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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漩涡-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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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又使我由茫然恢复了意识。表面上,我只有后脑壳长了个包,可事实上我的精神却受到了伤害。那场暴风雨,又是雷鸣,又是闪电。一想到这,我就忍不住象孩子似的发抖。刚才我还傻乎乎的想去按电源的开关呢!我偏偏选择电闪的一刹那去按,活该会被击昏!
这是天罚,是对我这只胆小的,没有大脑的可怜猫儿的惩罚!呵!等等!我的头发是不是全白了?我急忙跑到房间里去,随手拿了放在柜台上的皮包,到食堂里用柜台下的镜子,仔细检查我的脸。每一处我都睁大眼睛看,生怕漏掉了什么。我看到了一双绿得透亮的眼睛,它从镜内默默凝视着我,然后我看到我的睫毛,安好无事地在镜中不停地眨动。我的眉毛是褐色的,带着一抹疑虑。再由饱满的额头往后看:谢天谢地,我那褐色的头发,只是被风吹得乱糟糟而已。我把梳子拿出来,随便梳了梳,然后把它放回袋子。
看看手表快七点了,我打开收音机,想听一下有关暴风雨的新闻。同时我动手剪了块厚纸板,用透明胶把它补在那个窗户破洞上,然后,我又用抹布把地上的积水擦干。这时候收音机里说,有些地方的高压线吹断了;哈得逊河的水位高涨,尤其是格兰斯·贺滋一带的水位更高;第九国道的某一段被大风刮倒的树堵住了道路,而机械大楼附近也发出了洪水警报。打扫完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是一间靠近湖泊右边的九号房间。我脱了衣服,洗了个冷水浴,顺便洗了洗我刚才倒地时弄脏的白色衬衫。
此刻,我已忘了刚才在大风雨中所受的惊吓和那些没经大脑思考的行动了。我现在想到以后又得单独一人度过这寂寞的黑夜,但又想到明天开始不妨出去旅行旅行,心中又觉得很舒畅,差点儿要唱起歌来。想着想着,我不由得去翻箱倒柜,找出自己一向认为最满意的一件衣服。这是一件黑色的、绒布缝制成的贴身上下连衣裤。臀部下面有条金黄色的拉链,衣领是用金丝编织成的。整体看起来,又别致,又高雅。我穿上,照照镜子,觉得袖子应该挽起来才更显得特别。我又蹬上一双金色的皮凉鞋。弄妥之后,我来到酒柜前,拿了漂亮的高脚玻璃杯,放了块冰块,又从柜边拿了一张椅子放好,打开收音机,点亮灯,一口气把酒倒到喉咙里,然后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里。
收音机的广播里穿插着商业广告,都是有关猫的。譬如猫喜欢吃什么等。
这种喁喁细语和外面毛毛雨的声音配合得天衣无缝。外面的雨滴被大风刮到窗户上,叭!叭!好象枪声一样,似乎不甘心,想把这屋子推倒。幸好房里的一切都很理想,没有湿漉漉的雨水,温馨而舒适。WOKO 在播放四十分钟的音乐节目。不久,传出了“爱的小舟”这首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那段在泰晤士河上的时光。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和几位朋友坐了小船沿着泰晤士河顺流而下,到遥远的温莎城堡。当时我负责看着带来的手提电唱机,德立克划船。我们带的唱片不多,只有十张。每次唱完“爱的小舟”,德立克总要说:“葳芙,再放一次吧。”于是我又调整唱机,重放一次。
想到这里,我的眼眶里已盈满了泪水,并不是因为回忆到德立克而悲哀,而是想到那逝去的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男孩、女孩、阳光、流行曲,以及在一起时所拍的照片、初恋的情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般令人怀念,却又带点儿伤感。我忍不住流下了泪。逝去的往事不可能再追回,谁也无法令时光倒流,但是那酸中带甜,甜中带泪的回忆,却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我的名字叫做葳芙安(葳芙)·蜜雪儿。在这儿沉醉往事的时候是二十三岁,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在英国时,所有认识我的英国女孩们,都说我屁股翘翘的,线条优美,尤其适合穿紧身的衣服。在这以前,我就知道自己有副完美无瑕,足以自傲的好身材。我的眼睛是绿色的,头发是天然的褐色,我希望有一天,能把头发留长,长得象卷毛的狮子狗一样,以此显出自己的成熟。我的颧骨较高,英国的女孩们说,一看就知道我是外国人,这很令我不安。我的鼻子过于小巧,相比之下嘴巴显得有点大,有点丰满,过于性感。
我自己虽然不觉得怎样,但总受别人嫉妒、羡慕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我感情丰富,自认为带点孤傲和罗曼蒂克,但别人,譬如修道院的姊妹们以及脾气暴躁的斯泰特,就常觉得我又任性又倔强,他说:“葳芙安,女孩子要温柔些,要象棵柳树,不要象棵松树,松树太刚烈,那是男人才该有的气概,而不该是你呵!”
