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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5期-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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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江
长江 女；蒙古族；1958年生于北京。在部队文工团当过话剧演员，有八年报社记者、编辑经历，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迄今已发表作品 300余万字，多次获全国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A
香港人管“走”更经常的说法是“行”。
满世界“走走”就是满世界“行行”（发“hǎnɡ”音，且为第三声）——
2004年9月，中央电视台派出第9任香港驻站记者，我是其中之一，“行”入了香港。作为传媒中人，尤其是喜欢业余涂鸦的一类，谁都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工作之余，但凡有空儿，我总喜欢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像只小鸟儿，兴奋地不断煽动小翅。然而香港毕竟有着一个多世纪的特殊历史，中西合璧、亦古亦洋，前人诸子早把这颗“东方明珠”把玩过不知道多少遍，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要想在这里再发现什么新光景，那可不是件易事。果然，到港的头半年，我只字未成。直到8个月后第一次回北京，抽空到外派前我一直供职的《新闻调查》栏目小坐，老同事许久不见，一抬头“呦，姐回来了？”接着就围在一起嘻哈调侃：“香港人民可好？”“咱可是吃惯了红烧肉的，粤菜，能行？”“说正经的，姐，您在香港咋做记者？和过去在‘调查’还一样吗？”……我心有所动，这个“动”并不是因为老同事久违了再聚还是亲亲热热地一点没障碍，而是大伙最后那个非正式的问题——在香港咋做记者？一个“咋”字可惹了祸，碰着了我内心的一块肿胀，立刻，许多东西都往外冒，辛辛辣辣、酸酸甜甜，直到返回香港，拉拉杂杂地还没个完！
这下我的手指头可忍无可忍，就坐到了电脑前，也不管敲出来的东西日后会不会遭人耻笑……
在香港“咋”做记者？
一个内地人到香港“咋”做记者？
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还是不是一回事？
说老实话，来这个地方前，我并不算是个搞新闻的“雏儿”——1996年，中央电视台为了跻身世界传媒舞台，大手笔地成立了一个调查性栏目，每期45分钟，讲述一个故事，追究一个问题，揭露一起黑幕，被业界誉为“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这就是《新闻调查》。来港之前我不仅在这艘“航母”干了近8年，同步读了6年的“电视艺术”研究生，再早还在报纸、杂志以及央视的其他栏目把编辑、编导、记者、主持人做了个遍，资历、学历都可谓不浅。然而到了香港，虽说干的还是记者的老本行，但是条条大路不一定通罗马：陌生、尴尬、混乱、无奈，触到“咋做记者”这个话题，肚子里泛上来的第一股酸水儿就是委屈——“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完全不同”，这种感觉用不着8个月的时间来品尝，你扛着机器外出一次，回家就可以关起门来大发感慨——
我的第一次“受屈”是2004年9月底，那时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香港的一个著名行业协会为了庆祝建国55周年要举办一个大型酒会，邀我们前去采访。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现场，门前不仅没人等待，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相反胸前先被人“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标签儿，上面用英文印着代表着“记者”的字样，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这个“记者区”很临时、很简约，就是十来米的一个小方台，高有一尺，一面靠墙，三面都用绳子拦着。那绳子粗细很像拔河绳，外面裹着纯正的红绒布，样子既好看又体面。但是“红绳”是专门用来“圈”人的，记者到了会场就不得再越“红绳”一步。开始我不懂，也不是眼馋偌大的会场内抄手形摆放着的两大溜西餐自助（也和记者无关），只是台子太小，媒体太多，摆不开机器，就试探着出来，想在台子外面找个地方支三脚架。谁知我的腿刚迈过“红绳”，会场的工作人员就急忙过来，摊开双手把我往里面推：“快快，快请回到记者区，你们不能出来！”我顿时傻眼，香港这个社会怎么能这样对待记者？我们可是……？然而容不得我申辩，工作人员的手已经把“推”这个动作因为需要不断加快速度而弄得有点滑稽，这下，我的自尊心可被当场拍成了一块碎木炭，干巴巴的，火星儿四散，拾不起尊严——看来“红绳”还真并非虚设，是唐僧给“孙猴子”在地上画出来的圈儿。那位工作人员的手势长久以后还令我难忘，像什么？轰鸡？不错，一只小鸡不识趣儿地跑到了外面，主人正不胜其烦地把它赶回鸡窝……
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地位，这个“地位”前边一定要加上“特殊”两个字才准确。而“特殊”，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那都是以往我在内地受用惯了的。内地的媒体，不要说正面报道，就是《新闻调查》专事批评，整天到处揭人家的短儿，我们记者的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现在“虎落平阳”，凛凛虎威荡然无存，猫的本事都无法施展。就是进入寻常之日，比如打电话联系采访或初次与人见面，你最好也不要开口说“我是CCTV的”，说了，第一很多人听不懂，第二，CCTV的英文缩写本身就另有含义，是“中央电视监控”，这层意思来港前我不知晓，到了香港才愕然，从此再也不敢穿着台里发的T恤衫逛大街。
