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商门德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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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小的教养不高的加里西亚旧书商，差不多也就是上过犹太初级学校的人，上流社会却永远把他拒之于大门之外。因此，他就只能在格鲁克咖啡馆的大理石桌旁施展他的惊人的才干，一种被埋没了的学问。但是，如果什么时候来了一位大心理学家（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还缺少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他像市封一样耐心地、坚韧不拔地对动物的全部变种加以整理分类那样，—一描述被称作记忆力的那种魔力的种类、特点、其最初形式和各种演变形式，那么他就不应忽略雅可布·门德尔这样一位通晓书名、书价的天才，旧书这门学问的默默无闻的巨学。　
　　就职业而论，对于不知道的人来说，雅可布·门德尔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书贩。每个星期天，在《新自由报》和《新维也纳日报》上都出现同样的广告：“收购旧书，出价从优，取货及时。门德尔，上阿尔塞尔街。”下面是电话号码——实际上是格鲁克咖啡馆的电话号码。　
　　他在一些书库里东翻西找，在一个留着皇帝式的大胡子的跑腿老头的帮助下，每周把搞到的书搬到他的寓所里，然后从那里再转走。他没有做正式书商的许可证，只好做收入微薄的零星小买卖。大学生们把自己的教科书卖给他；经他之手这些书就转到低年级学生手中了。此外，他还帮人介绍和搜罗书籍，酌收少量手续费。在他那儿容易讨到好生意，他视金钱如草芥。人们总见他穿着那件破旧的常礼服；早晨、午后和晚上他都是只喝一杯牛奶，吃两个面包。中午则随便吃点从餐厅里给他送来的什么。他不抽烟，不赌博，甚至可以说他并没有活着——只有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活着，它们不间断地孜孜不倦地用词汇、书名、人名供养他那奇特难解的大脑。大脑这块松软肥沃之物，贪婪地吸收着源源而来的资料，犹如草地吸收看当空沛然而降的甘霖。他对周围的人毫无兴趣，而在人的七情六欲中，他大约只占一条，而且是顶合乎人情不过的那一条——虚荣心。当某人跑遍无数地方而一无所获，疲惫不堪地来向门德尔求教时，在他这几则迎刃而解，仅此一点即足以使他感到满足和快乐，而且也许还会使他意识到，在维也纳城和外边还有几十个人尊重并需要他的知识。每一座大城市都像一座硕大无比的多面巨岩，上面散见若干个平滑的结晶面，虽然极小，但是依然具体而微地反映出同样的大于世界。多数人对之一无所知，只有知情者，只有志趣相投者才觉得它们是宝贵的。所有的图书爱好者都知道雅可布·门德尔。同样，人们到音乐之友社去找尤泽比乌斯·蒙季舍夫斯基请教关于一部音乐作品的问题，他戴着灰色小圆帽亲切友好地坐在一大堆纸夹和乐谱中间，一望便知来意，谈笑间便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同样的，直到今天尚且如此，凡是想了解旧维也纳的戏剧生活和文化的人，都必然去请教无所木知的格洛西老人；同样，为数不多的维也纳正统的藏书家们在遇到特别难啃的问题时，不言而喻要满怀信赖地前往格鲁克咖啡馆向雅可布·门德尔登门求教。在这种质疑答疑的场合看到门德尔，我这个年轻好奇的人感到莫大的享受。通常，如果有人给他拿来一本价值不大的书，他会鄙夷不屑地啪的一声把书合上，从牙缝里说道：“两克朗。”但是，如果看见一本罕见的珍品或海内孤本，他就毕恭毕敬地退到一边，在下面垫上一页纸——看得出，他突然为自己那双墨渍斑斑的脏手和黑黑的指甲而感到惭愧；然后，他便含情脉脉、小心翼翼、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逐页翻阅起来。在这样的时刻，谁也甭想打扰他。的确如此，每逢遇上这种单项交易，他都仔细地查看翻阅和嗅来嗅去，按照礼仪的顺序郑重地进行，颇带点宗教仪式的味道。他那驼背耸来耸去，嘴里哼哼卿卿，念念有词，手挠着脑袋，发出～些让人听不懂的声音，拖着长音，叫着“啊”呀“噢”的，赞叹不已；随后，假如他碰到缺页或虫蛀，便吃惊地叫着“哎哟”、“哎哟？”　
　　最后，他恭恭敬敬地在手里掂量着这本古老的皮装书，半闭着眼睛，吸着这本沉甸甸的方形古书的气味，无限陶醉，不亚于一个嗅着晚香玉的多情善感的女郎。当这种冗长繁琐的程序在进行时，该书的主人自然是必须保持耐性。考究完了以后，门德尔就会乐意地，简直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地对各种问题给予回答，同时还准确无误地讲一通漫无边际的轶闻趣事，以及有关该书价格的戏剧性报道。这时，他显得有朝气，年轻活泼；只有一点会使他火冒三丈——难免会有缺乏经验的新手想付钱给他作为估书的谢仪。这时，他委屈地躲到一边，就像一位画廊的经理在过境参观的美国佬为了酬谢讲解往他手里塞小费时感到屈辱那样；这是因为，对于门德尔来说，能够把一本珍贵的书捧在手里，就像有的人和女人幽会似的，对他来说，这样的时刻就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之夜。只有书，而不是钱，才对他有控制力。因此，一些大收藏家设法请他，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建人让他到自己的图书馆来做顾问和采购专员，都没有成功——雅可布谢绝不干。不能设想他能够到格鲁克咖啡馆以外的地方去。三十三年前，他，一个还是留着软软的小黑胡子、鬓发惠曲的其貌不扬的犹太小伙子，从东方来到维也纳，想做一个拉比，但很快就离开了威严的单一上帝耶和华，转而献身于图书世界光华推保、千姿百态的赫赫众神。在那些年代里，他首次来到格鲁克咖啡馆，此后这里就渐渐地成了他的工作室、主要住宅和收发室，成了他的世界了。～位天文学家每夜一个人在自己的观象台上透过望远镜小小的圆孔观测星空，观察群星神秘运行的轨道，它们纷繁交织，变幻不停，时而熄灭继而重又辉耀于苍穹；同样的，雅可布·门德尔坐在格鲁克咖啡馆的方桌旁，透过眼镜观察着另一个世界，书的世界——也是永恒运转和变化再生着的世界，观察着这个在我们的世界之上的世界。　
