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情-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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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被再次提及，并会以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被重新讲述，而且情节总在原地踏步或是打转儿。在这样的小说里，固有的小说装置被减到最少，读者只要根据这些文字随波逐流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情节需要前进、还将发生什么事情的强迫性观点被缩小到极点，所以读起来心里非常舒服。”　　　　
　　　　作为这种形式小说的例子，当时我们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谈论了一番。我个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也被这部小说前半部分的形式所深深打动过，所以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后来他又加了几句话。他觉得在我的小说里也能窥见这种倾向，只是没有正式的表露而已。我只是边听他讲，边低垂眼帘默默地点头。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理解他说的话，只是因为我的想法跟他完全相反的缘故。　　　　
　　　　后来每当我想到他的时候，就会回味他的话。尽管多少有点唐突，我最终还是写了这部小说。上面所引用的他的每一句话，或许都会成为将要写成的这部小说的本质特征，但说到底，这些都是无法确定的事情。　　　　
　　　　或许有些读者会觉得，给我忠言促使我写这篇小说的人，其实和我之前提及的理想读者是同一个人。并不完全是这样。不如说以那天的谈话为契机，那位忠言者构成了我的理想读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接近事实。而且这位忠言者可能是一个实际存在但也可能不是。不妨请读者们跟我一起想象，如果那位忠言者实际存在的话，恐怕会因为担心将来自己的身份被具体地暴露出来而感觉到轻微的颤抖和兴奋。能做此想象是我和读者们的权利。但我想就此结束这个话题。至于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单数还是复数；或者可能既是男的也是女的，既是单数也是复数；或者如果他实际存在，可能不是感到颤抖或是兴奋，而是感到不愉快，由于无法确定，所以都是他的权利。但如果他实际上并不存在，我是就此停止，还是继续，这都完全取决于作为小说家的我。　　　　
　　　　希望大家明白，我连这些话都扯得这么长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迷惑或者玩弄读者们。虽然我在小说里触犯了几乎所有的禁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异想天开地想打破圣地；虽然就解除了登场人物或发话者身上的小说的基本装置而言，作为小说家的我只能赤身裸体地奔跑，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出现在这里的人物都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或者我和他们之间展开的行动和对话是实际存在的。这是维系这些文字作为小说存在的唯一绳索，我不忍心切断这最后一根绳索。换句话说，这根绳索好比是装在塑料瓶里的液化气体，据此我从中倒出来的那么多的话和它们所包含的思想才不致于在空气中被分解，以便我可以继续讲述下去。　　　　
　　　　有些读者可能会怀疑，我在留下这根绳索的虚伪意识的名义下，会蔓延出新的虚伪意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达成某种协议是他们反驳和参与这部小说的理所当然的方式。此前我已经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这样的协议，而且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展开我正直而诚实或巧妙的完全犯罪。这种犯罪就是我的写作方式。真正的完全犯罪，不能单纯地局限在证明不在现场的的层次上，而是当犯罪铸成时，犯罪本身也要升华，这时留下的只有变化或变形而已。尽管这样并不能完全摆脱嫌疑，但我至少在小说里有所体现的完美的民主法治的假定下，从几种单纯的心态中得到了想得到的自由。这并不是说我傲慢地要让读者们拿出物证来，只不过是想以后每当物证出现时能予以正当的处置而已。但由于什么都不能确信，我反而被自己的话弄得云里雾里了。请允许我暂时打住，喘口气。　　　　
　　　　但我很快又想开始说话——坦白地讲，我对这样写小说感到疲惫不堪，甚至痛苦万分，但我至少有稿费之类的物质上的补偿。而站在那些没有任何补偿的纯粹读者的立场上，读这样的文字是一件多么枯燥乏味的事情啊！大部分读者的确会有这样的感觉。因此我再一次奉劝他们，尽快地把这本书，不，是这些文字扔掉。因为我自己也怀疑，这些文字有没有被当作祭品的意义？我并不是装腔作势或为了做秀才说这番话，在这一瞬间我是真心的。但连这一点我也不能说是可以确信的。　　　　
