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第1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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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
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
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
也干了，很不好意思。

　　《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
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
《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
，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
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
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父亲
移家到一所弄堂房子里。（我父亲对于“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惟有
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
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的
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
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

　　“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
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
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
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
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
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
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
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
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
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
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穷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
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
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
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
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干上，
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
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

　　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
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
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
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平
，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
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
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
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
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
得更槽，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
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

　　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洲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所以
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
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
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
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
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
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
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
：“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
，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到
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

　　“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
，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
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

　　“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
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
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呆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
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太丢我们
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
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　Ｎｉｃｈｏｌｓ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
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
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
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

　　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

　　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
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
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
棚可以踏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
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
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
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
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
？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
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
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候
，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
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
，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

　　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
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
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

　　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
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
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
鸟毛扇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
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
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
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
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
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
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
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
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天　才　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
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
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
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
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
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
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
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
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
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
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
，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
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
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
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
”，“黄昏”，“婉妙”，“ｓｐｌｅｎｄｏｕｒ”，“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因此常
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
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
，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
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

　　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
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
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