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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背叛的遗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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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第一阶段，他都曾集中了他全部的理智与道德力量来选择他的态度，而且他知道这一点；他怎么能谴责自己不曾是他不可能是的样子呢？如果说，人们不能从道德的观点来评判他的生命的不同阶段，那么同样地，人们也不能从真诚性的观点来进行评判。不可能确定哪一个波尔贡斯基最忠实于自己：是那个脱离公众生活的人或是那个投入其中的人。
如果各不同阶段如此矛盾，怎么来确定它们的共同的命名呢？我们能够把无神论的别祖柯夫与有信仰的别祖柯夫看成一个唯一和相同的人物，那么共同本质是什么？一个“自我”的稳定的本质在哪里？波尔贡斯基二号对波尔贡斯基一号在道义上的责任是什么？别祖柯夫，拿破仑的对头是否应该对过去曾是拿破仑的崇拜者的别祖柯夫负责任？在什么样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与自己相认同？
只有小说可以具体地探察人所经历的这一个最大的神秘；很可能托尔斯泰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细节的策划
托尔斯泰的人物的变化表现为不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而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感悟。别祖柯夫以令人惊讶的轻而易举从无神论者转变为宗教信仰者。为此只需他因为与他妻子的决裂而被震动，并在一个邮局的驿站遇到了一位是共济会会员的过客跟他讲话。这一轻而易举并不是由于一种肤浅的摇摆不定。它尤其让人猜测这一明显的变化是由一个隐蔽的、无意识的过程所准备，而突然爆发在光天化日之下。
安德烈·波尔贡斯基在奥斯特丽茨战争中受了重伤，正在苏醒过来。在这一刻，他这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的整个世界动摇了：不是由于一番理性的、逻辑的思索，而是由于简单的与死亡相对照，和对天空的长时间注视，是这些细节（注视天空）在托尔斯泰人物所生活的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
过后，安德烈从他的深刻的怀疑主义之中重新浮了上来，再次回到积极的生活之中，这一变化之前，曾与皮埃尔在河中一只小船上有过一场长谈。皮埃尔那时（这是他的演变的一个暂时阶段），积极、乐观、为他人着想，并反对安德烈的愤世的怀疑主义，但是在他们的交谈中，他却表现天真，张口说些老生常谈，安德烈则在理性上光彩照人，比皮埃尔说的话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交谈之后的沉默：“离开湖，他把眼睛转向皮埃尔刚才指给他看的天空，自奥斯特丽茨以来，他又一次再见他曾在场战上注视过的永恒而深邃的天空。在他心里，像是又一番快乐与温柔。”这个感觉是短暂的而且消失在瞬间。但是安德烈知道“这个他没有来得及多想的情感活在他的心里”。很久以后有一天，像是一组星辰的舞蹈，一场细节的策划（对一棵橡树群叶的注视，偶然间听到的少女的快乐话语，意外的回忆）燃起了这番情感（它活在他心里）并使他走火入魔。安德烈，昨天还满足于他隐退在世界之外，突然间决定“秋天去彼得堡，甚至要去找份工作。……他背着手，在房间里踱着步，一会儿皱起眉头，一会儿微笑，脑海里重新闪过所有这些非理性的、无法解释的思想，它们像罪恶一样秘密，其中很奇怪，混合着，皮埃尔、光荣、窗口的少女、橡树、美、爱情。它们完全地改变了他的存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进来，他会表现得极为冷淡，严厉，断然，让人讨厌和富有逻辑性。（……）他好像是想通过这种过份的逻辑性来在某个人身上对于他自己内心正在进行的非逻辑的和秘密的工作，施与报复。（我强调了文中最有意义的话。——米兰·昆德拉）（让我们记住：这也是同样的对细节的谋划；所见到的面孔之丑陋，在火车厢里偶然听到的说话，意外的回忆，它们在托尔斯泰的下一部小说里，促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自杀的决定。）
安德烈·波尔贡斯基内心世界的又一重要变化：在波罗金诺（BORODINO）战场受到致命重伤，卧在军营的手术台上，他心里突然充满了和平与重新和好的情感，一种不再离开他的幸福感，这一幸福状态颇为令人奇怪（而且十分美），尤其因为当时的场面甚为残酷，充满了那个还没有使用麻醉药时代的外科手术中可怕的详细细节，而且更有怪中之怪：他被一种意想之外的非逻辑的回忆所刺激：当着护士为他脱下衣服，“安德烈想起了早期童年的遥远日子”。再下面又有这样几句：“在所有这些痛苦之后，安德烈感到一种很久以来没有经历过的安逸。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特别是最早的童年时代，别人给他脱衣服，把他睡进他的小床，奶娘给他唱摇篮曲，他的头埋进枕头里，感到自己在生活并因此而幸福，——这些时刻在他的想象中不是作为过去而出现，而是作为现实。”只是后来，安德烈才看见了隔壁台子上的阿纳托尔（ANA－TOLE），娜达莎的引诱者，他的情敌，医生正在为他截去一条腿。
