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遗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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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诗篇》1988年9月用英文发表，受到欢迎和赢得人们对伟大作家的关注。该书接受这些致意，并未料想几个月后爆发的风暴：霍梅尼，伊朗的主宰以亵渎神明为由判拉什迪死刑，并派遣他的杀手追逐捕杀，其结果无法想见。　
　　这些事发生在小说尚未被翻译之前。在各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丑闻走在了作品之前。在法国，新闻界立即拿出了尚未出版的小说的章节，目的是让人了解判决的因由。这种作法再正常不过，但对于一部小说却将其致于死地。仅仅通过被告罪的段落去介绍它，人们便从一开始就把一件艺术作品变成简单的罪体。　
　　我从来不讲文学批评的坏话。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没有比面临批评的不存在而更糟糕。我所指的文学批评是把它作为思索和分析：这种批评善于把它所要批评的书阅读数遍（如同一部伟大的音乐，人们可以无穷无尽地反复地听，伟大的小说也一样，是供人反复阅读的）；这种文学批评对现实的无情时钟充耳不闻，对于一年前，30年前，300年前诞生的作品都准备讨论；这种文学批评试图捉住一部作品中的新鲜之处，并把它载入历史的记忆之中。如果思索不跟随小说的历史，我们今天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便会一无所知。没有它，任何作品都会付诸随意的判断和迅速的忘却。然而，拉什迪的情况却表明（如果还需要一个证明的话）这样的思索已经不再。文艺批评，无形之中，无辜地，随着事物的力量，随着社会的新闻界的演进，自己变成了一种简单的（通常是聪明的，永远是匆忙的）关于文学时事的信息。　
　　就《撒旦诗篇》来讲，文学时事是对一位作者判处死刑。在这一或生或死的情况下去谈艺术几乎成了无谓之谈。的的确确，当着重大原则受到威胁时，艺术代表什么呢？因此在世界各地，所有的评论都集中在原则问题的争执之上：言论自由；捍卫它的必要性（事实上人们捍卫了它，人们曾抗议，并曾签名上书）；宗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与此同时，也有这样的问题：一位作家是否有道德上的权利去亵渎或伤害信教者？甚至有这个怀疑：拉什迪攻击伊斯兰教是否仅仅为了给自己作广告和出售他那本无法让人读懂的书？　
　　带着一种令人不解的一致性（在世界各地我都发现有同样的反应），文人、知识分子、出入沙龙的人们对小说摆出一副貌似高雅的姿态。这一回他们决定反抗任何商业的压力，拒绝阅读在他们看来成为爆冷门的简单对象。他们签署了所有支持拉什迪的请愿书，同时认为带着一种风度时髦的微笑说这样的话更为风雅：“他的书么？噢没有没有，我没有读过。”政治人物乘机抓住这一有趣的、他们不喜欢的小说家的“失宠”。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当时表现的正直的公正：“我们谴责霍梅尼的判决，言论自由对于我们是神圣的。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减少谴责这一对信仰的攻击。这是可鄙的、拙劣的、侵犯人民灵魂的攻击。”　
　　是的，没有人怀疑拉什迪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攻击，因为只有控告是真实的；书中的文字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已不复存在。
三个时代的冲击

