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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男熟女 作者: 杨景标-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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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车先就近到了市第五医院，那位值班女医生只摸了摸我的前额，就躲得老远，说让我去别的医院，徐冬就火了，问她为什么，她说：“烧得这么厉害，怕是非典，我们医院的发热门诊早撤了，你还是送他去别的医院吧！”我歪在那张椅子上，憋了一肚子的气，心想，我要是腿脚利索，我非踹你一大脚，煽你个大耳光，然后把证件亮出来：“我他妈的是记者！”再说了，非典早就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我就那么幸运，又给弄复活了？可我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徐冬又打车送我到了中医院，中医院的男大夫很负责任，先给我量体温，竟高达39℃，又挤压我小腹，问我疼不疼，我说有点疼，他便又问我以前疼没疼过，我摇头说没有。为了慎重起见，他还让我做了胸透。看着胸透的结果，他排除了非典，诊断我是急性阑尾炎，又问我：“是不是疼得很厉害呀？”我说：“不是，就～是有点儿疼～”我的牙齿还在打颤。他就自言自语地：“真是奇怪了！”男大夫决定先让我输液，退烧消炎，也观察一下，再决定是否手术。
输了半瓶的药液，我感觉好多了，也不再哆嗦了，脸上也有了血色。徐冬一直陪伴我来着，我见他眼皮都睁不开了，就对他说：“你睡吧，我没事儿了！”徐冬看了看我，说：“那我就睡一会儿！”歪在旁边的床上就起了鼾声，幸亏病房里其他床位都空着，要不他就扰民了。看着徐冬我就想，这个时候要是有赵婷在一旁陪我，那该多温馨呀？这样想着，我就又难过了。那个男大夫走进来，看了我的状态，松了口气，又看了看徐冬，小声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好多了！”接着我就问大夫：“是不是感情上受挫折，就容易引发阑尾炎啊？”他愣了愣：“好像没什么关系吧？”我又说：“你想啊，感情上痛苦，人就容易上火，阑尾不也就容易发炎吗？”他笑了：“这倒很有可能！”费了半天劲，我终于将阑尾与赵婷扯上了关系。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倚在那儿昏昏睡去的，天大亮时，我被说话声吵醒了，输液瓶和连接我血管的那条管子都不见了，说话的人是男大夫和徐冬。见我醒了，男大夫就说：“看来你是慢性阑尾炎，不过有急性发作的迹象，我建议你还是及时做手术，要不早晚都是个事儿！”男大夫说着，顿了一下：“当然，做不做由你自己决定！”这确实是个问题，我犹豫着，长这么大，还没有谁在我身上动过刀呢，再者，做了手术，要一动不动躺上一周，那不难受死也得郁闷死，能挨一天是一天吧！我就对男大夫说：“我现在没时间，过一阵子再做吧？”“那也好，反正赶早不赶晚，你还是多住一天院吧，我们也好再观察观察，保险一些嘛！”我同意了。男大夫又跟徐冬客套了两句，就离开了。
“我觉得你今天就应该手术！”徐冬忽然说。我笑了笑：“别听他们的，医生哪有不吓唬人的？没事儿！”“阑尾手术又不是什么大手术，做了就做了！”很难得徐冬这么一本正经。我没再说什么，却忽然问他：“你是不还要去单位呀？该走走你的，我没什么事了。”徐冬看我也真是没事了，说：“我还必须去单位一趟，下午我过来陪你，有事你就打我手机。”徐冬说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转身就要出门，可走到门口忽然想起什么，又转回身来，掏出一千块钱来扔在我病床上：“那篇稿子不是有你两千吗？昨晚交了押金一千，这还剩一千！”我忽然想起劣质沙发的事，徐冬说见面把钱给我，我们一直没见面，我都快把这茬儿忘了。
上午九点的时候，我给主任孙燕打了电话，因为胡军，我已经请了两天假，看来还得请一天。孙燕说又怎么了，我告诉她我在医院呢，她就要赶来看我。就在孙燕还没赶到的空挡，我先后接到了刘大军和刘进的问候电话，都说晚上过来看我，我就说不用了，晚上可能回住处的，张兵没打来电话，我想他可能又出差了。孙燕是拎来了一大兜子水果，问寒问暖的，问到我昨晚的细节处，就拍着自己的心口窝感叹：“真是吓死人了，你也太大意了！”孙燕临走前忽然郑重其事地说：“方舟你要有思想准备，老师扔花那件事儿，调查结果对我们很不利，毕竟你没采访学校一方，迫于省委宣传部的压力，报社可能会处理你，但你放心，报社还是护着你的，只是做做样子给他们看！”这虽然在我意料之中，却也正是我所担心的。“无所谓了！”我满不在乎似地笑了笑。
人活得不就是一张脸皮吗？报社虽然是做做样子，但名声毕竟不好听，今后在省城同行面前，我还怎么抬起头来呀？
