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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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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你们今天是单独出来的?”
“我们不是单独出来的,我们是三个人。”弗兰茨说。
“这个人是你们的妈妈,是吗?”帕派逗孩子说。
“是的,”我很快说道,“也许您对此还有什么怀疑?”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
“没有,”他说,“没有丝毫怀疑。”
孩子们在摔打着木棍。维利和帕派的儿子正在试着重新脱下手套。我想制止他们,提醒他们要动身上路了。我想尽快离开这儿。
“再见……”我说。
“认识您很高兴。”帕派说。把这一我熟悉的声音同他的那张脸联系起来时,我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但刹那间,我对他的脸庞也熟悉起来,还有那个小小的酒窝。遗憾的是,我不能带走他的脸庞和上面的酒窝以作为对这次见面的纪念。
“祝您今天玩得快乐。”我说。
“祝您新年快乐。”帕派说着,一边匆匆摸了一下我那两个孩子的头发,表示告别。
帕派帮我把孩子抱到挂斗车上。
“好主意。”他说。
“是很妙,对吗?”我高兴地说。
然后他们离去了。他那诗人特有的头发在走动时上下摆动着。
我选了一条相反方向的路。
当我转过身来,他也正好转过身。
他向我招招手。
我也向他招招手。
“毕阿特,拿几个杯子来,现在不要接电话。”
埃诺看起来有些变化。我呆呆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才发现他把胡子剃掉了。埃诺没有胡子了。这使他丧失了原有的几分和气劲儿,看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妈妈的宝贝了。
“新年过得好吗?”
“很好,你过得也不错吧?”
律师先生刚刚刮过的脸上皱起了眉头。他说:“我感到非常孤独。”
“为什么?你不是还有妈妈吗?”我想稍微刺激刺激他。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没有你我感到非常孤独。”
6
这我早已预料到了。
“埃诺,你一定不是因为无聊才爱上我的吧?”
“不是这样的,”埃诺绷着脸说,“你不要胡思乱想。”
“对不起。”我一边说,一边努力保持着脸上的严肃。“你放假的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我在想你。”
“自然是因为公务才想我的喽。”我说,“你看了我写的东西没有?”
“没看。我母亲看了,我马上也要看的。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几乎两个星期都听不到你的消息?”
妈咪呀!这下我可惹祸了。律师先生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比现在还要亲密得多。
“我是想,要是在放假期间用我们家那些斗嘴吵架的事情麻烦你,你们律师圈子是不习惯的。”我装模作样地说。
“我们还可以谈些别的嘛!”埃诺绷着脸说。
“什么事?”
“我母亲看了你的笔记,她觉得非常有意思。”
“太棒了。”我写的东西至少使这位老人感到高兴了。
“她说你有了不起的写作天才。”
“过奖了。”我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内心里实际上高兴得要死。
“我母亲有个非常古怪的想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他千万可别说,他母亲认为我和他干脆结婚好了,反正我们以后也是邻居了嘛……
“埃诺,我想我们现在应该重新理智一些……”我抓起了威士忌杯子,想稳一稳自己的情绪。
“我母亲做事也许有点专横了些……”
我神经质地紧紧握住酒杯。我的天啊!也许她已经买好了结婚礼服呢!四十号,灯笼袖,带皱褶,圆领口,屁股后面拖着下摆和饰带!也许她已经请教堂登了结婚预告呢!也许两样都办了!
“埃诺,请告诉我,你母亲有什么好想法?”
我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紧接着,埃诺就放出了爆炸性的新闻。
“她把你的东西……你的……婚姻故事交给了一家出版社。”
我呆呆地看着他。“她把什么交给了出版社?”
“这段时间你到我们家来一下就好了。你们不来,她就有充裕的时间去读你的东西了。她读完以后就决定发表它。”
“那你没有阻止她吗?”
“没有,她今天早上才告诉我的。”
我一屁股坐到了猪皮沙发椅上,不知如何是好。一想到出版社某个自称编辑的鸟人,无聊地瞎翻一通我的笔记,然后摇着头,嘟囔着“都是胡扯,都是胡扯”,并把它啪的一声扔进旁边的抽屉里,我就羞得无地自容。
我决定发一通怒火。要是好好地想一想,这也的确是一件做得过火的事。
“我觉得太过分了。我想,你作为律师应该知道这一点,你有保守秘密的义务。要是你把材料给你母亲读,那你作为律师也应该有责任不使它落入陌生人之手。这种做法是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或叫其他什么名称。我告诉你,这件事会要你小命的!这是一件要上最高法院的案子!我要对我的律师提出控告!”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姑娘们怒火冲天,破口大骂,她们砸碎橱窗,掀翻汽车,连警察的高压水枪也不能使她们放弃这些欠考虑的过头行为。
我气得喘着粗气。眼下我也不清楚该用什么方式对他和阿尔玛·玛蒂尔采取行动。他对我家庭、个人和财政情况了如指掌,对他这一行当中的所有计谋与圈套已经运用得得心应手。他刚刚为我买下了我梦寐以求的心爱的房子,而且没收一分钱的佣金。他还接手了房子的全部整修事宜。他母亲基本上还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而且,我和埃诺不管怎么说还一起在鲸鱼皮上打过滚的。
可尽管这样我也要告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更要告他!