　　历史中的独一无二的境况：由于他的出身，拉什迪属于穆斯林世界，这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生活在现代之前的时代。而他写作在欧洲，在现代的时代，或者说，更确切地讲，在这个时代的终结上。　
　　在伊朗的伊斯兰教此时正值远离宗教的温和而走向好斗的神权政治之际，小说的历史，随着拉什迪，从托马斯·曼的好心的教授般的微笑走向从重被发现的拉伯雷式幽默源泉中汲取奔驰的想象。各种反论相汇合，并被推向极端。　
　　从这一点来看，对拉什迪的谴责并非一种偶然，一次疯狂，而是两个时代的再也不能更深的冲突：神权政治讨伐现代，并把它的最有代表性的创作——小说，作为他们的目标。因为拉什迪没有冒犯神圣，他没有攻击伊斯兰教，他写了一本小说，但是这对于神权统治的精神说来，比进行攻击还要糟糕：如果攻击一个宗教（通过一场论战，一次亵渎神圣，一场邪说），神殿的卫护者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领地上进行捍卫，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是对于他们，小说是另一个星球，是建立在另一本体论上的宇宙，是一座地狱，唯一的真理在那里没有权力，那种撒旦式的模棱两可使所有的坚定都转换为谜。　
　　让我们强调一下：不是攻击，是模棱两可；《撒旦诗篇》第二部分（即被定罪的部分，它回忆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起源）在小说里被介绍为吉布利尔·法利什达的一个梦，后来他根据这个梦编导了一部劣等影片，其中他自己扮演大天使的角色。叙事因此而双重地加以对比（先是一场梦，然后是一场劣等电影，遭到失败），不是作为一种断言，而是作为一个游戏的发明。使人不愉快的发明吗？我反对：正是它使我理解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世界的诗，此乃生平第一次。　
　　我们应该这样强调：在小说的相对性世界里，没有恨的位置；如果小说家写小说，为的是清算他的帐（不论是个人的或是意识形态的），那他就注定完全地、肯定地在美学上沉船。阿叶莎，那个年轻的引着带有幻觉的村民走向死亡的姑娘是个魔鬼，同时又颇为诱人，十分可爱（头上总是环绕着到处伴随她的蝴蝶），甚至经常令人感动。甚至在一位流亡主教的肖像上（想象中的霍梅尼肖像），人们也可以找到一种几乎恭敬的理解：西方的现代性被人以怀疑主义的态度去观察，它绝没有被介绍为高之于东方古风；小说“从历史和心理的角度去挖掘”旧时代的圣书，同时它也表明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圣书由于电视、广告、消闲工业而被削减价值；那么批判当代世界轻浮性的极左分子人物是否至少赢得作家的无保留的同情呢？不。他们可悲可笑，与周围环境的轻浮可笑一个样子；没有人正确，也没有人在这个盛大的相对性的狂欢节即作品中完全错误。　
　　那么在《撒旦诗篇》中，是小说的艺术本身被加之以罪。所以，在这个让人难过的整个故事里，最为令人难过的不是霍梅尼的判决（它是一个残酷的，但又是逻辑前后一致的结果），而是欧洲在捍卫和阐明（耐心地向它自己和别人阐明）最欧洲式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方面，换言之，在阐明和捍卫它自己的文化方面的无能为力。“小说的孩子们”放弃了使他们得以形成的艺术。欧洲，“小说的社会”，自暴自弃了。　
　　巴黎大学那帮神学家，点燃了那么多柴火堆的十六世纪的意识形态警察并不使我奇怪，他们曾迫使拉伯雷过如此艰难的生活，迫使他去逃难和藏身。但是使我更加惊讶和赞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那些势力强大的人们，比如杜贝莱（DUBELLAY）主教，奥代特（ODET）主教，尤其是法王一世，所给予他的保护。他们是想捍卫一些原则么？言论自由？人权？他们的态度的动机远远要好：他们热爱文学与艺术。　
　　在今天的欧洲，我没有看见一个杜贝莱主教，一个法王一世。但是欧洲还是欧洲么？换句话说，它是否还处在现代的时代？它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尚没有名字，但对于它，它的艺术已不再有很多的重要意义。如果这样，为何要惊奇：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小说的艺术，它的出色的艺术被判死刑的时候，它并没有过份激动？在这个新的时代，现代后的时代，小说是不是已经自一段时间以来，过着被宣判的生活了呢？
欧洲小说