2003年SARS期间，我曾经在香港利用探亲做过一期《走进淘大花园》的电视节目，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本来已经同意接受我的专访，但是临了，距采访只有一个小时了，他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说董先生还是决定回绝，因为SARS以来，特首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国内外媒体的专访，“现在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也不大好”。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刺激，因为那时我只是偶然在香港“客串”一次，但是2004年9月以后情况就不同，我要在这里常驻，要天天做新闻，一回又一回遇到类似“红绳”的麻烦，总得思索个原因，想个办法抗争或者适应。
接下来的表现，我真不给自己提气，没有“抗争”。
为什么？
孤军奋战，“抗争”徒劳，香港的社会也根本没人搭理我这份“矫情”。
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地位，香港当地媒体诸如“有线”、“无线”、“亚视”、“凤凰”以及海外所有的传媒，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权。大家被一视同仁，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比如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立法和社会裁制肌体，香港所有媒体可以派人随时聆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谁都不得进入到里面录音、拍摄。官方会在高墙之外引出一根视频和音频信号，供天下媒体采用。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个部门或者哪位政府官员一不留神，给人落下了故意偏袒了“某一家”的口实，他可就要准备挨吐沫，这一点连董先生也不能不顾及。此种“区情”香港媒体习以为常，他们不仅对各种“特权”不存奢望，而且面对“红绳”，记者们个个也都好像没有怨言。
过去CCTV驻港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告诉我，他刚到香港的时候有一天外出采访，那是港府的一个重要会议，媒体都在“下亚厘毕道”政府总部的门外等结果。他看到香港的记者人人背着面包，拿着矿泉水，心里好笑：“这是干嘛呀？一会儿采访结束，回家好好吃一顿不是更好？”可是那天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天，香港的记者从早到晚就在外面“没脾气”地等，饿了就撕咬面包，渴了就喝矿泉水，没有一个站出来抗议：“既然估计会议要开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一大早就把我们都叫来？”这位“老前辈”心里窝囊，离开吧，怕误了新闻，不离开，又饥渴难耐。看着香港记者谈笑风生、一派自然，他后来甩给我一句极深沉的感慨：“不一样啊！处境不同！香港记者敬业，或者说职业，他们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委屈！”
不知道什么是“委屈”就是“敬业”？就显得“职业”？
“老前辈”的话让我眯起眼睛开始观察香港记者究竟和我们“内地的”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察”实际上等同我对“红绳”已经免战高悬——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被“红绳”圈着，我就受不了，当地的同行就无所谓？心态？内地记者肩负重任，使命神圣；香港记者往往低调平和，身上没有什么优越感，这一比就出了反差。可内地记者身上特“牛×”的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初到香港，我还没有攒下几个知心的朋友，就是有，人家是当地人，也不好意思当面剥我的皮。还是自我反省。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多原因，无非身怀二气，“豪气”、“官气”，这两种“气”不分次序，是它们共同把我的心烧得像一块烫手的木炭——
先说“豪气”。我到香港做记者虽然只有两年，但稍微在脑袋里过一遍电影就不难发现，香港的记者在这个社会仿佛并不拥有太“崇高”的社会地位，每个记者外出，面孔上从来都不会挂着“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大胸怀，而我在内地的20年，做惯了“社会的良知”、“匕首和刀枪”，心中总有一面战旗，那就是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说过的那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并及时发出警报。”一个新闻工作者，不管在任何社会，难道不应该时时“体察民意”、“针砭时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香港的记者难道不崇尚理性批判？他们不熟悉“普利策”吗？事实上，我想他们熟悉得比我早。