埃诺显得很吃惊。可他没有绕过办公桌,像我想像的那样,一边抓起我的手臂安慰说,“亲爱的,你继续大声吼叫吧”,一边偷偷地通过对讲机让人叫来备有橡皮间和紧身衣的救护车。
我猛地抓起酒瓶,用颤抖的双手给自己斟满了杯子。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的。”当我喝完酒并重新抬起头来时,我的律师说。
“混蛋!”我边骂边考虑该如何理智地了结这一局面。谁要是骂他的律师为“混蛋”,他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把杯子扔到他身上,要么把他的电脑摔到立柜的镜子上,要么用尖尖的皮鞋跟踹他的“敏感部位”。
埃诺惊慌失措地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翻了起来。他也许会掏出一支手枪来对准我……我的这一想法还没有结束,他就把一张纸条塞到我的面前。上面有一个八位数的电话号码,区号是汉堡。
“你可以在我这儿打电话,这是出版社的号码。你看,亲爱的,出版社叫新女性出版社,这名字对你很合适。”
“我才不想给这家该死的新女性出版社打电话,让他们把我的东西退回来呢!这是你的事,是挽回你职业信誉唯一可以补救的措施!要是你以后再把这些算到我账上,小心你的脑袋!”我冲他训斥道。
“我当然已经往那儿打过电话了。”埃诺说。
“结果呢?”
“他们想出版。”
“他们要出版?”
“是的,他们要出版!”
“你捉弄人!”
“不,是真的。他们要出版你的东西,只要你同意。”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埃诺急忙给我斟满了杯子,我机械地抓起它,放到嘴边。我的律师把我停止破口大骂看作是我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我脑垂体里的姑娘们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一个个变得气喘吁吁。
埃诺抓住了这唯一的机会,活力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我当然立即就同一位很亲切的……叫……嗯……”他在他的档案卡片里翻找着,“……叫浮士德博士的老先生草拟了一份临时合同。这位先生是主编,非常亲切,他建议把手稿送去付印。这位……嗯……浮士德博士先生自己已经看了手稿,他妻子也看了,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这位亲切的……博士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女性文学。”埃诺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浮士德?”我不知所措地问。
“是的,就叫浮士德。他很重视新的文学趋势。他说,妇女作品应与过去不同,要轻松活泼,不要那么严肃死板。严肃死板的作品已经充斥了整个市场。但是你的东西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版出五万册。”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一片寂静。
一只肥大的苍蝇在窗户上嗡嗡地叫着。
埃诺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五万册!我简直不敢相信。五万册呀,这不意味着将有五万个机灵的妇女要读我写的维克托·朗格和威廉·格罗斯克特尔的故事吗?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与别人无关。我要离婚,然后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我是为了这个才聘请你的。”
“可稿子还可以编辑加工呀!”埃诺说着,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我用力推开了他。不要动我,你这个叛徒!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们要下功夫把书中的名字全部缩写?就像报刊亭里出售的那些脏乎乎、皱巴巴的消遣书所做的那样?出身于K城、被人抛弃的母亲弗兰西丝卡·H讲述她同著名导演、出身于明斯特…布拉克罗的威尔·G的痛苦的婚姻故事。在封面照片上,我们的眼睛都用黑条条遮盖起来,孩子们哭叫着坐在肮脏的租房楼梯上?你为什么不马上同一家私人电视台联系一下呢?这样你就可以对着摄像机向我递上一束鲜花、唱《原谅我》的高调了!威尔·格罗斯就会从幕后走出,吻着我的面颊,泪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应该重归于好!而阿尔玛则坐在观众席上,捂着手绢嚎啕大哭!你一定为此拿了一大笔好处费吧?”
埃诺大惊失色。在他笨重的办公桌旁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发这么大的火。不管怎么说,还从没见过有人向他这位性情温和的律师发过火!
太绝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终于有了一种气氛!
我觉得自己有些了不起。现在正是好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女权主义运动者热烈鼓掌,给予支持。
“要是你冷静下来,我就把编辑的建议告诉你。”埃诺冷静地说。
我决定冷静下来,我毕竟难以压抑我的好奇心。这位编辑的建议是什么呢?埃诺作为我的律师和经纪人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说什么了?”