孙燕走后，我的心情又恶劣到了极点，我忽然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孤独——赵婷抛弃了我，组织又要处理我，整个省城似乎都在向我亮红牌。就在我内心最脆弱的这个时辰，老同学艾红突然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次很难得的进强势媒体工作的机会，让我三天之内必须去北京。事后我就寻思，这艾红是能掐会算怎么的？怎么就偏偏在我心灵最脆弱的时候打来电话呢？难道，我们俩因了那两个苹果，真的就心有灵犀了吗？
原来，张可他们那张新闻周报刚刚开设了“人物栏目”，需要两名记者加盟，艾红便让张可便跟总编说了，总编说：“可以，让他过来见个面吧！“。艾红说我很适合人物记者的角色，我去准成。我听艾红说着，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虽然那天在北京的全聚德老店，我说了让艾红帮我找工作的话，但那不过是一句玩笑，我考虑都没考虑过有一天会去北京工作。我就对艾红说：“北京人才济济的，我去了能好使吗？”
我的话让艾红生了气：“哎？你这么没自信啊？你在那儿有什么发展啊？你们那张破报纸与人家周报能比吗？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再说了，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中心，这概念你懂不懂啊？你听我的就来吧，凭你的才华，来北京肯定行，在周报做上两年，肯定会是一个名记者……”艾红这般苦口婆心，倒让我动了心，我说：“那好，我考虑考虑！”“还考虑什么呀？就这么定了，来了给我打电话，我开车接你！”艾红又拿出当年的“一言堂”作风，说完就挂了。
“看来我要去趟北京一趟了。”我心想。“去就去吧，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也好，人去心空，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我在心里说。“按我现在年纪，确还有打拼的资力，过几年再想动恐怕就难了！”我心中又合计。“到北京也不错，毕竟机会多，没准我真能混出点儿名堂来呢！“我心就开始飞翔了。
下午的时候，黄鹂忽然给我打来电话，想是孙燕在单位告诉她的，我就把去北京的想法跟她说了。黄鹂说：“你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我就说：“我为什么不能去呢？”我们就在电话沉默了。我是在等黄鹂说：“如果我答应嫁给你，你还会去吗？”可黄鹂终究没说。我想黄鹂也是在等我说：“如果你肯嫁给我，我就不去了！”可我终究也没说。我们之所以都没说，是因为有个周彦军硬生生插在中间的缘故。
黄鹂打了电话不久，我又接了陌生电话，竟是穷孩子的父亲，他觉得很歉疚。原来，报道见报的当天，校长忽然找到他，希望他不要再和我联系，还话里带着威胁：“你们家孩子毕竟还在我们学校上学！”考虑到儿子的学业，他就答应了，就在学校的安排下于当天换了住处。可两天来，他一直都觉得很过意不去，忍不住打了这个电话。我就安稳他：“没关系的，不必太内疚！”心想，我要离开了，什么事都会一走了之。
最后一组吊瓶快打完了，徐冬才又匆匆赶了来，我跟他说我要去北京，他很惊讶：“这也太突然了吧？你要认真想一想，那可是重头再来啊！”我说：“是啊，我也没想到，不过确实是一次好机会，人家那可是大牌媒体，境界不一样的！”徐冬说：“那倒是。”然后问我：“那你和赵婷怎么办啊？”我就又跟他说了赵婷的事。他听了后说：“你这人就这样不好，感情上太认真了，现在的女孩子哪那么清纯呀？”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又笑着说：“你去北京也行，发展机会多，等发达那天，别忘了把哥们儿也弄去，怎么的也是京城啊！”这话说得我热血沸腾的。
我原打算跟单位再请三天假，虽然有张可从中引荐，但毕竟还要去面试，等当面定下来，我再回来辞职不迟。谁知第二天上午艾红又打来电话，说选两篇我的新闻作品，最好是人物类的，连同我的照片一块儿“Email”过去，我就照办了，我还真写过不少人物类的专访，有的还算有些名气呢。下午的时候，艾红再次打来电话，欣喜地告诉我已经定下来了，还看在张可的面子上，考虑到我的经济问题，把试用期缩短到了一个月。既然已铁板钉钉儿了，那我干脆就辞职算了！
我赶去了单位，可总编却不在，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说：“您下午还回报社吗？”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就直说了。他很意外，继而也很伤感，问我：“你是不是因为那篇报道才走的？”我忙说：“不是，同学提供的机会，错过很可惜的！”他就说：“北京是好地方，报纸也很不错，关系到你个人的发展，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我还是希望你留下来！”我就说：“我还是想和您见一面。”他却说：“你要是非走不可，就不用见我了，你若是能留下来，我倒是想和你坐在一块儿再聊聊呢……”我们就这样在电话里罗嗦了十几分钟，总编再次让我感动，可我却去意已决。
