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古文观止-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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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儒士修身养性时的庄重恭敬，又像和尚在静心打坐。这都是心志专一以后才达到的。他们一心用于练习技艺，苦思苦想地进行刻苦的训练，一再失败而不改变目标，研究动作成功的关键从而适应它的情势，终于找到了用力的部位所在；又反复练习了很久，直到非常纯熟绝无丝毫差错，才开始拿出来公开表演，这时就是拿天下难度最高的动作来让他们做，也都会变得极其简单。看来哪怕是细小的技术也自有它的道理啊！由此可以知道，极精巧的技艺来源于极平凡的训练，因为用意志凝聚了他的精神，用这种精神启动了他的天赋，这不是轻率从事、很快招致失败的人所能做得到这样的。这层意思庄子是知道的，但因为他爱惜自身而不肯用于天下；张仪、苏秦也是知道的，却以欺弄别人的国家作为演习，想要贪图富贵结果自己毁灭了自己的身躯或名声。庄子所称赞的宜僚弄丸、庖丁解牛、驼子捉蝉、纪渻子养鸡，直至伯昏瞀人站在千仞悬崖的小路上，向后倒退行走，腿跟几乎有二分露在悬崖之外；吕梁山的男子在三十仞高的瀑布之下游泳，湍急的流水冲出的泡沫直达四十里以外；没有哪件事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精神凝聚而不分散啊。树庐叟又扫视周围的观众，这些人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演员是在表演惊险的动作，而觉得他们和在平坦大道上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精神上与他们完全融化在一起了。厉害啊，习惯真能改变人啊。
　　那人对树庐叟说，祖先是从河南来到零陵的，技艺流传下来已有三代，徒弟达一百多人。家里虽有几亩薄田，却不胜赋税劳役的负担，于是带着他的妻子、以及妻子兄弟的妻子，哥哥的儿子，抱在怀中的幼孩，奔走四方卖艺以求糊口，倘有余钱还可供奉田赋。所到的江苏、浙江、广西、云南、贵州，长城以外的边界地方，都是挑担步行，也不向别人借用表演器具。所以熟悉各地的草木特性，有时拾取来补充食粮的不足，也用来喂养他们的幼儿。
　　树庐叟巡视那伙人，见他们穿着破旧的麻衣，一付飘泊流浪、陷于穷困的样子，却面带喜色、自得其乐，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无论男孩女孩，五六岁就开始教他们练功；年老而不再上场的，也都能靠积蓄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以大路为家，以表演杂技代替种田，互相传授技艺成为本家族的谋生手段。他们的肌体被严寒酷暑、风吹雨淋、冰雪交加锻炼得更加健壮，意志经受了跋山涉水、艰难的途程、世态人情的磨砺因而处处小心，所以男女老少都显得很愚笨麻木。他们身手矫捷机敏，胜过猿猴，但他们的性格却温和得像麋鹿一样。
　　树庐叟因而为之深有感慨。前代君王的教诲，许久已不宣扬不推行了。这些人处身于优伶与巫觋者的行列而恬然自喜，这是为夏仲御所深恶痛绝的；但由此也更明白了天地之大，万物会各自顺应它们的规律而生长发展，就像稻子和稗草同时开花结实一样，上天对它们是并不偏心的。他们固然自以为是在演戏，所游历经过的几千上万里路上，从高楼深宅的大户人家，以至人烟稀少的村庄，也无不以戏乐来看待他们，而我老翁独以为自有其作用。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做漂洗棉絮的事，更哪里有力量上阵打仗以试验那不龟手的药呢？只是假托几句空话记一点感想罢了。的确是这样啊。王介甫曾说“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孟尝君之门，所以士人由此而不肯去”。不能招致鸡鸣狗盗之徒倒也罢了，只怕吕惠卿之流的献媚奉承和巧言欺骗，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徒都不如。倘若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其门下，只会更利于招致天下的奇士，而孟尝君未必真懂得这个道理。信陵君、燕昭王知道这点，所以信陵君收留了卖浆者、赌徒、屠夫并加以重用；燕昭王以千金买下死马之骨，终于收纳贤士报了齐国的仇怨。宋朝也有张元、吴昊，即使连韩琦、范仲淹这样善于识拔才士的人都未能重用，反让他们为西夏效力。但愿不要再以我老翁的话为戏言了。可悲啊！
　　（邓长风）　
原君
　　〔清〕黄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则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选自《四部备要》本《明夷待访录》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
　　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
　　（邓乔彬）　
廉耻
　　〔清〕顾炎武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约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苴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芻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佖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土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壖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佖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日知录集释》　
　　《五代史·冯道传·论》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妙啊，管子的善于立论！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耻，是为人立身的大节。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便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末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这四者之间，耻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论及怎么才可以称为士，说道：“个人处世必须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耻，对可耻的事不感到羞耻，便是无耻了。”又说：“耻对于人关系大极了，那些搞阴谋诡计耍花样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耻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一个人的不廉洁，乃至于违犯礼义，推究其原因都产生在无耻上。因此（国家领袖人物）士大夫的无耻，可谓国耻。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会和道德日益衰微，礼义被抛弃，廉耻被掼在一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凛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风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鸡鸣，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实在未尝没有独具卓识的清醒者啊！最近读到《颜氏家训》上有一段话说：“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已十七岁，颇能写点文件书牍什么的，教他讲鲜卑话，也学弹琵琶，使之稍为通晓一点，用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处受到宠爱。’我当时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倘若通过这些本领能使自己做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干。”哎！颜之推不得已而出仕于乱世，尚且能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