　　门德尔在格鲁克咖啡馆里自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在人们看来，这座咖啡馆的声誉更多地是和他那无形的讲坛联系到一起，而不是和这个咖啡馆的创办人、大音乐家、《阿尔泽斯塔》和《伊菲季尼雅》的创作者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特·格鲁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门德尔成了那里的一部分财产，就像那樱桃木旧柜台、两个草草修补过的弹子台和那把铜咖啡锅一样；　
　　他的桌子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保留席位，因为咖啡馆的人总是对门德尔的人数众多的顾客热情招待，使他们只好每次都买点什么，于是，他的知识所赚的钱大部分跑到堂馆头多伊布勒尔胯上挂着的皮包里去了。旧书商门德尔也因此享受到多种优待：他可以随便使用电话，这里为他保存信件，代订各类书刊；忠心耿耿的老清洁女工给他刷大衣、缝钮扣，并且每周替他把一小包衣服送到洗衣店去。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隔壁的餐馆叫午饭；每天早晨，咖啡馆老板施坦德哈特纳先生走到门德尔的桌前，亲自向他问候（雅可布·门德尔由于埋头读书，自然大多并未发现）。早晨七点半，他准时来到咖啡馆，直到关灯打烊才离开。他从来不和别的顾客说话，不看报纸，对周围的变化毫无觉察。有一次，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客气地问他，在电灯下看书是否比过去在摇曳不定的煤气灯下看书舒服一点时，他惊奇地看了看电灯泡：　
　　虽然为改装电灯敲敲打打忙活了好几天，他却丝毫没有发觉。只有干千万万个字母像黑色的纤毛虫通过宛若两个圆孔的眼镜，通过那两片闪烁着吮吸着的镜片，涌入他的大脑；其余的一切则不过是空洞缥缈的喧嚣，像流水似的从耳边漂过。三十多个年头——换句话说，凡是他醒着的时候，都是坐在这张方桌旁：一边读，一边比较，一边计算；只有黑夜把这种真正的、无止境的梦打断几个小时。　
　　因此，当我看见门德尔宣喻箴言的大理石桌像墓板一样闲置在那里时，便有某种惊诧之感。只有在现在年纪稍长时，我才懂得，每当逝去这样一个人，会随之失去多少东西啊！这首先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不可挽回地日趋单调化的世界上，所有独特无双的事物是一天天更加宝贵了。其次，尽管我当年年轻和阅世不深，却出自内心深处的直觉非常喜欢门德尔。通过他，我首次接近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我们生活中所有独一无二的和强大的东西，都只能产生于一个不顾一切的内心的专注、高尚的偏执和神圣的狂热劲儿。他使我看到，在我们今天，而且还是在电灯照耀下的、旁边又有电话室的咖啡馆里，也可能有毫无瑕疵的精神生活，以及像印度的瑜伽论者和中世纪的僧侣那样热烈而又忘我地服务于一种思想的精神。我在这位不出名的、小小的旧书商身上看到了这样一种服务精神的榜样，它比在我们当代的诗人们那里所看到的榜样要光辉得多。尽管如此，我竟能把他忘了。不错，那是战争年代，我和他一样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可是现在，在这张空无一物的桌子前面，我感到有愧于他，同时又觉得好奇。　
　　他哪儿去了，他出了什么事呢？我把堂馆叫来询问。不，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这位门德尔先生。咖啡馆的常客中没有这位先生。不过，也许堂馆头知道吧？堂信头挺着他的大肚皮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想了一会儿——不，他也想不起一个门德尔先生来。但是，也许我说的是弗洛里昂尼胡同杂货店的老板曼得尔先生？一丝苦味涌上心头，我体会到什么叫人生无常：既然我们生活的一切痕迹，立刻就被吹得无影无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就在这儿的盈尺之地，一个人曾在这儿呼吸、工作、思考、说话，三十年，也许有四十年之久，然而只需过上那么三四年时间，一位新法老登台后，就没有人能记得约瑟夫了——在格鲁克咖啡馆竟没有一个人能记得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了。我几乎是恼怒地问那堂位头，是否可以见一下施坦德哈特纳先生，过去的老人员之中还有谁在这里。什么？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咖啡馆卖了，而且已经死了。至于老堂信头，他现在住在克雷姆斯附近他的庄园里。是啊，一个留下来的人也没有了……　
　　不过，也许，嗅，还有！那个女清洁工斯波希尔太太还在这里。不过，她未必能记得个别的顾客。然而，我立即又想到雅可布·门德尔是人们忘不了的，于是就请他把这个女人叫来。　
