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5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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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果面对一座城市，有谁敢说“那个地方，我了解”！情形恐怕只有两种：　
　　一种，这个人根本就没怎么去过那座城市，极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成了他给那座城市所下的定义，结论肯定以偏概全；另一种，这个人说不定一生都泡在那座城市，对那里的人和事知道得太清楚了，清楚得让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倒很难。　
　　2006年夏天眼瞅着就要过去，一沾9月，我来香港的时间就已经满两年。　
　　两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要是说我根本不了解香港，全香港（港、九、新）18个行政区，6成以上的地方我都跑过；但是如果说我了解香港，不是谦虚，而是心虚，香港这个社会让我越看，眼前就越模糊，走在半山之中，上不去，也下不来的。　
　　记得2006年6月的一个下午，没有采访，办公室也没有什么急事，我就想上街买些杂志回来翻翻。可是刚拿起钥匙要锁门，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从屋里向外张望，真逗啊，外面明明出着太阳，这雨怎么说下就下，连太阳把自己藏起来的工夫都等不及？哦，马上想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太阳雨”，这种雨在香港还真不少见。无奈，出不了门，换了拖鞋再坐回沙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就泛开了心思——香港这个社会你说到底是属什么的啊？老话儿讲：“猫有猫习”，“鼠有鼠样”，如果这么比喻对香港大不敬，咱就换一种形容：“龙有龙气，虎有虎威”，可香港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子丑寅卯，鸡猴狗兔，12个中国属性我掰着手指头接下来都一一地做了对照，也没找出一种合适的形象。　
　　一会儿，外头的“太阳雨”停了，我的心却不阴不阳——　
　　　
　　“炸药包”与“爱心大晒”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３日，“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召开，这是世界贸易组织首次在中国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也是香港回归8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国际性会议。　
　　大约１１月初，我在香港了解到这样一条信息：“由于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很快就要在香港召开，香港酒店的高档客房几乎被订购一空”，心头一喜，立刻有样东西兴奋地跳跃：这可是条好新闻，提前为“部长级会议”捧捧场，家里肯定会感兴趣！于是请示站长，站长也觉得不错，当即指示我马上跟有关部门联系，抓紧时间赶快安排采访。　
　　我翻开名片，找到了一位最合适的人——香港酒店业协会总干事，2005年元月为了制作十集《CAPE一周年》的专题片我曾经采访过他。结果打通了电话，总干事一如既往地客客气气，但是接下来一听采访是为了此事，回答立刻就变得磕磕绊绊：“采访？我现在人倒是就在香港，可是，这个事，怎么说呢……”我说怎么不好说？“WTO部长级会议”过去一共才开过几回？第6次就选中了香港，这说明香港有能力、有信誉，也有响当当的国际地位，是好事儿啊！可是总干事很为难：“好事是好事，不过好与不好是相对的，以前的部长级会议开到哪，哪里就有麻烦，麻烦，你懂吧？弄不好还会引起极端事件，甚至流血出人命！”我迅速揣摩起总干事的真实意图，因为太突然，脑袋一时转不弯儿来。最后总干事见我总是不明白，干脆就打了个比方——“炸药包！对，香港人之所以不喜欢接这个会，你明白了吧？谁会愿意把炸药包往自己的怀里抱”？！　
　　我实在没想到，“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对香港人来说怎么就成了一个“炸药包”？香港政府不是早就表态：欢迎，全力以赴，一定会积极配合？　
　　放下电话，我的判断一时失了方向，仔细研究“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才知道：本次会议的主旨还是要继续保持“多哈回合谈判”的势头，为2006年结束谈判奠定基础，大会涉及的核心议题是农业，也是全世界穷、富各国一直都在争议的焦点。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能够圆满完成，未来十年人们可以为全球经济带来3000亿美元的年增长，也可以在2015年使全球贫穷人口减少约1。4亿。然而就是这件“好事”，世界“穷国”与“富国”，在过去的几年之间已经打得水火不相容。“西雅图”、“坎昆”两次会议都在这个问题上大获惨败。２００５年年底，会议如果要在香港再次召开，届时来自世界149个国家或地区的5800名代表、2167名非政府组织成员以及3000多名记者都要汇聚香港，酒店业赚几个小钱儿算什么？万一大会冲突再起，整个香港很可能会陷入混乱，市民到时候要赔上的经济损失也可能巨大！　