　　为了明确地限定我所说的小说，我称之为欧洲小说。我不想在这里指在欧洲由欧洲人创造的小说；而是指属于开始于欧洲现代黎明的历史的小说。当然，也有别的小说：中国、日本小说，古希腊小说，但是这些小说与拉伯雷和塞万提斯一起诞生的历史事业没有任何持续演进的联系。　
　　我说欧洲小说不仅是为了将之与（比如说）中国小说相区别，也是为了说明它的历史是跨民族的；法国小说、英国小说或匈牙利小说都不能独树一帜创造它们自己独自的历史，但是它们都共同参与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超越民族，历史创造了唯一的环境，使小说的演进方向和每一作品的价值得以显现。　
　　在小说的不同阶段，各民族相继倡导，有如在接力赛跑中：先是意大利，有它的薄伽丘，伟大的先驱者；然后，拉伯雷的法国；再后，塞万提斯和赖子无赖小小说的西班牙；十八世纪的英国伟大小说和世纪末德国歌德的介入；十九世纪完全属于法国，以及后三分之一时间，俄罗斯小说进入，还有继它之后迅速出现的斯堪的纳维亚小说。之后，二十世纪和它的与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和贡布罗维茨一起的中欧的冒险。　
　　如果欧洲那时只是一个唯一的民族，我不相信它的小说的历史可以以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多样化持续在四个世纪中。正是永远新生的历史状况（带着新生的关于存在的内容），此时出现在法国，彼时在俄罗斯，然后到了别处，又到了别处，它们将小说的艺术一再推进，给它带来新的灵感，为它提示美学的新的解决办法。小说的历史仿佛在它的道路上一个接一个唤醒了欧洲的不同的部分，使它们在自己的特点中被确认，同时把它们并入欧洲共同的意识之中。　
　　只是到了我们的世纪，欧洲小说历史的伟大创举才第一次诞生在欧洲之外：先是在北美，在二、三十年代，然后，随着六十年代，到了拉丁美洲继巴特利克·沙穆瓦索①，安第斯群岛的小说家的艺术给了我快乐之后，接着是拉什迪，总的说来，我更喜欢读“三五线②以下的小说”，或“南方的小说”：一个新的伟大的小说文化，其特点是非凡的现实性与跨越所有真实性规则的无羁想象相联系。　
　　　
　　①PATRICKCHAMOISEAU，安第斯群岛小说家，用法语写作，其小说TEXAOO获1992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②三五线，地球纬度35度。　
　　这种想象使我喜出望外，而我却并不完全明白它来自何处？卡夫卡？肯定的。对于我们的世纪来说，是他使小说的艺术中的非真实性合法化。然而，卡夫卡式的想象与拉什迪或马尔克斯（MARQUEZ）想象却有所不同；后一种丰富无比的想象仿佛植根于非常特殊的南方的文化中，例如它长在它的永远生动的口头文学中（沙穆瓦索自称是克里奥尔①说书人）或在拉丁美洲，如伏昂岱斯喜欢提醒我们的，在他的巴洛克（艺术）中，它要比欧洲的巴洛克更奔放，更“疯狂”。　
　　　
　　①CREOLE，克里奥尔人，安第斯群岛的白种人后裔。　
　　这一想象的另一把钥匙：小说的热带化。我所想到的是拉什迪的异想天开；法利什达飞在伦敦上空，想把这个敌对的城市热带化：他综述热带化的好处：“全国建立午睡制度，树上有新的种类的鸟（大鹦鹉、孔雀、白鹦），鸟的下面是新的种类的树（椰子树、罗望子树、印度榕树、胡子树）……宗教的狂热，政治动乱……朋友们这一群去那一群那里，不需事先打招呼，养老院关门，大家庭的重要性，食物更有辣味……；不利之处：霍乱，伤寒，肺炎①，蟑螂，灰尘，噪音，过度的文化（CULTUREDEL’EXCES）”。　
　　　
　　①MALADIEDULEGIONNAIRE，肺炎中的一种，由LEGIONELLAPNEUMOPHILA细菌引起。1976年在美国费城AMERICANLEGION大会期间发现。　
　　（“过度的文化”：一个极好的说法。小说在其现代主义最后阶段的倾向：在欧洲，日常性被推至极端，在平淡的背景下对平淡做精致的分析；欧洲之外，最为异常的巧合重重积累，色彩又加色彩。危险：在欧洲，平淡的烦恼，欧洲之外，单调不变的生动别致。）　
　　三五线以下所创造的所有小说尽管与欧洲的品味略为相异，其形式，其精神，却与后者的初源令人惊异地接近；拉伯雷的古老汁液仅仅在这些非欧洲小说家的作品中才这般快活地流动，而不在任何别的地方。
巴努什不再让人发笑的日子

