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周立波)-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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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潮汐与历史的回声
——“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总序冯牧　缪俊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国人民将隆重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为了配合这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激励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检阅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性成就，花山文艺出版社将重新出版一批以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包括反映抗日战争）、经过较长时间考验、深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杰出的长篇小说，定名为“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我们对花山文艺出版社的这个非常有意义的重大举措表示祝贺和敬意。
　　优秀的文学作品有时被称为反映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马克思说过：“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恩格斯也说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因此，集中地重印一些具有丰厚社会内涵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文艺作品，让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回顾历史，认识社会，思考未来，同时也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花山文艺出版社这次出版的都是反映我国人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也就是说，都是反映二十世纪我国社会变革历程的作品。二十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辉煌灿烂而又曲折多变的历史纪元。这一个世纪无论是对中国人民还是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是难以磨灭、值得永远回忆的一段历程。从十九世纪中叶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人民革命的蓬勃兴起；从三十年代法西斯势力的集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曲折前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二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和旷日持久的“冷战”，到各国之间对话的开始和矛盾的缓解，直到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新格局的形成……整整一个世纪，真是“天翻地覆”，“旋转乾坤”。但是，无论历史发展如何曲折，或者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好，历史都将顺应时代的潮流，沿着社会繁荣、人类进步的方向前进，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和难忘的岁月，都将永远写在人类发展进程的史册上。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无论是辉煌还是暗淡，都值得我们的历史学家去记录，值得我们的文学家们去描绘。一个作家如果他是历史地、真实地、艺术地记录了这段历史，那么他的作品就会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对后人也会有教育启迪意义。这样的作品也就永远不会过时。
　　花山文艺出版社这次重印的长篇小说，从题材来说，涉及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漫长的历史阶段和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有反映中国大革命时期生活的，有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有反映中国解放战争的，有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有反映资产阶级工商业改造的，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也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从作品的主人公来说，有写工农兵的，也有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还有写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许多作品还直接地正面地描写了某种政治运动，描写了政治运动中的斗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总结历史经验，对过去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调整看法，对某些事件和过程实际上有了新的结论。这就使人们不仅开始重新审视历史，而且重新审视反映这些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对它的历史真实性和审美价值作出新的判断。因此，我们今天重印的这些作品很可能会涉及到对它们的历史评价问题。由于人们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对任何事物都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对某些文艺作品进行重新估价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足畏惧。问题是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态度。记得有位西方历史学家这样说过：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他的唯一任务就是按照所发生过的事情的原样来叙述事情，他也许会形成某种个人的厌恶，但是他将把公众的利益看得更为重要并把真理置于他憎恶之上；他可以有特别喜爱的人物，但他不会宽恕他们的错误。历史就是历史。他唯一的准则与正确的向导是——不考虑他目前的听众而考虑将来查他说过的话的人。我们觉得这位西方历史学家说的是大实话也是真理。那就是研究历史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把公众的利益看得最重要，而且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我们认为，对待我们新中国的文学的评价也应该如此。我国的新文学（主要是指在人类先进世界观指引和影响下产生的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艰辛的历程。建国以来大家约定俗成地把它称为当代文学事业，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走过了四十多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不论是七十年还是四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即被称为新文学或进步文学，其后又被称为人民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在这个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以自己不同程度的对社会生活的洞察能力和对于艺术形象的创造能力，为正在饥渴于精神食粮的中国读者奉献了一大批既鲜明又复杂、既是博大浩繁又是色彩驳杂的文学成果。这些成果，不论你怎样评价，都不能抹杀这样的事实：这些文学现象，七十多年来或四十多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革，对于亿万人民的思想情感、道德以及文化素质的形成与演变，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些作品及其作者，随着中国历史和人民解放与建设事业的急剧发展，日益明确和自觉地展现了以往的文学所不具备的特质，即把自己的生活观照和创作实践，同亿万人民所进行的宏伟壮丽而又艰巨纷繁的解放与变革事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长河中的脉搏相通、步伐一致的组成部分。他们所创造的艺术成果，特别是长篇小说，真正成了时代的镜子。我们应该为我国新文学、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所逐渐取得的这种重要历史地位而自豪，而不应当像某些非历史主义者那样，不愿意把文学现象放在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虑，而总是热衷于某种外国的创作规范为标准，习惯于盲目的自薄乃至自卑的、近于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生长于祖国深厚民族土壤之上的文学现象。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要我们的文艺批评和审美目光没有任何发展和变化，而只是想强调：我们应该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出发，用历史的和美学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我们已经出现的并且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思想影响的文学现象，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地位上加以审视和观照，进而考察和剖析它们在思想、艺术上的得失、美丑、高下和精粗，以此沟通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上获得教益。而不应当以偏执、轻率的态度，妄自菲薄乃至厚诬一切民族传统的态度，来对待前人辛勤耕耘所取得的精神成果。这些精神成果，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不管其中还存在有多少值得扬弃的缺陷和值得记取的教训，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积累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不断站在新的思想高度来回顾与总结历史，重新订正我们对新文学的看法和评价，而不应该在无视历史和否定历史的偏见支配下，否定我国文学的辉煌历史和丰硕成果。