我是法裔加拿大人,出生在距魁北克不远的厄奴奈安海岛以北的一个小城圣·花米由。这个海岛在圣·劳伦斯河流进魁北克海峡的海洋中央,状似一条落难的船,细长形。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因此凡是有关户外的运动,如游泳、钓鱼、露营等,我都喜欢。我对父母的印象很模糊,没什么记忆,不过我好象比较喜爱父亲,讨厌母亲。八岁时,蒙特利尔有朋友举行结婚典礼,邀请我父母参加。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他们的座机失事,不幸双亡。而同时丧夫,变成未亡人的罗兰斯·杜柔,我的叔母,经法院的判决,成为我的监护人,我就顺理成章地搬到叔母的住处,由她抚养。我和叔母相处得很好,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很喜欢她,而且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但是我是基督徒,我叔母是新教徒。宗教信仰的不同,使我们不时产生争执。在魁北克,传教士的势力相当强,叔母宗教信仰的不同,使我活在宗教争夺战阴影中。最后,基督教获胜了,我的精神领域终于有了归宿。因此十五岁以前,我一直在犹鲁修里·伊特修道院受教育。修女们管教严格,要求对主非常虔诚,我脑子里灌满了晦涩的宗教史以及各种古怪的神学教义。本来我就对护士和修女没什么好感,但是现在却偏偏要和她们打交道。我几乎要闷死了,只得求救于叔母。她很高兴地把我救出修道院,还说,等到了十六岁,就送我到英国的新娘学校去学习大家闺秀的风范。在这块保守的土地上,她这么做当然引起了强烈的不安。犹鲁修里修道院是魁北克的基督教传教中心,很久以前,魁北克发生过英法之战,当时吃了败仗的法国将军默卡尔木的头盖骨,被当作战利品,放在这座修道院中。而修道院也以此为荣。将近两个世纪了,每次做礼拜,不管白天晚上,跪在头盖骨前的修士修女们总不少于九个人。我的家庭也是属于法裔加拿大人,所以一旦这家的女儿敢于破坏这传统规矩,一定会被当作一桩丑闻来议论。
魁北克这类家庭的儿女们,通常自成一个社交圈——类似秘密团体。这种社交圈组织严密,力量强大,很象日内瓦的Calvin 派别(基督教的一派)。
属于这个派的人,不论男女都很得意地把自己称作“法裔加拿大人”,而且用法语发音。在他们眼里,较为低等的是那些新教徒的加拿大人,还有“奈桑古尼”(指英国移民的子孙)和“奈桑美利坚”(指美国人)。法裔加拿大人最引以为荣的,就是能讲法语,而且能讲两百年以前的移民者方言,但现在的法国人听不懂,因为它混合着法语化的英文——这种关系很象非洲白人的语言及荷兰语之间的关系。这个魁北克派的自以为是,连法国本土人都看不过去,因为这些法裔加拿大人,简直把法国人也都当作外人来看待。我不知自己为何拉拉杂杂的提了这么多无聊事。当然,作为蜜雪儿家的一分子,我对能否打破这种传统并不肯定,但如果身为西西里岛的黑手党的一分子而发生背叛行为,则是犯了滔天大罪,死不足惜。我现在的处境和它相似,因此我不能随便抛弃修道院和魁北克,以防自己落入万人唾骂,走投无路的境地。
叔母很有分寸地替我解决了这些问题。比如,我以前的朋友,都被禁止再和我来往。我当然很生气地抗议,但叔母都一笑置之,大概认为我是个神经质的人,而不予理会。事实上我到了英国之后,还是怀着脱离朋友的负罪感。这感觉使我一直小心翼翼的,无法开朗起来,带着一股英国人所说的殖民地的小家子气。所以一旦进入为年轻女孩儿们设立的新娘学校时,我的恐惧和心理负担则更重了。
