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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5期-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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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也深深浸染着热河城，也熏陶着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我想，但凡古来争战之地，烈火熏腾，生死瞬间，或毁于一旦，或绝处逢生。如此经历下来，其生存者多性情刚烈，不畏艰辛，任凭日月阴晴圆缺，笑对人间悲欢离合。以这种心态参与社会生活，就很容易掀起轰轰烈烈大潮，卷起风雷激荡之举。而不战之地呢？就说热河城吧，岁月悠悠，天地漫长，百年老街故人相逢，一杯清茶话说当初，端的就别有另一番情调。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三十年前的热河老街，实实在在的还停留在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状态之中。一座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山中小城，却守着一个偌大的避暑山庄，山也青，水也清，人们过着一种淡寡寡的日子。难得去趟北京，买不起贵重物品，芝麻烧饼买些来也是好的。说来这种状态确实是不理想的，好似有些不思进取，但不理想中又存藏着一些有益的成分，那就是这座城里的人的心态总的说来是平和的，比如“大跃进”时，这里没有太大的发疯。六十年代初，这里率先搞了包产到户。“文革”中，这里也没有过大规模的武斗，打死人的事就更少了……
然而，这又只是一些让老百姓能看到的表面现象，而隐藏于这后面的有些真实情况，则是不会轻易能披露出来。即使到了今日，许多往昔尘封的档案已对社会开放，可当我去查看有关热河省撤销前后的文件时，则被告之热河省的档案不在这里，而地委常委会的记录，是需要上级批准才能看的。那日在空旷而又有些冷的阅档室里，有几个人在查当年个人参加工作时间的原始材料。身下的板椅冰得我肚子阵阵发痛，我只好匆匆翻了些，就连忙退出了。
不过，这没有关系。数年前，余秋雨先生来承德，住在避暑山庄山后的一个招待所，我一看他的文章就知道那是一个部队招待所。很有意思的是，余先生没有等到第二天从正门（丽正门）进去，而是头天晚上望着山庄的背影，就来了情绪，就开始了《一个王朝的背影》的文字表白。说到底余先生在承德也没住上一个星期。而我呢，我已经在这座古城里生活了许多年，亲历了许多事，即便没有看到具体的原始文字记录，也能凭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书刊），写出我对热河的一些真知。而这些又是我们不该忘记的……
首先让我感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这座以自然、宁静为灵魂的古城变得有些浮躁了，而这种浮躁又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先让我听到和看到的，是七十年代拆文庙。热河文庙规模很大，始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至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建成，历时近三年。建文庙的想法是康熙四十年时，康熙帝有感热河城“聚民已达万家，耕桑以辟，户口以增，幅员之广，不啻数千里”，而有兴礼乐，立学校，建文庙之动机，感事不可缓。然而又存有待以百年之意。故到乾隆这里，财力物力等等都俱备了，就把他爷爷愿望实现了。热河文庙建筑宏大，仅亚于曲阜文庙，大于北京的文庙，实乃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可惜在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中，却以建学校的名义，把其中主轴线上的数座大殿统统拆平变成了学校操场。如今想起来真是痛心不已。此外，那些年还刨了古街，扒了老房，棚了旱河（给旱河加盖，在上面盖房）。总之，好似非要把这个热河城的古朴和悠久都从根上铲光才甘心……
问，哪来的这股邪劲呢？
往下，还有更大的热闹呢。说来这事还和我有了点关系。起因是本该不影响游人的避暑山庄晨练，日后（至今）就练得有些吓人了。锣鼓齐鸣喇叭声声不说，还有各门各派各路高人大旗横帜招兵买马。气功最热的时候，宫内空场处能有十几种门派，包括“法轮功”，都各有自己的地盘和队伍。有练得满地打滚抽疯的，有练得撞树撞柱撞得树摇柱晃的，有练得修鞋的变成了“大师”，到处拽游人发功治病的，有练得麻子说把脸上的坑儿都练平了的。总之诸多“奇迹”在这里都出现了。
那年夏天，我陪一外地朋友早晨去离宫（即避暑山庄），一进去，把朋友吓一跳，以为在拍电视剧。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文章的题目是《离宫清晨有点燥》。很显然，这是一篇带有批评言语的文章。不过，在几千文字中，批评的内容是很有限的，我主要讲如何从保护文物的角度看待离宫（已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公民应如何关心和爱护这座名苑。文章一发表，就有了强烈反响。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本来我讲的道理很充分，但反响的强大一方，并不是支持我的，而是反对的声音。偏偏省里的记者又来火上浇油，他们又拍电视又拍照片又上网，报纸文章的标题是《承德人要被撵出山庄》。大号黑体字很醒目，叫人看一眼就觉得出了什么事件似的。我那篇文章全文不足四千字，有一位老先生拿了篇六千字的反驳文章到报社要求发表。文章讲山庄在封建社会是帝王的，解放后回到人民的怀抱，就是人民自己的公园，我们不去享受，谁享？我们不去跳，谁跳？