通常对这一场面的阅读是：“受伤的安德烈看着他的情敌被截去一条腿：这个场景使安德烈对他，对广义而言的人，充满怜悯。”但是托尔斯泰知道这种突然间的顿悟不是出于如此明显如此逻辑的原因。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转瞬即逝的画面（当他很小的时候家人用和护士一样的方法给他脱去衣服），发动了一切：他的新的变化，他对事情的新的眼光。几秒钟之后，这个奇迹般的细节肯定被安德烈自己忘记了，大概多数读者也立刻忘记了，读者在读小说和“读”他们自己的生活时同样地不专心和不善读。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一次是皮埃尔·别祖柯夫、他决定杀死拿破仑，这一决定之前有这样一段插曲：他从他的共济会员朋友们那里得知：拿破仑被视为《启示录》（《新约书》）第十三章里的ANTE－CHRIST；聪明的人应该数一下这个怪兽的数字，因为这是关于人的数字，这个数字是666……“如果把法文字母翻译成数字，那么拿破仑皇帝这个词恰好得出数目666。”这种预言给皮埃尔打击很大。他经常问自己谁会结束怪兽，换言之拿破仑的强权，借助于数字化，他想尽办法找到一个对问题的解决办法。先是组合：亚历山大皇帝，然后，俄罗斯民族。但是总数都高于或低于666。有一天，他想记录自己的名字：皮埃尔·别祖柯夫伯爵，但是他达不到想要的数字。他把一个Z放在S的位置上，加上介词DE，冠词LE，总是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他想如果他对问题的答案果真就在他的名字里，那么应该加上他的国籍。于是他写道：俄罗斯人别祖柯夫。数字加起来结果是671，即多了5。5代表着一个E，它与在皇帝一词的冠词中被省略的字母相同。取消这个在他名字前面的E字，况且这是不对的，提供给他一个他费心寻找的答案：俄罗斯人别祖柯夫——666。
这一发现使他为之震动。
托尔斯泰精心描写皮埃尔用他的名字所进行的所有拼字变化绝对是好笑的：L’RUSSE（俄罗斯），这是个极妙的拼写玩意儿。一个毫无疑问聪明而可爱的人的严肃而勇敢的决定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来说出自一次愚蠢？
那么您对人怎么想，对您自己怎么想？
为符合时代精神改变观点
一天一个女人兴高采烈地向我宣告：“不再有列宁格勒了！咱们又回到正经的圣彼得堡来了！”城市和街道重新命名，这事从没让我有过什么热情。我几乎想这样告诉她，但是最后一刻我按捺了自己：在她的被令人昏眩的历史前进所迷惑的目光里，我预先猜测出我们的不同意见，而且我没有要争论的欲望，况且在同一时刻我想起了一段她肯定已经忘记的插曲。同是这个女人有一次来布拉格我的家，看我和妻子，那是在俄国人入侵之后，1970年或1971年间，我们处在一种艰难的被禁止的境况中。从她来说，这是对我们支持的一种表现，我们尽力使她开心以作为对她的回报。我妻子对她讲起一个美国富翁住在一家莫斯科旅馆的滑稽故事（奇怪的是它是预言性的）。有人问那美国人：“您去墓地看列宁了吗？”他回答：“我花了十美元让人把他带来酒店。”我们的客人绷起了脸。作为左翼（她始终是）她认为俄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她所珍视的理想的背叛，并认为她要同情的这一背叛的受害者嘲笑这些被背叛的理想是让人不能接受的。“我不觉得这可笑”，她冷冷地说，只是由于我们的被迫害的地位使我们之间免于决裂。
我可以讲一大堆这一类的故事。这种观点的转变不仅涉及政治，而且也涉及广义而言的风气，先是上升后为衰落的女权主义，对“新小说”的欣赏以及后来的蔑视，被放纵的色情所接替的革命的清教主义，先是被诬为反革命的和新殖民主义，后又由同样那帮人作为进步旗帜打了出来的关于欧洲的思想，等等。我扪心自问：他们还记得他们过去的态度吗？在记忆中他们还保留着他们转变的历史么？并不是看到人们改变观点而使我愤怒。别祖柯夫，过去是拿破仑的崇拜者，变成了要谋害拿破仑生命的刺客，在前一种和后一种情况下我都觉得他可爱。一个在1971年崇拜列宁的人没有权利在1991年为列宁格勒不再是列宁格勒而高兴吗？她当然有，然而她的改变与别祖柯夫的有所不同。
别祖柯夫或波尔贡斯基正是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变化时作为个人得到证明，他们给人意外；他们使自己变得不一样；他们的自由燃烧起来；伴随自由的，还有他们的自我的个性；这些都是有诗意的时刻：他们如此强烈地生活着这些时刻，乃至整个世界都带着被那些美妙的细节所陶醉的仪仗队跑来与他们会合。在托尔斯泰那里，人之作为他自己，作为个人，尤其因为他有力量，有异想天开，有改造自己的智慧。
反之，我看到的那些对列宁，对欧洲等问题改变态度的人们，却在他们的非人性中暴露了他们自己。这一改变既非他们的创造、发明、任性，也非他们的意外、思索、疯狂。它没有诗：它只是对历史的变幻的精神作了非常乏味的调整。所以他们甚至对此没有察觉；总而言之，他们总是老样子：总是在实际当中，总是想着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应该想的事情；他们之改变，不是为了更接近他们自我的某种本质，而是为了与别人混同在一起；改变使他们保持不变。