到单位人事部门办了手续，我给徐冬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经辞了职，然后就去部门办公室，跟孙燕说了一声，孙燕也很惊讶，要请我吃饭，我说已经有哥们儿安排好了，她就说挺遗憾的。我离开了报社，就直接去火车站买了明天的卧铺票。
徐冬是仓促间张罗的，晚上在枫叶轩摆了一桌，为我饯行。张兵果然出差去了外地，方东方又不愿来，我们之间的恩怨，哥儿几个都心知肚明了。就徐冬、刘大军、刘进、还有我，四个老爷们儿在那间小包房里喝到了子夜时分，竟谁也没提我和赵婷的事，好像都知道了。我一瓶一瓶喝着啤酒，似乎把几年来，在省城该喝而没喝的酒都喝了。
烂醉如泥，一塌糊涂。
三十三
2004年的第一场雪，似乎比往年来得稍晚一些。
获知这一信息时，我正坐在北京的公交车上，车窗外雪花飘飘，两个操着标准京腔的妇女，就坐在我前面谈论着，我对首都以往的降雪情况一无所知，既然她们这样说了，那就是吧！离开了省城，就好像与省城的一切断了联系，我的心情好多了。我也说过，每次来北京，我都会有一种亲切感。
我来北京一周多了，来时就带了几件衣服，揣了几张银行卡。我本就没什么东西，省城住处的家电都是租了房子时就带的，跟房东交代一声也就不租了，还余两个半月的房租，他给我退回了两个月的。只有那台电脑，还算是我唯一值点钱的家当，我是先放在了徐冬家里，他昨天刚托了一个开车来北京的老板，给我捎了来。我刚来那几天就住在艾红家里，前天才在一个学生公寓里，租了个十几平米的房间。
艾红的那套120平米的商品房在通州区的东关，已属于郊县了，房价当然不会像北京市内那样动辄上万，与我们省城市内地段商品房的价位差不多。这里交通也相当方便，有一段直通市内的高速，最适合有车族居住了。艾红夫妻俩因都上班，没太有多时间顾及家务，就请了保姆，一个四川籍的小姑娘，说上十句话，我能听懂一句。大卧室睡被夫妻俩占着，小卧室又被她占着，我只能睡客厅的沙发。白天我搭车和张可一起去单位看一眼，空闲的时间就去找出租房，艾红劝我：“不用太着急，找不到就先住这儿！”我就说：“趁现在不忙找一找，过几天投入工作就没时间了！”我确实住得很不习惯，尤其是那个小保姆，看我的眼珠子都是绿的，我怕时间长了会出事。
在北京找房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离单位近的地方房价都很高，可又不能离单位太远；两室三室的我不能租，太奢侈了，单间又不好租，信息源少；只有合租的房子多，到处皆是，也是最经济的，可我这个人又挑剔，和男人合租吧，我会有一种怪怪的同志感觉，就犯恶，和女孩子合租吧，时间长了产生什么纠葛也很自然，人毕竟不是冷血种类，有着丰富感情的，这倒也没什么，但我却怕艾红笑我：“你可真酷啊，还玩上异性合租了！”我扫荡了几天，终于在某大学附近找到了一个学生公寓，是私人经营的，就在一个新建的花园小区里，一栋居民楼的整个二层都给了它。
公寓里差不多住了上百号人，大多都男女学生，但毕竟分隔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单间，虽然面积与我在省城的没的比，但房租却差不多，每月500元，而且是一个月一交。其实细琢磨起来也没便宜哪儿去，老板的心也够黑的，就一根宽带线接了那么多台电脑，每台电脑还要收50元的上网费，电费都是四毛八一个字儿的，他却收八毛，进公共浴间洗一次澡要收四元，就差那几个公共厕所没收钱了。一切只不过是“秋后算账”，让你的心里有一个承受过程而已。我搬过去的时候，艾红跟去看了看，直皱眉：“这样的地方你怎么住啊？”我说：“这多热闹啊，单身男人不都这样吗？”艾红说：“是吗？”就笑了。
有了新住处，我曾试着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但没有用，只要还活在这个尘世上，就免不了被纷扰。从正街到学生公寓，会路过一个小巷，小巷两旁有一段门市平房，都开了理发店，奇怪的是，快入冬季了，理发店却还都敞着门。当我从一个个敞开的门前走过，门里端坐的浓妆艳抹女郎，就会向我飞吻或抛媚眼儿，我才明白，她们哪里是理发呀？分明是挂羊头为幌子，卖自己的肉罢了；还有，昨晚我意外发现，我的小房间对门竟住着一个单身美女，黑黑的长发，薄边的眼镜，看上既斯文又妩媚，很能让我浮想联翩，小单间墙体隔音的效果很差，半夜里就能听见隔壁传来清晰的喘息声和呻吟声，我就想，美女应该也能听到吧，她是否也在疯长的欲望里挣扎和煎熬呢？
我进了周报以后，还赶上一期出报呢，因还没有开设人物栏目，也就没我什么事，但这一期就开通了，又赶上日子是12月1日——世界预防艾滋病日，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期人物就是“艾滋人物”。另一个与我同时来的郑姓记者，被派往了河南采访，我留京也是有任务的。四个艾滋病患者从四川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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