承德是个小城，有一点事就随风飞絮，很快就全知道了。那一天，准确讲是个夏季的星期天，吃了早饭后，看天气不错，我外出转转。正走着，忽然就有人把我拦在避暑山庄前的大街上。那个场面令我既尴尬又害怕。一来大街上本来不是论理的地方，二来拦我的人很多。这场面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文革”。再者，当时我之所以有点发蒙，还因为带头拦我的竟是一个熟人，说来还是个老部下。尽管他比我要年长几岁，但在十多年前我确实在他工作的那个系统当过负责人，我们的个人关系还很不错。他当时满头大汗，身旁的人个个汗湿衣衫，一看就知是晨练的伙伴。他嗓门很大，大喊：“何局长（我当过多年地区文化局长），你干啥写那文章，你别走，我们正要找你说道说道呢！”
这一嗓子可了不得，一大片潮水般正在行走中的人都站住了，朝我这边围拢过来。外地人可能想象不出来我们这山庄晨练归来是何等的阵势。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如同当年电影院散场。只不过电影散场至多是千八百人，而这里绝不会少于万儿八千的，而且还是从一个宫门出来的。在这需要略做解释，若是平日早上，差不多八点钟前是“散场”的高峰，而在星期天，高峰出在九点左右。偏偏此时我“逆流而上”，彼此走个面对面，可以想象，一旦被众人围住了，必然是难以脱身。幸亏我急中生智，说这件事咱们回头再说吧，未等包围圈合拢，我嗖地钻了出去，才脱离了险境，再摸头上满是冷汗……
事过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没去离宫。不是我缺少勇气，实话实说，这事不论换了谁，你就是再有理，面对那庞大且庞杂的人群，你也只能退缩，硬上毫无意义。不用人家动武，只要往前一挤，就能把你踩成肉酱，而你都无处喊冤。
其间我也不断地反思自己，难倒我说错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平静并不是因为社会上赞成我观点的声音多了，也不是没有人要和我“理论”了，而是我这时又悟出一些道理，想找人心平气和地说一说。我想起曾答应人家“回头再说”，要言之有信，于是我决定和那位老同事聊聊。我起了一次大早，去山庄里寻他，然而让我失望，没有找到。当我再想去找，却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练大劲了，脑出血，去世了。此时已是转年的春天，望着柳绿枝头湖水涟漪，我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不过，经过一段时间，我还是找出了一些答案。
事情大概应是这样的：热河身边这一大片山地，很早就建州立县了。到了民国初年，热河省正式建制，下辖二十多个市、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省份。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大事，都曾在这里发生，并由此被世人记住。据记载，解放战争之初，毛泽东曾派人来热河，准备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由延安迁往这里。当时考虑这里面对华北平原，是可进可退的好地方，同时还因为承德是当时由我党控制的两个完整省份的省会城市之一（另一是张家口）。后来由于时局迅速变化未能实视，才改派中央工委去了平山县西柏坡。但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热河始终是关内干部和部队去东北的重要中转地，因此，那时热河省是很受人关注的一个省份。全国解放以后，热河省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各项工作也是很努力的，有些在全国都占了相当的位置。在搞农村合作化的过程中，这里有个叫朝梁子的地方，因办社积极性高，还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按语，即“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那句名言。那时，热河省政府在省会承德市大兴土木，已建（筹建）了规模宏大的剧场和办公大楼，这些建筑至今仍不过时，依然和众多现代楼宇并肩而立。当时热河省的干部情绪很高，都觉得在大家的辛勤努力下，热河省的工作会很快出现新局面。热河省的省会承德市，也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尤其是东北籍的干部，来这里的很多。
然而，一件令许多人都想不到的大事很快就发生了。1956年初，热河省建制被撤消了。撤销的决定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由政务院具体执行的。应该说这项决定是从新中国建设全局考虑做出的（同时撤销不止热河一省），对此，虽然感到有些突然，但热河省的干部都表示拥护。随着热河省的辖区一分为三，干部一部分去了辽宁，一部分去了内蒙，大多数则留在本地，成了河北省下属的承德地委、行署的工作人员。于是，在那个春光依旧准时来到避暑山庄照耀热河的季节，中国北方的一个叫热河的省份却悄然消失了，热河省的往事也像一个梦，永久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不过，热河水无声无息地继续流淌，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不管怎么说，昔日的热河省终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如今变成了一个地区，和长城以南的比较富裕的地区同为弟兄（地区），按说也是件好事，好就好在由此可能会受到一些额外的关照。