　　在对我国新文学的种种议论中有一种说法：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是某个“政治运动”的直接成果。我们认为对这种看法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不能否定，我国文学确实受到政治的制约，也或多或少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包括一些具有真知灼见而能够被称为大作家、大艺术家的人，有时也难于幸免，从而出现过根据某些政治运动或僵化理论的影响而不断修改“旧作”的现象。但是也应看到，文学创作是个复杂的现象。任何社会都不能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维空间。产生于社会多维空间中的某种文学现象，它固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政治冲击力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社会多种力量的制约，这里面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的制约，也有上层建筑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道德以及社会心理、审美感情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同一“政治气候”下，也就可能产生不同素质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前后，我们这批作家，他们作为我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他们深入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或火热斗争的现场，他们对变革中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体验。他们忠于生活，忠于艺术，在广阔的生活层面上，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真实地正面地纪录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向旧世界宣战和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所经历的艰辛而伟大的历程。这就与某些浅薄的、仅仅去“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简单化作品不同。这些作家们以生活参与者的身份所获得的素材，并通过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和艺术高度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从生活土壤中诞生出来的艺术，是十分难能可贵，也是今后文学发展史的新创作所无法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像马克思在评价古希腊神话所作的判断那样，是“不可企及的典范”。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那些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革命历史、甚至是某些政治斗争的作品都看作是“政治口号的传声筒”。正像我们不能把反映法国大革命的一些作品，如雨果的《九三年》等，看作是“政治口号的传声筒”一样。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作品缺乏内在的审美力度，仅仅是反映生活的“镜子”而已。关于“文学是镜子”的说法历来就有争议。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作家雨果就提出过诘难。他说：“倘使这面镜子是平常的镜子，有个光滑而平顺的表面，它把各种物件只能照出一种无光泽与凹凸、忠实而失了色彩的影子；大家知道颜色与光线在单纯的反映中是会如何地失真。所以艺术必须是一面浓缩的镜子，它不会把有色的光线显淡，它把它们收缩凝结起来，使一种微光化作光明，一种光明化成火焰。”（雨果：《〈克林威尔〉序言》）雨果对“镜子说”提出的修正和补充是十分精辟的见解。他不反对说文学艺术是镜子，而说这不是普通平滑的镜子，而必须是能够把有色彩的光线收缩凝结起来的一种“聚光镜”。我们不敢说，这些被花山文艺出版社选入“丛书”系列的作品，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艺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从后人的艺术眼光和欣赏趣味来看，也许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从思想到艺术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品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塑造了许许多多艺术典型。这个艺术典型不仅有着栩栩如生的鲜活的性格，而且像聚光镜一样，集中概括了较为深广的历史容量和社会特点，从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艺术典型，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和读者的检验，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我国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画廊。这使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人物群像中，又增加了一批具有进取意识、解放意识和奋力向上的工农兵劳动者人物“家族”。我们的文学不管如何发展，如何观念更新，这个崭新的人物家族，也是以后的文学所不可替代的。我们从这些人物的活动历史和心路历程中，不仅可以看到变革时代的潮汐，同时也能听见历史车轮的回声。这也许正是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
　　我们把这批长篇小说当作我国新文学的宝贵财富，还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特色上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别是在运用传统的小说技巧表现新生活方面，许多作家都根据自身的艺术素养和艺术追求，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后来这些作家便成了我国一些文学流派领袖群伦的人物。在我国历史上，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总是以某一时期具有独创性的一个或一批杰出作家为代表的。比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西昆体、元和体、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等，都是如此。我们新中国文学中的大作家，后来成了各种流派如什么“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湖湘派”、“岭南派”等的师表，对一代又一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文学发展到今天枝叶繁茂、五彩纷呈，与新中国文学的这些前辈作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此，我们想到目前仍然面临着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正确对待和继承人类几千年来所创造的那些文化艺术珍品，不断地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益于我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珍品，来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养，提高我们作家的艺术思维能力，提高他们概括生活、塑造形象的能力和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要排斥那些有益于我们事业的一切外国的好的东西。过去有过盲目排外的思想和作法。但就目前来讲，倒有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不排斥西方好的东西，却排斥和轻视中国的好传统。他们也讲学习遗产，但却只热衷于阴阳八卦之类，甚至迷信那一套，而排斥本民族的珍品，他们往往不加分析地把民族珍品反而看成糟粕。这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地从自己的先人所创造的许多艺术经验中吸收宝贵的营养。一个时期以来，在某些作家、艺术家中，出现了某种“非民族化”的倾向，片面强调“走向世界”，一味寄希望于对于外国现代流派的模拟和学习上。如果仅仅模仿西方某些过时的以至没落的形式和手法，就是模仿得如何逼真，终究不能代替我们民族的创造。我们寄希望于那些进行严肃探索、既重视生活又重视传统的作家，只有他们的探索才有可能创作出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意义，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作品，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事物总有它的两面。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优秀长篇小说，具有丰厚的社会内涵，在艺术上也显露出这些杰出作家的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当时文学创作发展的最高水平。但是，由于受政治的制约，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迭起的政治运动，以及理论上“左”倾思潮的发展和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