在英国,新娘学校大部分都集中在萨宁格代这个地方。奥斯陆之家,就位于萨宁格代区。奥斯陆之家是一座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建筑。三楼有许多隔间,共二十五间。每间寝室可容纳两人,我和另一个外国人合住一间。
这位小姐,是黑皮肤的利巴若伊人,腋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长毛,父亲是百万富翁。最讨厌巧克力和埃及男影星班谢勒。所以,只要碰到有闪闪白牙、浓密胡须、炯炯发亮眼睛、油亮亮头发的男星照片,马上就会被我们抢过去撕掉,唯恐引起她的反感。也许是因为老子有钱,她很傲慢,平时颐指气使,人缘欠佳。这样一来,我就因而得宠,成了宿舍里最受欢迎的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友善、欺生的人也比比皆是。有人说话粗野,还带土音;有人欠缺教养,行动粗鲁。有时祸从天降,我常被一些无聊事困扰。再加上我是加拿大人,离乡背井来到这陌生的地方,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确实有些神经过敏,性格又急躁,对某些恶作剧,实在无法忍受。有一次我不客气向那两三个虐待我的人发火。结果他们把我压在床上,拳头如下雨一样打在我身上。有人猛掐我的大腿,有人提了桶水往我头上浇下去。当时我又痛又委曲,失声痛哭,开口求饶。他们犹不死心,还要我保证以后乖乖的听话,不要目中无人。开始我愤愤不平,不过平静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习惯了这种和平协定。即使不情愿,也还是柔顺地开始学习大家要求的“淑女”之道。
休息时间,是工作之余唯一可外出的时间。我喜欢大自然,喜欢户外运动。宿舍里,有个叫苏珊的苏格兰女孩和我一样,也喜爱户外运动,我们俩成了好友。她是独生女,从小缺少玩伴,所以她父母很欢迎我成为她的朋友。
每年夏季,我就到苏格兰她家里去。冬天和春天是滑雪季节,我就和她一起到瑞士、奥地利、意大利等地。我们在新娘学校同时入学,也同时毕业。毕业后,为了参加乌迪帕克饭店举行的舞会,我求叔母代付五百英镑的会费才和苏珊顺利参加了舞会。舞会很无聊,我只和苏珊跳了几次舞。参加的人中虽不乏年轻小伙子,但和我所认识的加拿大人比起来,差得老远。他们全都是软绵绵的小白脸,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而且看起来一副老奸巨滑,工于心计的样子(可是有一个给我印象最坏的男人,却听说是某项国际田径赛的冠军呢)。
就在这段时间,我认识了德立克。
当时我只有十七岁半。我和苏珊两人合租了位于俄尔多·嘉积街的一栋拥有三个房间的屋子。六月底,我们还没找到工作。闷极了,就决定邀几个好友,开个舞会乐一乐,联络联络感情。刚好对面一家房子的主人,要利用暑假到国外旅行。临走托我们看管房子,我们马上想到利用这屋子作为舞场,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人的方面不成问题,我们常参加舞会,认识的人很多。
可是经费怎么办?我们俩花钱如流水,所以经常囊空如洗。没办法,只好又打电话给叔母,请她寄一百英镑来。有了钞票就好办事,这下子我们可以风风光光的开个舞会了。我们邀请了差不多三十个人,不过估计能够参加的大概只有二十位。于是我们准备了十八瓶香槟酒,由于高兴,还买了桃红色的好酒,十磅装的罐装酒比较便宜,也买了两罐。同时我们又在街上买了些有大蒜味的佐料,把奶油涂在黑面包上,夹着荷兰胡椒和熏过的鲑鱼片,做成可口的三明治,另外还用乌梅、巧克力调制了类似圣诞大餐时的餐后甜点。