　　这使我最后一次回到巴努什上来。在《庞大固埃》中，巴努什爱上了一个妇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她。在教堂里，正在做弥撒的时候（这不正是一个绝妙的渎圣吗？）他向她说了些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下流话（这在今天的美国，因为性骚扰，可能坐130年监狱），当她不想听的时候，他便把一只发情的母狗的性物甩在她的衣服上。她走出教堂，四周所有的公狗（60万零14只，拉伯雷说）追在她后面跑，并朝她撒尿。我记起自己20岁的时候，在工人宿舍里，床底下压着捷克文版的拉伯雷，我不止一次给那些对这本大厚书好奇的工人读起这个故事，他们很快就把它记熟在心里，尽管这是些具有农民的或者说保守的道德观念的人，在他们的笑声里，对这个用说话和小便进行骚扰的人却没有丝毫谴责；他们特别喜欢巴努什，喜欢到用他的名字给自己的伙伴起外号的程度，但是他们没有把这名字给一个爱追女人的人，绝不是，而是给了一个以天真和过于恪守童贞而出名的年轻小伙子，后者连在淋浴下被人看到赤裸的身体也感到害羞。我听到这些工人的喊声就像发生在昨天：“巴努尔克（这是我们捷克文对这个名字的发音），去淋浴！不然我们用狗尿来冲你。”　
　　我总是听到这片讽刺朋友羞怯的可爱笑声，但同时，它对这个羞怯表达了一种近乎赞叹的温柔。对于巴努什在教堂里对妇人的猥亵，他们十分喜欢，同时他们也喜欢那妇人用自己的贞操来作为回敬，而她，这使他们特别高兴，却被狗尿惩罚了一番。我的往日的朋友们，他们同情谁呢？同情羞怯？同情无廉耻？同情巴努什？同情妇人？同情那些让人羡慕的特权——往一个美人身上撒尿？　
　　幽默：天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中；幽默，为人间诸事的相对性陶然而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奇乐。　
　　但是幽默，请记住奥塔维欧·帕兹的话，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它不是从来就在那里，也不会永远在那里。　
　　我的心抽紧，想着巴努什不再让人发笑的日子。　
　　…　
　　　
　　　

　



　




　第二章　圣—加尔达被阉割的阴影




一

　　卡夫卡的形象在今天或多或少已被众人接受，这个形象的基础，是一本小说。麦克斯·布洛德（MAXBROD）在卡夫卡逝世后不久就写出了它，并在1926年出版。请您们好好品尝题目吧：《爱情的欢喜王国》。这本钥匙—小说①是一本需要钥匙的小说，从他的主人公，一位名叫诺威（NOWY）的布拉格德裔作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布洛德炫耀自己的自画像（为女人所宠爱，为文学家所妒嫉）。诺威—布洛德让一个男人戴了绿帽子，这个男人却设下毒计，结果把诺威扔进监狱4年。我们一下子处在一个由最没有真实性的巧合编成的故事里（人物纯粹偶然地相遇，在海上一条客轮上，在海法的一条街，在维也纳的一条街），观望一场好人（诺威，他的情妇）与坏人（戴绿帽子者——其卑俗与他的绿帽子完全相称——和一位文学评论家，他有步骤地对诺威的所有好书进行了压制）之间的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