　　得，我的新闻也别做了，“炸药包”的说法看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转眼一个月，香港离WTO的日子越来越近，社会上的恐怖消息也越传越多，最后邻近开幕，头一天就有好几千人聚集到了维多利亚公园集会、抗议。以后一连数日，反世贸组织的各国力量，尤其是韩国农民，还真的在香港开始了有组织、有策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其阵势对我这个内地的记者来说，真是闻所有闻，见所未见！　
　　“韩农”声称：世界贸易全球化，只会剥削农民的利益，令发达国家得益。在游行的队伍中，他们头上绑着布带，拼命喊口号：“反对开放稻米进口”，“强烈抗议WTO”。有的人甚至抬着棺材出现在香港街头。13日下午，５０名“韩农”突然跳进了香港的大海，当天香港的气温最高也就只有１８度，海水冰冷，直升机在头上盘旋、救生艇在海面游弋，维多利亚港湾两岸围了很多观看的人。　
　　尽管，真的来到香港“闹事”的“韩农”对香港市民一再表示：他们此次在香港示威抗议，会尽量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想给香港市民添麻烦”，但是为了确保“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安全、顺利地进行，香港警方还是调动了空前庞大的警力，除了防爆警察，９０００名警察几乎倾巢出动，连还在警校受训的学生也都提前穿上了警服上街维持秩序——湾仔会展中心主会场的保卫工作自不待言，出入口“五步一站、十步一岗”可谓把守森严；会场外也安置了大批的“铁马”（围挡障碍），都用粗铁丝连结牢固。此外，为了预防突发事件，香港警方还在机场安排了配有重型枪械的警员戒备，海上更有“水警轮”和“飞虎队”的快艇，日夜不停地围着港岛来回巡逻。　
　　12月12日，中新网转引了香港最新一期《紫荆》杂志的报道，这篇文章分析：在香港警方的眼中，此次保卫“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之复杂程度，已经“远超了１９９７年的回归庆典”。　
　　由于警方在大街上对提前已经申请了的游行队伍不能使用武力，因此阻止示威抗议者的人潮冲击大会主会场的主要手段就是喷洒胡椒粉剂，香港那几天几条相关的大街上到处都粘糊糊的，不明白怎么回事的人，还以为这是“愚人节”大家在搞恶作剧。然而随着抗议活动的一天天升级，香港的一些地区不得不开始戒严封锁，市民的正常生活果然被打乱，旅游受到影响，“个人游”几近“绝迹”，会场附近的银行、店铺、餐厅尤其如临灾难，有业者形容：“那几天的情况简直比SARS期间还要惨”，一家销售军用品的公司更表示：会议期间他们最好卖的货品谁都想不到，是头盔，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存货都被传媒搜购一空。　
　　传媒要抢“头盔”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的？记者上街采访也可能会遇到危险。　
　　我在“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也去过几次湾仔，但是由于没有“头盔”，事先也没有被安排什么硬性的采访任务，就没必要也不敢靠得太近。而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３日，从大会开始到１８号结束，香港的电视每天２４小时都有街头的实况转播，报章每天都有醒目标题，我天天看，天天看得心惊肉跳：《韩农示威队扬言以死抗争》——《警方胡椒喷雾盾牌还击》——《韩农三步一叩奇招感动市民》——《警队精英人盾阵护会展》——《韩农预告世贸示威周六升级》——《水鬼队潜水员搜索湾仔渡轮码头一带》——《红隧封闭港岛交通大乱》——《逾50条巴士线受影响》——《韩农图推翻警车不果》——《暴徒破防线险闯入会展》——《催泪弹镇暴港岛大瘫痪》……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应该说我始料未及，我“始料未及”，香港人却是从“还没开始”就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这就由不得我不想起当初香港酒店业协会总干事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他说的“炸药包”是不是危言耸听？我佩服：香港人到底精明，精明在务实，什么时候、什么事，心里都有一杆秤。尽管政府调动了一切保护手段，最后到底保证了“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的顺利开完，没有死人，也没有人自杀，但是香港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谓不小，市民对WTO有所抱怨谁也挡不住。　
　　经过了这场“胡椒大战”，我一直都在想内地记者其实很少有机会遇到“动静”如此之大的国际事件，想过去我曾经给自己出过的那道难题——香港到底属什么？这个社会究竟是只什么动物？唉，答案此一时倒好像有了，宛若“出水芙蓉”——经济，一只美丽的“经济动物”。　
　　香港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1997年回归后，照样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资本主义”是什么？不就是“商品社会”？一切关系都以“交换”为依托？“市场经济”概念大的能罩住这里的整个天。这些在香港都是最基本的。我差点要为自己庆功，以为在这个科目中自己是独家上了一个新平台。可是再一想，不踏实呀，如果逢人就讲，我发现香港原来是只美丽的“经济动物”，那么“经济动物”讲究的是“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甚至绝对的“不见兔子不撒鹰”，香港人是这样吗？如果香港人心里只有“唯利是图”一种颜色，那么这里的人就不是人，就没有政治觉悟、没有精神世界，没有爱心、更不懂得奉献为何物。　