再说“官气”。我在香港，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是这个社会太不给传媒人面子，这使得所有记者根本就没机会把胸脯挺得高高，更不可能走到哪里都让人恍惚觉得是来了一群“钦差大臣”。我在内地也不想让自己身上沾染“官气”，《新闻调查》工作的8年，我一直在本本分分地努力做一个“田野记者”，但是身上到底有股味儿，什么“味儿”？医生长久地在医院工作，自己是嗅不出自己满身的药水，可一到了外面，别人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非要活捉萨达姆，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巴格达的炮火轰炸中，内地人认识了“凤凰卫视”的一位年轻姑娘——吕邱露薇，而我到了香港，发现香港的记者其实个个都很像“吕邱”，他们的新闻敏感和职业激情并不比我弱，日常工作却很平凡：发现新闻、抢到新闻，第一速度、第二详细。
记得有一次在九龙采访政府拍卖土地，活动快要结束了，我和摄像师已经开始收拾机器准备打道回府。突然身边的当地记者像听到了发令枪，拔腿就往一个地方跑，那地方是楼梯，露天的、麻花儿一样旋转，记者们不分男女老少，手里不是举着照相机就是摄像机，谁都顾不得脚下的危险，就在旋转楼梯上边跑边采访刚刚出现的几位香港大佬儿，那阵势让我害怕也让我“脸红”。事后想，尽管香港的大佬对我这个内地记者没有什么追捧的必要，但是如果那天突然出现的是我需要采访的人呢？我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旋梯，非要第一个抢到“头条”？
我身上有股味儿，香港记者身上有股劲儿。这股“劲儿”因为是在资本主义，又加上前些年香港因为受到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形势一度紧张，这些都让我把香港记者身上的这股“劲儿”时常和一个“物件儿”发生联想，这个“物件儿”就是饭碗。香港记者每天小心翼翼、恪尽职守，手快、脚快、眼珠子快，因为记者的行当对他们来说首先意味着一份人工（工资），干得好，“人工”就往上涨，干得不好，下场自知，谁会像我一样没完没结地和一条“红绳”过不去？他们的“饭碗”背后，老板的眼睛不仅雪亮，受众更是他们直接的衣食父母。
尽可能想通了一切“不同”，我开始抱起一颗平常心，就和当地记者同样低调，同样自己找新闻，入得庙堂，落得坊间，靠自己的双腿走进这个社会。时间一长，慢慢地我发现自己身上的“火气”悄悄溜了，被拍碎了的那块木炭原来四下跳跃的小火星儿也逐渐变得温柔、安静。放下“大哥大”、“大姐大”的架子，我的新闻理念甚至也发生了变化，“普利策”不那么经常地召唤在心头，“马歇尔·麦克卢汉”却时常出现在眼前，（世界著名传播学家，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马氏理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媒介首先意味着信息”，它讲究新闻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社会以最快的速度知晓身边发生的事。香港记者采访要说有什么特点，就是务实，不大理会空泛的意义。新闻报道哪怕涉及政治，比如下一任行政长官可能由谁来出任？政府和市民在哪一件事上意见不同？有钱人和平民之间如何打官司等等，更上心的也是事件本事、矛盾本身，他们不善于说理，也不喜欢说理。而我过去在《新闻调查》是多么的疾恶如仇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临危不惧，舍生取义”，那种感觉到了香港怎么好像和什么都不搭界？
就在此时，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内地的一档“新闻评论”性节目，女主持（香港叫主播）年轻漂亮，大方端庄，话语却绵里藏针，目光更透着其实所有事情她早就已经“全知道”了的智慧。那一刻我浑身不自在，先是满身起遍了鸡皮疙瘩：过去很多年没准儿我也是这副样子？接着再看她，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她被装在电视机里已经不是记者，是什么？一种化身——真理、正义，国家、上帝？我说不清。
1989年邓小平曾经说：“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的信息就不灵通。”
很长时间以来，香港被认作世界传媒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个地位靠什么赢得？
我把自己沉入了200米深的海底，让自己冷静。尽管手脚冻僵了还是嘴硬，还是坚持：“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新闻本体的内涵是什么？是为社会提供信息。在这个“职业点”上，香港的记者比内地的记者表现得突出。“突出”，当然未必代表绝对正确和全面，但是一群传媒人，无论走到哪里，不是让人恭迎就是让人害怕，这一点，恐怕也不大正常。
“特首”就在我身边
200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十周年，天南海北的“调查人”都赶回娘家，大家聚在一起掌声、笑声、鲜花、泪水地做了一场4个多小时的现场节目，几位“出境记者”还被要求每人对栏目说一段生日感言。我的“生日感言”讲得很疲软，想来肯定是和我在香港做了一段“不起眼儿”的记者有关：“十年前，《新闻调查》还是棵幼苗，我却整天雄赳赳的；而十年后《新闻调查》长成了一棵树，我却变成了一棵安静的小草儿……做记者，首先要做人，要有良心，还要有点平常心，有了‘平常心’，或许你倒可以为国家、社会做出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来。”
在香港做记者，我曾经被“红绳”弄得冒火，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听说这是为了保持会场或活动现场的秩序，其中更具体的用心则在于提前警示“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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