不过真是吃力不讨好,这些餐后甜点大家都不爱吃。等一切食物准备好后,我们把雪白发亮的桌布铺在桌上,把门敞开,屋内,金碧辉煌,七彩缤纷,好象盛大的成人舞会似的。
舞会开得很成功,我这做主人的也觉得自豪。我们邀请的三十位来宾,全都来了,没有一位缺席,甚至有些还自携舞伴,使舞场显得有些拥挤了。
有些人在休息时干脆跑到楼梯上坐,还有些男人,我亲眼所见,他们居然把女孩抱在膝上,在厕所里谈得天花乱堕!音乐声、人声、咀嚼声,屋子里一片喧哗,热闹非凡。大多数朋友都表现得很友善,连平日难处的人,在柔和的灯光下,似乎都显得很可爱。一切都太圆满了。但是,这时发生了美中不足的事:酒没有了!联系感情的酒没有了,被喝光了。这使我没了主张,不知所措地站在桌子边。一个爱恶作剧,专以拆别人台为乐的人,倒完了最后一滴酒后,挥起酒瓶,东摇西晃,大声道:“喂!喂!拿水来,既然没有酒,拿水来!这种差劲的英格兰地方,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来了!”众目睽睽之下,我急红了脸,语无伦次地说:“真,真对不起,酒已经喝光,没有酒了。”
这时候靠在墙壁上的一个高高的年轻人及时地替我解了围:“你说什么没有酒呀,你忘啦,在地下室的酒窖里。”说完,一把抓住我的手,连推带拉地把我拖出了门。“跟我来!”他语气果断地说:“这么难得的好气氛,怎么可以眼巴巴让它毁在酒上呢?我们到酒吧去买些酒回来吧。”
我们俩来到酒店,买了两瓶杜松子酒和几颗柠檬。我们争着付钱,最后他付了酒钱,柠檬钱归我付。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有点头重脚轻,好象喝多了。果然,他解释说,他来参加我们舞会之前,已参加过一个舞会了。
是苏珊的朋友,一对叫诺曼的年轻夫妇带他到我们这个舞会来的。这人又自我介绍,说他叫德立克·马林。我实在没心情和他站在这儿聊天,我急着要赶回去送酒。我们爬上楼梯,还没进门,大家就起劲地欢呼起来,欢迎我们带酒归来。其实这时舞会的高潮已过,时间也差不多了,客人早已三三两两的陆续散去,留下的,都是平常较要好的朋友和一些无处可去的人。没多久,人越来越少,我喜欢的诺曼夫妇也告辞了。临走时跟德立克说,门钥匙放在鞋箱底下,要他别忘了拿。我觉得肚子有点饿,想和苏珊一起到对面的小店吃点东西垫垫底。老实说我对那家小吃店的印象并不怎么样,这时,德立克忽然跑到我身边来,撩开我的发丝,附在我耳边嘀嘀咕咕。他的声音有些沙哑,问我是否能和他单独行动。不知为什么我爽快地随口答应了。我想我所以会答应他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替我解了那个围,使我摆脱那尴尬的一幕。
夏天的晚上有点闷热,大家都忍不住离开屋子,到马路上透透气。苏珊和几个朋友干脆在马路上遛来遛去。我和德立克就随手招了辆计程车坐进去。过了一条街后,他把我带到一家专卖通心粉的小吃店。我们随便吃了些东西,他还叫了两瓶酒,我喝了一小杯,剩下的他全包了。我们一边吃一边闲聊。他告诉我他家住在温莎城附近,今年刚满十八岁,在学校读最后一学期,很快就要高中毕业了。他还告诉我他在校板球队。这次能有时间来伦敦,是因为他叔母最近去世了。他来办理有关继承遗产的事。他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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