我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他们根据一个看不见的法庭来改变他们的思想，这个法庭自己也在改变思想；那些人的改变因而只是对于法庭明天要宣布什么是真理来下一次赌注。我想到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时代，走出了早期的对共产主义的狂喜之后，我们每向着反对官方的教义迈出一小步都感到是一次勇敢的行动。我们抗议对宗教信仰者的迫害，捍卫被禁止的现代艺术，反对宣传的愚蠢，批评我们对俄罗斯的依赖，等等。这样做，我们便冒了些风险，没什么大了不起，但毕竟是点什么而且这个（小小的）危险给了我们一种让人高兴的道德上的满足。有一天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如果这些反抗不是听自于内心的自由和勇气，而是出于有意讨好另外一个在暗中已经在准备的审判法庭？
窗口
我们不可能比卡夫卡在他的《审判》中走得更远；他创造了极为无诗意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所谓“极为无诗意的世界”，我是指对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特性毫无位置的世界，人在其中只是外—人类力量——官僚主义、技术、历史——的一个工具。所谓“极为诗意的形象”，我是指：卡夫卡并没有改变这个世界的本质和它的非诗意特点，但却以他的巨大的诗人的奇想，改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个世界。
K完全被强加给他的审判的境况所吞没；没有任何一点时间去想任何别的事。但是，即使在这种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也还有一些窗口，它们突然地，只是在很短的时刻里，自己敞开了。他不能从这些窗口逃走；它们半开着，马上又关上；但是他至少在一个闪电式的空间里，看见了在外面的世界的诗，它不顾一切地存在着，好像一个永远在那里的可能性，并给他的走投无路者的生活带来一束银色的反光。
这些短暂的开放，比如说，是K的目光：他到了第一次人们召他出庭的小镇的街上。前一刻，他还为了准时到达而奔跑。现在他停了下来，他站在街上，有几秒钟忘记了审判，他看着他的周围：“差不多每个窗口都有人，穿着衬衫的男人胳膊支在窗台上，抽着烟，或抱着小孩倚在窗边，小心而温柔。别的窗户口放着一撂撂床单、被单和鸭绒被，顶上有时闪过一个女人蓬乱的头。”然后他走进院子。“离他不远处，一个男人坐在一只小箱子上，赤着脚，在读报纸；两个小男孩在一辆手拉车的两端荡悠着；在一个水泵前，一个身穿紧身睡衣的娇弱的少女站在那里瞧着K，她水罐里的水满了上来。”
这些句子让我想到福楼拜的描写：简洁，全部的视觉，细节的意义，其中没有一点儿是陈词滥调。这种描写的力量使人感到K是多么渴望真实，他是多么贪婪地饮着世界，而就在刚才一刻，这世界还由于对审判的担忧而变得黯淡。可惜，歇息是短暂的，接下来一刻，K来不及用眼睛去看穿紧身睡衣的少女的那个水罐里盛满了水：审判的急流重新卷走了他。
小说的几个色情场面也如同瞬时间敞开的窗户，极短的瞬间：K所遇到的女人只是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对他的审判有关：比如说，布尔斯特纳（BUBRSTNER）小姐，他的邻居，拘捕发生在她的房间里；K惊惶不安，给她讲述所发生的事，到最后，在门口，终于拥抱了她：“他拉住她，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然后吻她的脸，像一只饥渴的动物用舌头一下下去舔它终于发现的水泉。”我强调了“饥渴”这个词，它对失去正常生活的人颇有意义，那人只能在瞬间里与她交流，通过一个窗口。
在第一次审讯时，K作了一番报告，但他马上被一个奇怪的事件所干扰：大厅里有看门人的女人，一个长得丑而干瘦的大学生竟把她推倒在地，在旁听期间和她做爱。这种不相干的种种事件令人难以相信的遇合（卡夫卡式的、怪诞和非真实美妙无比的诗！），这又是一个新的窗向着远离审判的景色，向着人们给K剥夺的快活的粗俗、快活而粗俗的自由而敞开了。
这一卡夫卡式的诗让我从对立的方向想起另一部小说，它也是个关于被捕和审判的故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本几十年中作为反专制主义专业人员的长期参考书。在这部想作为一个想象中的专制社会的可怕画像的小说中，没有窗；那里，人们看不见少女和她的盛满水的水罐；这部小说严密地向诗关闭；小说？一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是清醒的、正确的，但是被它的小说的伪装所歪曲，这个伪装使得它不准确，只近乎大概。如果说小说的形式模糊了奥威尔的思想，反之，这个思想是否给了小说一些东西呢？它是否照亮了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没有：境况与人物在其中像一张告示一样平淡。那么它是否至少作为推广好的思想而有一定理由呢？也不是。因为被做成小说的思想不再作为思想而运行，而恰恰是作为小说，在《一九八四》中，它们是作为差的小说，带有一部劣质小说所能运用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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