“他想同你坐在一起商量商量。他说,凭你的天分和幽默感,你可以把这一素材写成一本很有意思的妇女小说。他说,这正好符合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
“他是这么说的?”我问道。
“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了些别的事情。”埃诺又翻弄起他随身携带的小纸条来。“嗯……同老师的那一章……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了。我想,是同某个舞蹈老师……”
很清楚,埃诺本人对我的东西只字未看。我清楚他指的是哪一章,太清楚了。
“是德语老师。”我说。
“对,他对德语老师的那一章最喜欢。”
“为什么?”
“谁知道?他自己会亲自讲给你听的!你最好给他打个电话。”
他又把那张纸条推到我面前。
这次我拿起了纸条。当埃诺把手放到我的手上时,我也握住了他的手。
一部小说!一部小说!
我要出小说了!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一种奇妙的、压倒一切的成功后的喜悦抓住了我。我脑垂体广场上的姑娘们从挂钩上扯下监狱的钥匙,为其他姐妹打开了牢房的大门。然后,她们欢呼着互相拥抱起来。
乌拉!乌拉!我们这些思想上受到压抑、作用得不到重视的低能儿终于走出了脑垂体这一小小的天地,要为改变社会政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视野太窄了,只是围着锅台打转,只知道洗晾衣服。可现在,我们要扩大视野,要写小说,而且是在两个孩子同时呆在家里的时候进行创作。那位绝顶聪明的退休老头弗里茨·费斯特对此会有什么高招呢?噢,他一定会说:为两个捣乱的小家伙装两部漂亮的微型游戏机,这简直易如反掌,用两个鞋盒子和四十四块同样大小的小石子就可以做成。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未经漂白的再生纸、无毒的彩笔、去了尖的回形针和几个娱乐题目,然后在“父亲”——以下称之为“提案反对人”——的办公室举行一个快乐的聚会。
这一要求不予同意,拒绝举行!
应该把两个可爱的小淘气鬼交给律师的母亲,她反正已经自讨苦吃,照顾过其中的一个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富有创造性。弗里茨·费斯特决不会想到这一主意的,是的,他不会想到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埃诺如释重负地对我笑了笑。
“咱们讲和吧?”
“讲和就讲和。”
“太好了!”我的律师说,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埃诺?”
“什么事?”
“我还可以请求你做点事吗?”
“没问题。”
“请你的胡子重新长起来吧,我对它已经习惯了。”
三天后我登上了飞往汉堡的飞机。
这是一架很窄的小飞机,在冬季早晨的大风面前显得有点招架不住。另外,当飞行员拉起机头离开跑道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没有哪位空姐给我或其他什么人戴上一顶有趣的红色船形帽,也没有分发彩笔什么的。
我坐在座位上,夹在两个商人之问。他们既没有穿夏威夷的衬衣,也没有把啤酒瓶放到脖子上。不,完全相反,他们把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文件摊放在文件箱上,在里面饶有兴致地翻腾着。两位老兄顺手搅了搅他们半满的咖啡杯,对飞机猛烈的摇晃似乎毫无察觉。我悄悄地抓紧座位扶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要是哈姆弗雷·博格或其他某个这种类型的年轻人在这儿,他现在一定会贴近我的耳朵,用动人心扉的浑厚嗓音对我说:“你感觉不舒服吗,宝贝?”然后一定会递给我一块手帕或一杯矿泉水。要是查尔斯·布鲁森在场,那就一定会递上一瓶烈性酒了。
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商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我的满头大汗和突然发出的祷告声丝毫不加理会。当我穿着认识埃诺·温克尔时穿的那身衣服从他们中间挤过时,他们除了随口道声“早安”算打招呼外就什么都不说了。既没有对我的漂亮衣服吹一声赞赏的口哨,也没有问我今天晚上打算在汉堡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异常惊讶。
就在大风稍稍减弱、飞机爬到一定高度以后,他们也没有让我有机会进行一次生动诙谐的交谈。比如:
“请允许在下作个自我介绍。我是比约尔·恩霍尔姆,退休政治家。我现在乘飞机去钓鱼。”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赫尔,是作家。我同出版社约了日期,去谈小说校样的事。”
甚至当空姐走过来问我们还想喝点什么时,这两位老兄也没有趁机递给我一小瓶香槟。这着实令人遗憾,因为我曾想像着,我们一定是唱着歌、摇头晃脑地在汉堡着陆,然后在提行李处大家热烈拥抱,交换地址,依依不舍地告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正焦急地等在玻璃门后面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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