　　斯波希尔太太从后屋走了出来，一头蓬乱的白发，沉重地迈着浮肿的两腿，一边走，一边匆忙地用布擦着两只发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过脏屋子，或是擦过窗户。我立即觉察到，她有些局促木安，突然把她叫到咖啡馆明亮堂皇的前面来，她觉得很不自在，而且，维也纳的黎民百姓向来就怕警察局派来调查的密探。一开始，她怀着不信任和戒备的心情，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下：叫她来有何贵子呢？但是，我一问起雅可布·门德尔，她就震了一下，双目圆睁，兴奋地盯着我。“我的上帝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还有人想起他？嗅，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啊！”她大为感动，差点儿哭了出来，就像上了年岁的人在话题涉及到他们的青春时代，涉及到久已忘却了的陈年！回事那样。我问她门德尔是否还活着，她说：“啊，天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去世已经五六年，不，已经七年啦。这样一个善心的好人，只要想一想，我认识他多少年啦，——二十五年还要多哪！要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就让他那样死去——简直是一种耻辱！”她愈加激动，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要知道，从来还没有人关心过他，没有人打听过他的情况，难道我还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吗？　
　　是啊，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让她相信这一点，并且请她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但是这位好心的人却显得胆怯、有所顾忌，老是擦着她那双湿流浪的手。我明白了：她，一个女清洁工，披着一头蓬乱的白发，结着脏围裙站在咖啡馆中间，她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她不放心地看着四周——堂信中说不定会有人在偷听。于是，我就请她到弹子房，到门德尔曾经呆过的老地方去，在那里告诉我有关门德尔的全部情况。她感动地点了点头，感谢我明白了她的意思，然后就迈着老年人蹒跚的脚步，在前面带路，我跟着她走去，两个堂馆惊讶地目送着我们。他们感到其中似乎有什么名堂，而且，在顾客中也有人对我们这不伦不类的一对儿颇为惊奇。在那里，在他的那张桌子旁边（有些细节我是后来从别处知道的），她给我讲了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的下场。　
　　事情是这样的：战争爆发后，门德尔每天照常七点半来，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他仍旧从早到晚像往常一样读他的书，咖啡馆里的人都感到，而且常说，他压根儿没想到打仗的事。　
　　是这样，因为他从不读报，和别人不交谈；当街头报贩大声叫卖号外，大家都拥上去的时候，他也从未离开过座位，他压根儿没听。他也没有发现堂值弗兰茨不见了（他是在哥里兹附近阵亡的），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彼列梅什卡被俘了；他从来没说过半句话抱怨面包越来越坏，他喝的牛奶被换成了用无花果做的劣等饮料。只有一次，他奇怪为什么大学生们来得少了——仅此而已。我的上帝，那可怜的人从来没关心过别的事，他就知道喜欢书。　
　　但是，不幸的日子来临了。有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大天白日，来了一个宪兵，同来的还有秘密警察。他露出胸前的徽章，问常来的是否有一个雅可市·门德尔。他们马上就走到门德尔的桌子跟前，他一开始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想卖书，或是想问什么问题。但他们马上要他跟他们走，就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对咖啡馆来说，简直太丢脸了——大家站着围在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身边，他夹在那两个人中间，把眼镜扶到额头上，一个个地看着大家，搞不明白他们究竟要他干什么。斯波希尔则立即对宪兵说，想必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碰的。那个秘密警察立她大声呵斥，叫她不要干涉公事，接着就把他带走了。有很长时间——整整两年他没有来。直到今天斯波希尔太太还是不明白，他们当时要他干什么。“可是我敢发誓，”老太太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不会做任何坏事。我担保他是好人，是他们搞错了。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清白无辜的人，简直是犯罪！”　
　　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斯波希尔太太是对的。我们的朋友雅可布·门德尔的确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后来我才了解到全部的细节），他仅仅做了一件昏头昏脑的、值得同情的、即使在那个荒唐古怪的时代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傻事，唯一能够解释的是，他完全不问世事，他的奇异表现离世俗十万八千里。事情是这样的：负责检查和国外通讯的军事检查机关一天发现了一张由一个署名雅可布·门德尔的人所写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按规定贴足了邮票，但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这张明信片却是寄往敌国的，收信人是巴黎市格勒内尔沿岸大街上一个书店的老板让·拉布尔泰，这个叫雅可布·门德尔的人抱怨他没有收到最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