　　　　我随便地做了个深呼吸。这次想更长时间地停止写作，但不知为什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马上开始重新在键盘上搬动我的手指。我就像神话或传说中的某个受到天谴而不断奔跑的人物似的，在不断地说，不，是在不断地打字。也许我认为现在小说进行得挺顺利，所以打着小算盘，想趁此机会将这停滞不前的小说保鲜。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这么做。其实我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截稿日期，被时间赶得很紧。这样的时候往往要更加小心。先别提其中夹杂着的虚伪意识，我每写下一行都会马上后悔，但是我现在不能休息，因为突然有千头万绪充斥着我的大脑，如果不赶快捕捉它们的话，可能就会永远地消失掉。我有一种习惯，那就是，如果以后要写的内容先浮现在脑海里的话，我会把它记录在打字机旁边的记事本上。但不知为什么现在连这个习惯也被破坏了。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跟从别人背后开枪的卑鄙枪手的行为差不多吧。我也不太了解自己，一向都不了解自己。我到底如何了解不是别人的自己呢？恐怕我对自己连别人了解的一半程度都达不到。这样一来，通俗地讲，对于我来说自己就是别人。　　　　
　　　　现在的我是正在说话，还是在写小说呢？如果都不是的话，我是在打字？不管在干什么，我不想把这三种行为混为一谈。这并非是为了获得小说的协调感，更不是任何其它的理由，只是习惯性的手法而已。什么时候我才能摆脱这种惯性的写作手法呢？暂且不谈这些，可说真的，我到底是在说话，在写作，还是在打字呢？我正紧闭双唇，甚至连根烟都没有叼。那么我是以说话的方式写着小说，然后移到打字机上吗？或者是为了打字而把一些说过的话转换成文字的形式？到底哪一个在先呢？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后的概念？虽然不敢确定，但也不至于如此一锅粥。既然这样，我就应该询求心理学专业知识方面的帮助，但我现在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份闲心。我现在是又急又忙。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刚刚说了一堆与涌进我脑海里的想法毫不相干的话。我立刻回过神，想重新回到那些想法，整理一下思绪，但不知哪个瞬间，它们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痕迹都没有留下。我有点虚脱。但是既然以这样的方式消失掉，当初就不属于我。这样的想法不是误记，而是自我抛弃的结果。　　　　
　　　　我暂时停止了打字，把纸往上抽出来一点，重新看了看我写的东西。不知是不是因为说得太快，我发现到处都有遗漏的语词。假如我面对读者用这种方式说话，从我嘴里溅出来的口水会打湿坐在我面前那人的脸。仅仅因为这种想法，我徒然地感到惭愧。当然这种感觉并非完全是徒然的。也许读者们在读前面的文字时，已经感觉到了我说话的快速。且不去管写文章的速度超过了想的速度是不是一种轻率而不负责任的行为，总而言之我很惭愧。我把纸放回去，在空白的地方补上了漏掉的词。刚才我是克制着想抽烟的欲望，然后像说话似地点动手指。由此可以看出我是多急促的忙碌过。看来这回我真的要更长时间的休息一下了。　　　　
　　　　利用休息的时间我到洗手间用肥皂洗了手，索性把脸也给洗了。就像小说家和大部分写作的人一样，我在开始写作之前，也总是先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写到现在我已经洗过很多次的手，那是因为正赶上雨季的关系。没打几个字，手心里就渗出好多汗，而且手掌和手指都变得粘呼呼的。湿度超过了60度，摁到键盘上的手指很滑，那种不爽的感觉使我不由得烦躁起来。虽然开着电风扇却没有任何帮助，几小时前冲的澡早已失效。打字机和日光台灯都开始发热，后者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嗡嗡”，尖锐的噪声越来越大。我不为自己，但为了打字机和日光台灯也要暂时停下打字。窗外下着绵绵不绝的细雨，雨天一般适合写作，但这种绵绵不绝的细雨却不然。因为湿度逐渐变高，所以一切看起来都变得油光光的，油光光的一切给人一种在哭泣的感觉。如果有人在旁边哭泣，怎么能专心写作呢？　　　　
　　　　大约十五分钟前，我关掉打字机和日光台灯的电源，然后走到客厅，通过做倒立、伸懒腰和仰卧起坐来舒展筋骨。如果不做这些运动直接躺下，浑身就会酸软，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但我现在只是把所有长时间坐在桌子前写作的人们所经历过的痛苦，集中在我个人身上说出来而已，并不是我特意说得严重。结束了简单的运动之后，我的全身已被汗水浸透，进浴室没有擦肥皂，只是用水冲了冲汗，就又重新回到了桌前。没有擦肥皂的原因是因为还不知道需要冲几次凉。只穿着内衣坐在椅子上的我，身上还有很多水分；当那些水分被电风扇的风蒸发掉时，我身上的热气也随之发散到空中，所以感觉格外地爽快。　　　　
　　　　现在我似乎可以理直气壮地写小说了。刚才全身感到烦躁不安的时候，我在心里想过，怎么才能保证主宰这种烦躁不安的情绪，不使之无意中反映和浸透到小说里呢？所以我对读者们从内心里感到很惭愧。如果我情绪上的变化使读者们陷入迷乱状态的话，那是明明白白的罪恶，甚至是以文化的名义施加的野蛮的拷问。既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至少在感觉上也得努力保持最佳状态。现在我变得豁然开朗。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也停了，天也渐渐晴朗起来了。　　　　