　　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想特别夸张地为香港说好话，但是香港人并非没有“爱心”，并非不懂得“奉献”。事实上如果有哪个世界组织在全球的范围内举办一场“爱心大赛”，香港的名次我想一定会很靠前。远的不说，就说近二三十年，无论是非洲干旱、东南亚海啸，还是内地的地震、火灾，九八抗洪、救助艾滋孤儿，以及遍布九州的“希望工程”等等，他们都伸出过大大的援手。　
　　２００６年元月初，我在香港又看到了一条消息，心头又有东西“跳跃”，又觉得是抓住了一条好新闻，这回，报道成功，新闻没有流产，节目后来播出了还很有反响——“香港人为公益事业再行善举：‘百万行’步行筹款上大街”。　
　　2006年1月8日，“香港公益金”照例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步行筹款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社会各工商机构、各社团代表、影视明星以及很多市民都穿上了统一的运动服走出家门集体“化缘”。如果这样的集体“化缘”只是第一次或偶尔为之，我不会感动，但是当我知道了这样有组织、大规模的慈善行为香港人已经整整坚持了36年，以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就不能完全地无动于衷。　
　　“香港公益金”是1968年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每年的募捐所得都要用于资助142个社会福利机构，然后再通过2260多个服务网点为香港的老人、伤残人士、儿童、青少年、问题家庭、精神病康复者、释囚、垂危病人等提供日常服务，每年的受惠人群多达100万，占香港总人口的1/7。　
　　2002年的“香港公益金”步行筹款，行政长官董建华以及夫人董赵洪娉亲自主持了开步礼；2006年的活动，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以及夫人曾鲍笑薇也和大家一样穿上了同样的衣服，主持了开步仪式。整场集体“化缘”被香港人称为“爱心大晒”，起点是港岛东部的香港大球场，终点直达九龙，人们在寒风中要走完全部10公里的路程，时间差不多需要3小时。　
　　“爱心大晒”？　
　　记得当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寓大慈大悲于嬉闹玩耍的名词，是从香港宏利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的自我介绍中。2006年“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仅这一家公司，上街的员工和家属就热情到上千人。为了给募捐者打气，公司在湾仔路段专门设立了中途食物站，管理层的经理人还一个个都化身为“亲善大使”，站在路边，给参加步行筹款的男女老少不断地分发热腾腾的食物……　
　　不了解香港，内地人（比如从前的我）总以为香港人长年累月地就知道拼命工作、玩命挣钱，谁有闲工夫对周围的世界倾注爱心？然而到了香港才知道，为了“鼓励社群积极参与及捐赠，共同建立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香港公益金”不仅每年都要组织类似“百万行”的大型筹款活动，而且不断开展的其他慈善募捐，平均每年也都在50次以上。　
　　香港人不喜欢“打肿脸充胖子”，那种事他们永远都不会干。　
　　但是他们有爱心，也知道“爱心”必须拥有实力。　
　　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香港市民几十年来一次次地“爱心大晒”，这种“胖子”可不是打一回、两回脸就能充得起。在香港，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支“无国界医生”的志愿者队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旦突发了天灾、瘟疫，不管路有多远，也不管当地的灾后条件有多么艰苦，他们都会派人立刻出发。对于内地的老少边穷之地，当香港人听说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没有钱做一次简单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就导致失明，马上慷慨解囊，常年不断地出资在当地开展“复明工程”。一辆完全由私人赞助的“中华健康快车”从香港出发，不远千里，一直通到西藏，而西藏，直到今天，内地很多人还都没有去过，去过的，大部分也只顾得上自己走进布达拉宫，然后出来欣赏雪域高原的美丽风光。　
　　一方面对自己的利益非常在意；另一方面，该出手的时候又非常慷慨。　
　　香港这个社会，很多事就是马尾巴拴豆腐——没法提。　
　　　
　　“白加道”与“铁皮房”　
　　　
　　长期以来，内地人一想到香港就觉得那是个富人“扎堆儿”的地方，不错，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刚喊出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很多人脑袋里把“港资”就当成了“外资”，算计着谁最有可能迅速来到内地投资办厂，第一批的期待就是香港富商。　
　　香港有富人，尽管这些富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但是富人之富，过的日子一点也不比外国的大亨差；洋房、洋车享用不尽，美元、港纸花用不完。有人喜爱游艇，几百万、上千万地买下一艘不算稀奇，且不说基本上没有时间开到大海上去尽情撒欢儿，就是平日找一片避风的海湾存放，每月的费用我一年的工资都挣不出。然而，香港也有穷人，这样的概念我是到了香港以后才非常明确地得出。香港的“穷人”与“富人”虽然生活得各不相干，但是“穷与富”在这里，那是一片复杂的天地，融合着无情的现实主义和无限的抽象哲学——　
　　在香港，富人居住的地方我去过一些，比如港岛的“半山豪宅”、九龙的“嘉道理道”，但是顶尖金字塔的富豪一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