然而，这种关照来是来了，只是来得晚了很多年，而首先来的则是一些不曾想到的烦恼与麻烦。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来到承德的。那时承德作为河北省的一个地区已经十多年了，可当我走进行署办公楼，尤其是接触了一些原热河省的干部时，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大省去后所留下的印迹。比如那楼的规模，当时在全省各地区肯定首屈一指。干部呢，讲话办事的气质，也无处不流露出自已曾在大机关工作过的。前面提过，当初热河省的干部有很多是从东北过来的，参加工作后一般都在沈阳、锦州这些城市工作生活过，后来是在“支援热河省”的号召下主动报名前来的。这些人身上有一股子“洋气”，故热河省以及尔后的承德地区，跳交际舞一直很盛行。而一批从冀中平原和太行山里出来的干部，身上则更多的保存着从家乡带来的乡土气息，尽管不用白毛巾罩头了，但独特的口音却把籍贯毫无遮挡地告诉了众人。日后他们陆续被派到承德，与原热河的干部虽然走到了一起，却又是很容易分辨开来的。
毋庸讳言，跟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一样，在热河身旁的这方地面上，自热河省撤销之日起，一股“本土”情绪不由自主就产生了。对此我做过认真了解，了解到这种情绪其实并不是要搞什么独立性，更没有想搞“独立王国”。原热河省的干部也是受党教育多年，也是懂得党的纪律的。那么，与上级的矛盾出在哪里呢？
一些老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矛盾出就出在承德的许多情况与“口里”（长城关口，指长城以南）不一样。当上面的一项工作任务部署下来，口里众多地方觉得合适，但在承德山区这里就有些不甚合适，有的甚至很不合适。山里人（干部）性情又直，有时就表现出些个情绪，一来二去，总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希望能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结果就弄得上面先是很为难，长了就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不服从领导，要搞“独立”呀。在那个强求步调一致的年代，如果有这种问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况且，你们这些人原本又是从热河省划归过来的，是不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呀。于是，在工作、感情和习惯上不断闹别扭之后，最终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结果，承德地区就在政治上吃了大亏。
吃大亏，其实也不是没有一点征兆的。原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离任后，并没有在新的省份任职，而就此改了行，做了外事工作，最后当了民政部副部长。王国权是个非常老成厚道的人，对热河这里很有感情，去世前些年，屡次来承德看望老部下，还要到山里看望贫困乡亲。他有文章成集，我拜读过。其中关于他在热河省的一些记载，看得出他很勤奋又有作为。尤其在治理干部下乡讲排场讲吃喝上，他下了大功夫。他是念过书的人，参加革命早，但不是武将。他做过多年大使，还做过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在中日关系上有过特殊的贡献。我不清楚他当热河省委书记是正部还是副部级，但从他日后的职务看，他可能没得到提升。
提升与否，这对王国权同志是无所谓的，人家投身革命本不图当官。但王国权可能没有考虑，其实他的去向与任用，对仍然留在承德的原热河省的干部影响很大。假如他到新并入的省当领导，哪怕不是一把手，承德的情况恐怕也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有句不好听的话，用在这里可能不合适，但我又找不着比它更合适的，那就是“树倒猢狲散”。这话可不是糟践谁，容我略作解释：九十年代，机构改革地市合并，当时承德地区的书记和专员都是省里派来的。合并之前，他们蔫不溜全走了，一时间，我作为地区的干部，看看身边同仁，大家就有点树倒的感觉。这应该是一个现实。一个地方，即使从未有心搞小团体，但毕竟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彼此关系必然要密切。当头头的说走就走，下属面对新格局难免就有失落感。好在这种感觉在我这儿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这时我们正处在党内生活已经正常了的好时期。
而五十年代后期则不然，承德地区的老干部至今提起来还略有余悸（作病了）。这里无法回避要提一个人，那就是原热河省委秘书长王克东。当初就是他带队去朝梁子搞调查的。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同志的按语，就是在看了他的调查报告后才做出的。王克东，山东平原县人，1915年出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观城县、曹县县长。1945年到热河省，后任围场县委书记，全国解放后调热河省政府任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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