺黎民百姓，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无穷欲望，这不一定需要豪门强宗大势力的人才可以办到。如果到了这个地步还说是皇帝没有失去百姓，那只不过是徒有天子之名罢了。即使皇帝粗衣淡饭，终日操劳得精疲力尽，忧愁郁结于心，想使天下富足政治安定，我们知道这依旧是行不通的。由此看来制定正确的法令，选择好的官吏来贯彻，从而管理好天下的经济，即使是上古时代的尧舜也不能不以理财为第一重要的事情，更何况后世乱乱纷纷的世道呢。
　　三司副使是当今的大官，朝廷所以在各方面都非常器重。因为如今管理经济方面的法令，如果有不足之处，主管者就有权在朝堂上与皇帝一起讨论后而加以修正，并不一定要求死守现成的法令，把财政收支管得太死，只要听从上级的命令就算了。它的职务是这样的重要，那么担任此职的官员的好坏，关系到天下百姓的利害也就多么重要啊！我们看到历任职官的姓名，并且知道他任职的年月，来考究他的政绩对于今日的影响，而且考察他辅助皇上管理经济的方略
　　，那么这人究竟是贤能还是不称职，把天下是否管理好，我们就可以因此而明白了。这大概就是吕君刻石的用意所在吧。
　　（丁如明）　
留侯论
　　〔宋〕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是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一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气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这可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当突然面临意外时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而他们的志向又很远。
　　张良从圯桥上老人的手里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么能断定这位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有识之士出来考验张良的呢？观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都是圣人贤士相互间劝诫的道理。世人未加细察，以为他是鬼怪，这就不对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兵书上。当韩国灭亡的时候，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无罪被杀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再世，也无所施展。一个立法严厉、苛刻的政权，它锐利的锋芒不能触犯，而当它走到末路时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但张良却忍不住愤恨之气，凭借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铁椎的一击来达到目的。当时，张良虽然死里逃生，实在是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决不肯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死在盗贼之手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杰出才干，他不去规划伊尹、周公那样安邦定国的谋略，却想出了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完全因为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行为重重地刺激他，让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说：“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了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低声下气地对待我们，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从郑国撤兵。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就投降吴国做吴王的臣妾，三年中丝毫没有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志向，而没有屈从忍耐的功夫，那不过是普通人的所谓刚强。那位老人，以为张良的才干绰绰有余，就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刚强锐利之气，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与张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却命令他做仆人、婢妾的事情，而张良却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责怪老人，这样秦始皇当然不能使他惊怕，而项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观察汉高祖刘邦所以取胜、而项羽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忍耐或不能忍耐。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出兵。高祖刘邦能够忍耐，保存强大的兵力以等待项羽的衰亡，这是张良教会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占了齐地，想自立为王时，刘邦勃然大怒，并且显露于言辞和脸色。由此看来，刘邦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盛气，除了张良，又有谁能替他补正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猜测张良一定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但实际上张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妇、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气概并不相称，所以我以为这就是张良所以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王兴康）　
贾谊论
　　〔宋〕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舜尧，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不是才能难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来实在困难。可惜啊，贾谊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则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则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于万一，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远远地超过它？遇到象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起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