　　　　我写作时感到窗外景致的变化特别有趣：先是下着雨或者是晴天；之后又是夜幕降临变成了晚上，又有蚊子飞过来；还有别人家的灯亮了，接着路灯也亮了，星星也在闪烁，又被云遮住了，汽车噪音不断，诸如此类。当然这期间我也涮牙、洗脸、吃饭、抽烟，还在很晚的时候喝杯烈酒，然后睡觉。但有时独自一人坐在桌前敲打着键盘，突然往窗外望去，会感到自己的写作行为似乎与时间的流逝、自然的运动、天体的运行刚好吻合，于是一时心情澎湃。把这种夸张的感情称为虚伪意识的产物过于平凡了，我无法处理好这种感情，因为首先无法对此做出分类或分析。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更珍惜它们。另一方面，我无意中看到印在纸上的字时，它们看起来就像时间的残骸、尸体、躯壳，所以让我觉得吃惊。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我是在狂妄地与天体逆道而行。果真如此吗？在此我想回避任何结论。刚才我想说这不是逃避，而是保留；但在下一个时间里我自己也无法辨认逃避和保留的区别，所以我决定放弃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说出了那句话。我现在并不是在巧妙地写小说，而是在惊慌失措。　　　　
　　　　我的小说进入了迷途，而想要辨识这个迷途只会越陷越深。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转一下故事的方向。读者们也许会以更快的速度读下去。首先是因为我说话的速度变快了，其次是因为我的话变得简短了，再加上内容也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当然，我无权要求读者们读得快或慢，因为这是读者的权利；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表达一下愿望：我还是希望读者能以始终如一的速度读下去。我并不认为现在这个部分是小说的下坡路；即使是下坡路，也不能依赖身体从斜坡获得的加速度，而是要随时控制闸门，这样才能保持适当的速度。至于枯燥难懂的部分，也就是说，走上坡路时，则应利用启动加速器等方法来加以保持。　　　　
　　　　我在本章开笔之初就考虑这一部分应该有个标题，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我刚写完前面几页时，委托我写小说的文艺季刊杂志社的记者——他是一位诗人——给我打过电话，问我稿子的进展情况，还说以后不会再打过来催稿了。最后他问到我本卷的标题。我本来就因为延误了交稿时间而觉得很抱歉，他这么一问，更让我有点惊惶失措。我想他可能是为了节约排版时间才问我这个问题，踌躇了一下，然后才像行为不端者那样，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回答道：“我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写完，然后再确定标题。”到现在我也还不理解，当时自己为何会有羞耻感。但更加确切地说，我一般不是在小说结束后确定标题，而是在小说接近尾声时确定。可是这次已经到了尾声部分，标题却仍然毫无头绪。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只有有了标题，小说才能顺利地结束。　　　　
　　　　有的读者可能会想到，作为作家有什么必要讲自己酝酿标题的故事呢？其实我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想到了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必要呢？但我马上又想到，在小说里果然能断定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吗？如此看来，必要与不必要之间的二分法是无关本质和不太重要的。也许在一些读者看来，我正在固有观念的小说和非小说之间表演着惊险的杂技；而另一些读者则果决判断，我在小说里已经无话可说，所以在把小说本身作为话题的美名下，干脆逃离了小说。他们的想法是对还是错无关紧要，小说原本就词深意广，在这里面读者是自由的。　　　　
　　　　真正重要的是我现在看不到一寸之外这一事实。由于一寸远的地方都看不清，所以我找不到头绪。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福分，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事实就是这样。我并不是在小说与非小说之间巧妙地找平衡。无需太多顾虑，我不是走在平衡木上，而是在平地上奔跑，感觉无比自由。尽管这里也会存在一些压抑，但是这种压抑与先前我写小说时那种被蹂躏的压迫感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如果读者们无法理解或无法接受我所说的话和我的小说，我希望他们能退几步想一下：即使在韩国文坛里多一部这样的小说又能怎样？还能离谱到什么程度？再傲慢一点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理解和不可接受的。这篇文字只是一部小说而已。再强调一次：首先写这篇文字的我是位小说家，而作为小说家的我坚信不移自己是在写小说。但这种形式的语法只能用在这部小说里。在这一瞬间我看到自己的声音逐渐变大，口水也溅得更远，形象足够丑陋。　　　　
　　　　此时烟灰缸里有一支烟带着火苗在自己燃烧。这是说话和写作时常常发生的情况，特别是在打字的时候。烟的存在从各个角度妨碍着小说的进展。首先，在还没有戒烟的情况下，不抽烟是无法忍受的。如果一边把烟叼在嘴里一边打字眼睛会受不了，而且烟灰会掉在键盘上；如果把烟放在烟灰缸里，又会要么因碰到缸底而很快灭掉，要么就很快烧完。有时因打字机的震动，烟会从烟灰缸里掉下来，然后在书桌上滚来滚去，那小小的火星刹那间会在纸和桌布上烧出洞来。
　　　　我像被那些荒诞不堪的联想在脑袋上打了一棒，关上冰箱的门，转过身来。我背靠着电冰箱，通过敞开的房门，眼睛里流水般涌进了桌面上打字机的形态。从它的形态上我能确认格里特的存在，同时也想到它是多么的美丽；但是对我来说，这二者都难以忍受。　　　　
　　　　说点题外话。我自己也已经意识到，我在这部小说里或许过多地使用了“但是”、“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